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目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普遍存在高迁入率、贫穷和贫民窟现象(Brockerhoff andBrennan, 1998; Costel2lo , 1987; Tangr , 1968) 。联合国人口司(2001)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正高速城市化。由于不断增长的乡城人口迁移和高生育率,未来30年95%的世界人口增长将发生在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将由2000年的20亿上升到2030年的约35亿。贫困人口的重心也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即出现所谓的贫困人口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贫困、资源匮乏导致城市贫民窟的扩张。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关于城市贫民窟的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题目 (Anderson , 1928;Protes , 1972; Ulack , 1976 and 1978; Peattie and Aldret - Haas, 1981) 。有的学者(如 Richardson , 1977; LaGreca , 1977)指出 ,贫民窟通常是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第一个目的地 ,认为选择居住贫民窟是这些迁移人口的理性行为(Portes, 1972; Ulack 1976) ,因为 ,新近流向城市的农民多数缺乏培训和技术 ,很难马上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其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往往遭到当地人的歧视 ,难以融入城市社区 ,只好聚集在贫民窟(Davis, 1975) 。而且 ,贫民窟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 ,它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调整和适应的场所(Abu - Lughod , 1961) 。总而言之 ,多数学者认为 ,贫民窟扩张是不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总结出两个论断:(1)贫民窟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的后果;迁移速度越快 ,贫民窟越普遍;(2)多数乡城迁移人口首先流入贫民窟 ,因此其住房状况比当地城市居民差。这两个论断在不少研究中得到证实 ,已成为不发达地区城市化和迁移研究的重要前提。

然而 ,也有少数研究得到不同的结论。比如 ,对马尼拉迁移人口与当地居民住房状况对比的一项研究指出 ,迁移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并不比当地居民高(Hendershort , 1978) 。另一项在菲律宾的中等城市 Cagayan de Oro 的研究也显示 ,新近流向该市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聚集在或隔离在贫民窟社区(Costello , 1987) 。但这两项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正如其文章作者所指出的 ,它们只代表特殊个案 ,其结论不一定适合其它地区。例如 ,Cagayan de Oro 的乡城迁移人口有很高比例的年轻女子 ,在当地居民家中充当佣人 ,或投宿在亲戚家中;而马尼拉研究中所采用的住房质量定量指标也存在一定问题 ,而且样本的代表性不好。尽管如此 ,这些个案研究的结果表明 ,被广泛认同的所谓“乡城迁移人口导致贫民窟扩张”的理论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近几年 ,有些学者对我国乡城迁移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不平等问题在不断加剧(Logan , Bian and Bian , 1999) ,流向城镇的农村人口被隔离在居住条件恶劣的区域 (Ma and Xiang, 1998; Huang, 2003) 。但另一些人指出 ,临时居处(如棚户)不是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可行方案 ,因为在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Wu , 2002; Wang,2001) 。应该指出的是 ,这些研究都只建立在对某个或某几个城市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很难推论到全国。最近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地区差别明显(翟振武、张岩 , 2003) , 流动人口不一定住在条件差的地方 (蒋耒文、庞丽华 , 2003) 。因此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流动人口在城镇如何居住 ? (2)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是否不同 ? (3)为什么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优于城镇当地居民 ?

要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 ,首先应该理解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许多学者指出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 ,我国直到 2000 年以前 ,市场因素在人们的住房选择中作用有限 ,独特的制度环境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 (Wu and Treiman , 2003) 。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 ,迁移流动人口经常被区分为变更户口地点的迁移人口和不改变户口地点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多数拥有城镇户口 ,因为分配工作、工作调动、以及婚姻或其他家庭原因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变更居住地。而自发流向城镇的农村人口一般都是流动人口。因此我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流动人口 ,并将他们的居住条件与城镇当地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进行比较。

