“社区对话”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与社区居民代表座谈、了解问题、沟通情况、现场或限期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是社区居民有效表达自己需求与困难的利益表达机制。目前，“社区对话”深受老百姓欢迎，在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得到了有效的推广。

一、“社区对话”的缘起

“社区对话”解决了居民的实际困难，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社区对话”到底是怎样缘起的呢？“社区对话”起源于“楚天金报”寻找新闻监督途径。

第一期“社区对话”创办于2003年夏天。“楚天金报”记者在社区采访的时候，经常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一些揪心事情：常四社区几百户居民长期不能饮用自来水；台北街一些夜市排档油烟扰民，虽然多次整治但是没有好转；南湖居民区出行难，10多年难以解决， 编辑部在收集到这些问题之后，认为要将其解决，不能通过简单地报道，而要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与居民之间沟通。2003年7月20日，经过编辑部运作，“楚天金报”邀请武汉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局有关领导到江汉区常青四院社区，就居民和社区群干反映的如何建立社区“883长效管理机制”问题，同居民代表面对面交谈，当场就做出四项承诺。会后，这四项承诺一一得以迅速的落实，如对话结束的第二天，即22日，汉兴街办事处就出资900元，买了两个垃圾捅，放在村民区附近。居民反映，自那以后，就再没有出现乱丢垃圾的情况了；对话结束的10天内，武汉市自来水公司下属的二次供水公司的技术人员，已经三次到常青五垸勘查，准备给常青五垸的居民安装一户一表。公司技术人员要回了当地的管网图纸，开始对这里的管网进行重新进行规划和预算。

这次策划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楚天金报的重要栏目——“社区对话”的正式启动。

此后，楚天金报编辑部先后在武汉市城区全面开展“社区对话”。在两年的时间里，共邀请武汉市8个城区的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和武汉市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40多期社区对话。在活动中，有近百名市、区领导干部，应楚天金报邀请，同社区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共解决了千余起居民关心的问题，近百万人成为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直接受益者。

二、“社区对话”的运作机制

1、“社区对话”议题的确定。“社区对话”的议题也就是居民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议题来源的方式多样，要么是居民直接向“楚天金报”反映，要么是居民向居委会反映；要么是居民向上级政府或职能部门反映，然后“楚天金报”和政府有关部门经过深入的调查分析，来确定对话的议题。议题一旦确定，在“社区对话”活动开展前公示于居民。

2、“社区对话”的参与主体

“社区对话”的参与主体包括其组织者和参与者，“社区对话”的组织者就是对话议题的确定者、对话活动开展的安排者。一般是区民政局、政府职能部门、街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根据需要，有时是某一部门组织，有时是多个部门联合组织。

“社区对话”的参与者也就是对话议题的利益相关者。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及负责人；一是社区居民代表，包括外来人口、下岗职工、残疾人、老年人等等；一是“楚天金报”有关人员。居民可以积极自愿的参与，但由于受时间以及地理空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目前每期“社区对话”，居民参与人数基本上保持在20人左右。

3、“社区对话”的运行程序。

对话开始后，首先主持人宣布对话的议题、规则，然后由居民围绕议题陈述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再由省、市、区或街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做出明确答复或投票表决，现场能答复的问题现场给予解决的方法，现场不能做出答复的问题，限期3天之内给予居民明确的答复；做出答复后，分别明确相关部门限期落实解决，并在居务公开栏公开承诺，使对话做到谋利于民，取信于民。

三、“社区对话”的功能

1、“社区对话”解决了居民各方面的难题。

“社区对话”创办以来，共进行了40多期，解决了上千个问题。对政府而言，是一种有效与居民沟通的新途径，对居民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利益表达机制，但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居民。

（1）据统计，“社区对话”从第一期（2003年7月）举办到2004年4月，共进行了24期，解决了104件居民急需解决的难题。其中解决问题最多的一期达10余件，平均每期为居民解决4.33件事情。

（2）“社区对话”的议题涉及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泥巴路改造、社区服务网点、噪声扰民、油烟扰民、治理乱收费、下岗职工再就业、拆迁户问题、农转非问题等、子女上学问题、未成年人网瘾、特困家庭问题（医疗、低保、社保、就业、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见表1）

       图表1：社区对话议题及解决情况

注：以上统计是“社区对话”第1到24期的情况

（3）“社区对话”照顾到了社区各个阶层的利益，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外来人口、残疾人、特困家庭等等。如第9期议题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第21 期则是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第22期则是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第23期则是残疾人就业问题，第24则是特困家庭问题（医疗、低保、社保、就业、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

