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端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的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社会工作，它的发展必然要求重新构造城市管理的微观社会基础，并改革传统的城市行政化管理体制。在历史的教训、现实的压力未来的挑战三重撞击下，社区自治的理念及行动方才浮出水面。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发展，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社区建设以及部分城市进行的社区自治的试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有些已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本文试图对以往研究的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介。

 一城市社区自治的引擎

    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断实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一切都是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自上而下推行体制改革的结果。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便成为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这是单位制理论的逻辑结论和核心命题。单位制理论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最早以单位为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是美国学者华尔德。他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单位依附关系理论”国内的学者在分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区建设的背景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时，将单位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引入到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造就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代表人物有路风、李汉林、李路路、孙立

平、李培林、杨晓敏、周翼虎等。单位制的解体为社区自治释放了自主活动的空间，复苏了人性中的个人意识，开启了个人本位的国家社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合而为一的国家吞没了社会或社会淹没于国家之中，堪称社会国家化的典范。社会国家化的实质是群体本位、国家至上。孙立平认为，在社会国家化的中国，国家控制着差不多所有的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并借助于这种垄断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并对之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到５０年代中后期，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１］。国家对城市社会的管理、控制和整合是通过单位制度完成的。李路路、李汉林认为，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与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各种利益，控制他们的社会行为^［２］。在单位制体制下国家通过资源垄断控制单位，单位通过资源垄断控制个人，从而形成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附与庇护关系。单位制造成了整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压抑了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泯灭了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衍生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社分开为社区自治创造了契机和激励。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权力行使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由人格化权威转为制度化权威，政府的权力在缩小，社会的权力在扩大，政府的权力逐渐纳入社会权力的制约之中，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被开辟被拓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甩掉了单位办社会的重负，将繁重的社会职能推向社会，沉入社区。其他如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也大都发生了以上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在城市造就了一个既与国家保持一定联系，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间社会。

二城市社区自治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

社区发展的动力既可来自政府，也可来自社会还可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围绕这三种取向，学术界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亦相应形成了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

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模式。朱健刚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已承担起一级行政政府的职能，却没有相应的行政权力授予，权责不一致限制了街道办事处在地区整合的能力。因此主张政府权力中心下移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大更实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比较直接具体，居委会虽然在法律上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它是被纳入到政府体系中的组织，其独立性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性都受到限制，城市社区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政化的共同体。同时他又认为，强化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正式行政权力网络，并不排斥社会中介组织构成的非正式权力网络，也不等于社区居委会可以取代同一层面的拥有决策权、议事权、监督权的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委员会，相反政府大力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成长，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在中国街区内部，国家与社会自治空间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有可能处于一种共生共长、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态势”^［３］。 

合作性或混合型的江汉模式。徐勇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实现完全自治是不可能的。一是在社区中，除了成熟的政府组织以及居民委员会外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参与度低。二是政府仍旧掌握着过多的资源，仍是社区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要让政府自己退出，将权力主动向社会分化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能走“政府资源与社区资源整合、行政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政府功能与社区功能互补”之路。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目标，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组织状态。

自治型沈阳模式。卢汉龙认为，“当社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为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时，当一个介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时，社区的管理将是一个自理与治理的过程，任何外力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同时他认为由于政府内部实行科层制因而多一级政府，就多一级管理成本，这种成本高于社区治理成本^［４］。”在这种模式下，社区自治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

  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群体本位主义即社会国家化，采用的是问题——应对思路，实用色彩浓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考虑，因而难以解决好社区发展的长久动力问题。但该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广为采用。自治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主义即国家社会化，采用的是挑战——终极回应思路，符合历史发展走向，但完全从西方的理论出发，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国情，自治的理想目标在目前依然缺乏推动的主体和资源。实际上自治型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主张政府行政权力退出，在实践中却又将政府作为预设的推动主体。但社区自治仍应成为我们坚持的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是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已经上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党和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政治高度。混合型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和自治型的折衷，在政府推动下培育社会，在社会发展下规范政府，价值取向是自治，政府的介入是必经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强大，政府最终淡出社区被组织让位于自组织。

 三社区自治的自治组织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自治的载体。在目前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居委会显然是实施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也是社区组织体系建设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其运作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社区居委会的建设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城市居民委员会最初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创造的产物。后经党和政府的推动，成为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一种制度选择。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居委会在实践中退化为“准政府组织”，成了政府的腿，在单位制

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处于虚拟化、边缘化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居委会的自治角色得以复归和张扬。在计划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合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是辖区中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全体居民的根本利益，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决定，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并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是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决策、决定，主持居委会的日常工作。

    在市场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模式。在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决策组织、执行组织、议事组织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的决策层，即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和维护居民的根本利益，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听取和审议社区居委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下一年的工作计划，推荐产生社区协商议事会人选，对社区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对居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执行层，即社区的办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接受其监督、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落实社区居民议会或社区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决议，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原则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办公经费和成员的工资福利由政府拨付。社区协商议事会是社区的议事层，主要由在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辖区内主要单位领导和知名人士、居民代表组成，工作是志愿性的、无报酬的。其主要职责是在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的协商、议事和民主监督职能。在虚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的决策机构、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和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的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产生，成员没有报酬，属志愿性质，主要职责是定期研究协商居民区的重大事项，在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指导和监督执行机构做好各项工作。社区工作站是社区的执行机构，社工由街道办事处招聘或推荐，工资由街道发放，向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议行分离”体制从社区内部制度保障角度解决了社区自治组织体制建设问题，恢复了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为顺利推进社区自治准备了组织基础。