2研究背景

2.1城市化和流动人口

过去20 年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 ,通过小城镇建设、撤县建市、允许农民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等多种措施 ,促进城镇化的进程。我国城镇人口的比例由1978 年的 17.5 %上升到 1990 年的 26.4 %、2000年的36.6 %、以及2002 年的39.9 %。从1980 年代开始 ,户籍制度对人们居住地和迁移流动的约束逐渐削弱 ,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11 %以上的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至少半年以上而成为流动人口。如果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也统计在内 ,这个比例将要大得多。在所有流动人口中 ,41.4 %在当地已经居住了 5 年以上;那些在当地居住不满5 年的流动人口中 ,有50 %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31 %在城市之间流动 ,16 %在农村之间流动 ,只有3.5 %由城市流向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户籍制度的改革 ,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也遇到一些困难 ,可以预计户籍制度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继续影响人们在包括住房选择内的多方面的决策。

同时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划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在 2010 年达到 45 %,2020 年达到 50 %,2050年达到约70 % (邱晓华 , 2003) 。新近公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市长协会 ,2004)强调大城市和“首位城市”的重要性 ,建议加强大城市群的建设。因此 ,可以预计未来 50 年将是我国加速城市化的时期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数量将进一步加大。

2.2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1978年以来我国所展开的一系列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其中首先在城镇开始的就是住房市场化和商品化改革 ,试图通过市场化和商品化 ,解决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推动经济发展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1)以补贴价格鼓励居民购买所居住的公房;(2)允许居民在城郊开发区自己建房;(3)建设商品房满足高收入家庭的需要;(4)建设经济适用房面向中低收入家庭;(5)为经济困难家庭提供廉租房;(6) 逐步放开对租售原公有住房的限制 ,培育二手房市场。高速经济增长和住房制度改革使我国的住房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功 ,1980～2000 年新完工的住房面积达到46 亿平方米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 年的3.6 平方米增加到2000 年的约10 平方米 ,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由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不到 20 %显著增加到 2000 年的 73 %(其中市为 72 %,镇为78 %) 。

然而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基本上没有考虑流动人口的利益。受户口的限制 ,流动人口理论上被排除在公房租售和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外 ,也无法获得土地自建房屋 ,唯一的可能是从市场上租用或购买商品房。部分城市希望通过鼓励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吸引投资 ,少数流动人口通过购买商品房获得城市蓝印户口 ,得以享受部分城市福利。但这种政策只适用于少部分高收入者 ,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可望而不可及。许多流动人口把在城镇的生活看作权宜之计 ,想方设法降低生活支出 ,经常在城郊合租廉价房。一些城郊农村吸引了大批流动人口居住 ,形成流动人口聚集地 ,如在北京有所谓“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面对这种分割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住房机会 ,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影响了他们的住房状况。

3数据和指标

3.1数据

本研究主要采用2000 年人口普查 0195 ‰家庭户抽样数据进行分析。2000 年人口普查首次包含了家庭户住房状况的问题 ,为有关居民住房的研究提供了权威资料。但这套数据不包含集体户的住房信息 ,同时普查中把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下的人口不统计为流动人口 ,限制了对短期流动人口的分析。为了弥补这个缺陷 ,本研究还采用了 1997 年北京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这项调查包括所有在北京停留3 天以上居住在集体户和家庭户的流动人口 ,还包含了流动人口住房类型的问题。另外 ,1997年北京流动人口调查只涉及到流动人口 ,而 2000 年的人口普查包括城镇总人口 ,因此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城镇非流迁人口、迁移人口(在普查前5 年内改变过户口所在地的)和流动人口(不改变户口所在地 ,并在2000 年11 月1 日之前已经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 。我们将迁移和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与城镇非流迁人口比较 ,以分析流动对住房选择的影响;将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与迁移和非流迁人口比较 ,以分析户口性质对住房选择的作用。