（4）“社区对话”满足了各个年龄阶段居民的需求，如老年人服务问题（第15期），中年人则包括下岗再就业问题（第9、16、23期），工资拖欠问题（第21期）等等，青少年则涉及到外来子女上学问题（第17、22期）、学生健康度暑假问题（第19）、上网成瘾（第20期）等问题。

“社区对话”让政府办事方便了，居委会的工作减轻了，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居民，居民才是最大的实惠者。

2、“社区对话”完善了民主参与协商机制

单位制解体后，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社区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和单元，城市要发挥其功能，社区功能的发挥是基础，社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困难并为之提供服务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社区对话”就提供了这个平台。

“社区对话”能让政府与居民沟通。以前，居民有问题，无法向政府反映，因为居民见不到政府，即使居民费尽周折找到了政府，政府要么是摆官架子，要么是借口推脱，不能解决问题，导致政府与居民无法沟通，政府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居民不理解，也不配合，因此无法实施。“社区对话”让居民与政府直接的零距离的面对面交谈，居民反映问题，政府解答或做出承诺。

“社区对话”能让政府与居民有效的沟通，“社区对话”不是政府与居民间接的沟通，如通过电话、书函等方式；而是面对面的、直接的沟通，能吸取居民的意见与建议，有效地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总的来说，“社区对话”是居民民主参与、协商的新形式，是民主制度的创新。民主参与就是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表达需求，民主协商是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表达需求的数量质量。而“社区对话”正好是居民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的新形式，它让居民同市政府、区政府的直接接触，公开、公正地参与民主管理。以往群众看领导是“看背”，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投诉无门，市区级领导与群众距离太远。

3、“社区对话”保证了信息传递的真实性

以前，老百姓面对政府不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敢说实话，但为什么还有些信息失真。因为，群众呼声向上反映过程中，反映问题的层次、环节太多，到上面政府这一节信息就逐渐减弱，反映的问题变了样。同时，上面的政策在往下传达的过程中，你减一点，我减一点，信息不断衰减，结果老百姓不了解，造成了政府与居民沟通时矛盾重重。而“社区对话”，是政府与居民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政府当场拍板，政府当场解释党的政策，有效克服了信息传递“失真”问题。

4、“社区对话”减少了居民的“上访”

“社区对话”实际就是政府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看群众提出什么问题，怎样有效地解决。是政府直接的“下访”。因此是变“上访”为“下访”，减少了居民的“上访”。

汉阳区委宣传部部长李开洪说，“通过半年的努力，目前，汉阳区居民到省市政府上访的少了，各家媒体对汉阳的负面报道减少了。这证明对话收到实效：解决了百姓的实事，群众怨气少了”。

表面层次上看，是居民“上访”减少了，实质上，它是居民利益有了利益表达的途径。一般情况下，社会弱势群体较难保障自己的权益，目前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也较为欠缺，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又不足以满足居民表达的需求。“社区对话”让居民与政府面对面交流，使居民有了“话语权”的表达途径，从而减少了居民的“上访”。

5、“社区对话”使政府和媒体相互信任，

对于各职能部门的局长们来说，每次对话他们是当然的主角，对话的问题最终落到了他们的头上，需要他们解决。

最开始，政府职能部门很怕媒体，怕对话中群众提出问题，自己做出承诺但难以解决。在没形成对话机制之前，政府职能部门派专人翻报纸，媒体一旦报道涉及某个部门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就被动地去解决。

但通过对话以后，居民有了反映问题的渠道，各级职能部门能现场解决问题，这样他们就不会去找报社、去上访，把居民的问题解决在最基层，解决在社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也减少了。政府意识到“社区对话”真正做到了惠及于民，因此更加信任媒体。

6、“社区对话”是居民监督政府以及政府间相互监督的有效途径。“社区对话”不是在述职述廉，而是面对面的和群众对话，让政府有关部门当场做出承诺，并且保证切实有效的实施。一方面居民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政府做出了承诺是否得到了实施；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相互监督；再一方面政府各职能部门相互监督。

7、“社区对话”是政府职能高效发挥的新方式。投诉、信访……往往都是自下而上，政府不下到基层，就不了解群众的利益需求，就无法正确地找到解决居民困难的途径和方法；“社区对话”让领导干部及上级职能部门“下访”到基层，现场办公，直面群众疾苦。把一些老百姓痛心疾首的问题摆到了政府职能部门面前，当场来探讨，居民和政府共同协商，从而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目前，“社区对话”在武汉市及湖北省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其运行制度和机制也在不断的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