四社区自治组织与党组织

    在社区组织网络中，党组织和居委会是最重要的组织。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社区党组织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当代中国政治无可回避的选择。问题不在于党组织是否介入，而在于怎样介入。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社区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在通常情况下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之间主要是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陈伟东认为，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关系既不同于农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更不同于街道党工委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行村民自治后由于受到过去从党支部———大队长——小队长这样垂直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路径影响，两者出现了权力争夺。城市社区没有这种历史传统，相反居民区的管理历来是以居民委员会的管理为主体。在许多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是交叉任职的，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权力矛盾，都是围绕居民区群众性工作而开展合作行为^［５］。正如林尚立所言：“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协调关系远比以权力为基础的指令性关系重要，两者只是工作的分工不同，而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之分”^［６］。说服与交流、合作与协商是社区党支部与居委会关系准则。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同属国家领域内部的政府组织，一党一政，组织结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式科层结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同属第三部门的社区组织，社区党支部不是城区党委的派出机构，也不是街道党工委的派出结构，当然其功能和街道党工委有别，它在社区中的领导功能主要是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在参与中从政治上、法律上把握自治的方向。社区居委会不是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是民间群众自治组织，它与社区党支部的关系不可能与街道和办事处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主要是相互支持、协商合作的关系，不应该等同于国家领域中的党政之间那种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五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组织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目前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自治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政府的强行介入是必需的，但政府的介入超出一定的限度又会破坏社区自治。林尚立认为：“行政权力延伸的程度与居民区自治程度成反比关系。即行政干预越深，居民区的自治水平越低。政权力量的调控对居委会的行政权力干预，前提是居委会本身自治功能不足，但是行政权力干预反而强化了这一状况”^［７］。自治功能不足——政府强行介入——更进一步的依赖便成为难以跳出的怪圈。因此确立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便成为社区自治的核心。学者们认为，各地在实践基础上摸索出的“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财力下沉、人员下派”的改革举措存在一个致命的不足，即没有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厘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且这些制度设计随意性强、规范性弱。针对这一问题陈伟东、唐亚林提出了较好的思路。陈伟东认为在社区治理上防止政府越权，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系统内部的功能和边界，明确社区自治权，建立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协商机制。他认为我国政府系统内部在功能上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区外政府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主要功能是建立宪法制度即为各类组织制定集体选择的游戏规则。二是社区外政府指导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其主要功能是应用宪法制度制定地方性、行业性的集体选择规则，并指导社区利益相关者建立民主协商制度。三是社区内政府服务机构（直接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其主要功能是直接在社区开展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居民一道共同建立集体操作规则，合作治理社区事务，共同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社区自治权包括社区工作者人事任免权、财产财务自治权、教育自治权、社区管理自治权、服务自治权、协管自治权等。唐亚林认为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是防止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社区自治组织既不错位又不失位的制度保证。其一加快修订《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在法律上对城市社区的性质、地位、任务、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等进行重新定位，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协助完成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各项工作这一问题上作出具体规定，即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委托城市社区完成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两者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其二合理界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把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还给社区，不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不得向社区延伸，可以采用列表的方式把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列举出来。其三实行准入制度，即对确实因工作需要而进入社区的部门、单位、工作任务实行审批制度，并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支付报酬。

六社区自治的内涵和定位

什么是社区自治，社区能不能自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关于什么是社区自治，学术界有三种看法。一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管理之外的社会自治，由桑玉成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事务”^［８］。此观点强调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反对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理论上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社区自治组织主体之间如何协调权力关系以防止冲突，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自组织协调还是被组织协调。实际上不要政府管理的自治在弱社会小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二是社区自治就是地方自治，由丁超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地方自治就是地方政府，社区自治就是社区政府。他们主张在街道或坊这样的法定社区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社区政府和社区议会。这种观点符合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方向，但在目前尚缺乏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三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由陈伟东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简单割裂或冲突，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管理，而应该作如下界定：所谓城市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９］。此观点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又不违背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

    关于社区定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徐晓军在城市社区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新兴的住宅小区上。新兴住宅小区已经阶层化或正在走向阶层化，同质性强，用费孝通的话讲是熟悉社会，容易培养认同感、归属感。阶层型社区具备社区自治的基础^［１０］。陈伟东等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居委会辖区的规模上，在这一范围内便于资源整合。朱健刚、丁超等认为应将社区自治定位在街道办事处层面上，空间太小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基础设施，不利于人们的交往，无法形成社区认同感。

 七城市社区自治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视角上看，目前社区自治研究文献大都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也即是说，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组织理论、转型理论，政治学的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分析审视发生在我国城市社区这一代表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符合人性需求的政治现象。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系统阐释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最终走向社区自治的动力、社区自治的机理机制及实践模式的文献则显得不够。以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石亚兰］

参考文献：

［１］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Ｊ］．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２）．

［２］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的依赖结构［Ｊ］．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４）．

［３］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Ｊ］．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７，（４）：４２－５３．

［４］卢汉龙．从党政管理到社区管理［Ｃ］．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模式讨论会．２００２．１１．２９－３０．１２．１３．

［５］［９］陈伟东．社区自治［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６．１５６．

［６］［７］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３．５１．

［８］桑玉成．从五里堡街道看城市社区管理的体制建设［Ｊ］．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２，（２）：４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