3.2指标

衡量住房状况的指标通常可以按照住房的可获性、可支付性、以及社区环境来定义 (Lawrence ,1995) ,但它经常随研究区域和时期的特点而变化 (Wu , 2002) ,还受到数据情况的影响。例如 ,联合国人类居处署(UN - HABITAT) (2003)在评价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发生率时采用了五个指标(生活用水、①卫生设施、住房面积、住房持久性、安全使用期 ) ,但由于数据的限制后三项指标在多数发展中国家②(包括中国)都不适用。已有的中国城市住房状况研究(Wu , 2002; Logan , Bian and Bian , 1999)多数采用生活用水、厕所、厨房、燃料等变量建构住房质量的定性指数。在本研究中 ,我们考虑与住房特征关系密切的以下4 个指数:

(1)住房拥有指数:拥有或租住、住房来源和费用;(2)拥挤指数:人均房间数和建筑面积、住房结构;(3)不受干扰指数:是否与其他户共用一套房(0 =是 ,1 =否) 、住房的功能(0 =兼具生活、生产和经营用途 ,1 =生活用房) ,其取值范围从 0 到 2;(4)住房设施指数 ,涉及 6 个变量:自来水(1 = 无 ,2 =有) 、厕所(1 =无 ,2 =公用的其他类型 ,3 =公用的抽水式厕所 ,4 =独立使用其他类型 ,5 =独立使用抽水式厕所) 、厨房(1 =无 ,215 =公用厨房 ,5 =独立使用厨房) 、洗浴设施(1 =无 ,2 =其它 ,3 =统一供热水 ,4 =自装热水器) 、建筑材料(1 =其他 ,2 =木、竹、草 ,3 =砖石 ,4 =钢筋混凝土) 、炊事燃料(1 =柴草或其它 ,2 =煤 ,4 =电或燃气) 。其中前3 项指标代表了住房的基本条件 ,因而权重略大于后3 项指标。其取值范围从5 到29。

由于社区环境的指标无法获得 ,因此无法检验关于流动人口空间上的棚户区集聚的假设。但在一般情况下 ,住房设施与社区环境密切相关。

为了检验有关贫民窟发生率的假设 ,我们采用UN - HABITAT(2003 ,第7 页)对贫民窟的定义“…贫民窟代表了旧的、退化的和缺乏基本服务设施的住宅建筑...”“贫民窟这个术语包含传统的意思, ,即那些曾经有名望的令人羡慕的但后来退化了的居住区 ,这些旧住宅的条件已经衰败 ,原先的住户已经搬出 ,逐渐被低收入群体替代”。根据这一定义 ,可以区分贫民窟与棚户区 ,后者指在城市外围的非建成区自发形成的居处。自发占地建棚户在中国城镇是不允许的 ,棚户区在中国很少。本研究中 , 我们采用UN - HABITAT对中国贫民窟的定义 ,将城镇地区没有自来水或厕所的住房归为贫民窟。

4住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对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 68.1 %的居民为当地非流迁人口 ,7.3 %是迁移人口 ,24.6 %为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 ,54 %是农业户口 ,46 %持有非农业户口;约 40 %的流动人口在现驻地已经居住了5 年以上。在近5 年迁入的流动人口中 ,61 %来自农村地区 ,39 %从其他城镇地区迁入。从此可以看出 ,过去20 年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 ,而且流动人口的特征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4.1集体户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

根据2000 年人口普查 ,所有城镇人口中有92.3 %居住在家庭户中 ,7.7 %居住在集体户中。分别考察不同类型城镇人口 ,只有0.6 %的当地非流迁人口住在集体户中 ,28.8 %迁移人口属于集体户 ,而流动人口中集体户的比例(21.3 %)高于非流迁人口 ,但低于迁移人口。迁移人口中集体户比例较大主要是因为大量迁移人口是年轻学生和新的高校毕业生 ,多数住在学校或单位提供的宿舍中。虽然2000 年的普查没有提供集体户的住房信息 ,但这些迁移人口集体宿舍的住房一般都有合适的设施。然而 ,流动人口集体户的住房状况则很不一样 ,需要仔细的分析。

本研究运用1997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资料,为分析我国流动人口集体户的住房状况提供参考。在该项调查的230万流动人口中,97.7%至少在北京停留了1 个月,72%居住了半年以上,53%居住了1 年以上,更有12%的流动人口居住了5年以上。如果北京的情况适用于全国城镇,2000年只把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登记为流动人口,可能低估流动人口比例30%。然而这种估计不准确,因为北京市的特殊地位使得该市吸引了大批短期流入者,再则,北京市实行更加严格的户籍政策,限制流动人口的滞留时间,因此只有12%的流动人口在北京居住了5 年以上,而2000 年普查全国城镇的这一指标达到38.7%。而且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有高达57%的居住在集体户中,这也反映了他们停留时间较短的情况。

统计分析表明 ,北京集体户中的流动人口有42 %住在单位宿舍、22 %租房、约30 %住在工地上(见表1) 。与家庭户中的流动人口相比 ,集体户流动人口集中住在单位宿舍或工地上。尽管没有进一步的住房信息 ,但根据有关研究结果(如 Wang, 2000; Wu , 2002; Jiang and Kuijsten 2003) , 为流动人口提供的集体宿舍设施简单 ,远不如迁移人口集体宿舍的条件 ,而在工地等工作场所居住设施更是简陋 ,往往只提供有限的睡觉的空间。因此 ,集体户流动人口住房条件明显比家庭户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差。在下面的讨论中 ,我们着重分析家庭户中的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

4.2住房拥有率

2000 年人口普查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73 %,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不包括集体户的人口 ,家庭户成员的住房拥有率更高达 78 %(见表 2) 。对住房来源的分析显示 ,自建房是城镇居民拥有住房最重要的方式 ,占总来源的 41 %,其次是购买公房(占 23 %) 、租用公房(占 12 %) 。尽管政府极力推行住房市场化 ,但通过市场租用或购买商品房的很少 ,合计只占 14 %,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也只占6 %。显然中国住房市场化还处于早期阶段。

与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低得多(见表 1) ,36.5 %的流动人口租房住 ,而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的相应比例分别只有 11.9 %和 19.6 %;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的住房来源比预期的要更具多元性 ,尽管他们租、买商品房的比例较高 ,但也有 17.8 %的流动人口租用公房 ,17.4 %的购买了公房 ,6.6 %的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理论上 ,流动人口无法获得后三类住房。

考虑到流动人口并不一定独自居住 ,他们获得某些住房可能是因为与有资格获得那些住房的非流迁人口或迁移人口住在一起 ,因此我们进一步把流动人口按照其户主的户口特征分为三类: (1) 住在非流迁人口为户主的家庭户;(2) 住在以迁移人口为户主的家庭户;(3) 住在以流动人口为户主的家庭户。尽管以流动人口为户主的家庭户也可能包括非流动人口 ,但这种情况不多见 ,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为户主的家庭户看作纯粹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分析结果表明 ,纯流动人口家庭户的住房来源分布与所有包括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并无显著差别(见表 2)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 ,经过 20 年的经济改革 ,户口特征对住房可获性的限制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实际上 ,不少为国营企业工作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企业提供的住房 ,一些国营企业更把流动人口租住的房屋出售给他们,还有的流动人口设法从房管部门租到旧的公房。另外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愿意帮助流动人口购买经济适用房。尽管二手房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 ,许多当地居民搬到新买或新建的住房 ,而把原来住的公房租给流动人口。

在购买或租用房屋时 ,流动人口通常要支付比非流动人口高得多的费用(见表 2) ,只有不到 1/3的流动人口交低租金(低于100 元) , 而90 %的非流迁人口和80 %的迁移人口付低租金。在购买和自建房屋的费用方面 ,流动人口支付的费用也高于非流迁人口 ,但低于迁移人口。房价和租金应该与住房品质有关 ,但许多证据表明 ,在获得同等品质住房时流动人口支付的费用明显较高 ,因为非流动人口获得许多政府优惠补贴 ,而流动人口经常还要在租或买房时支付额外的管理费等。

4.3住房条件

通过对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分析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挤指数、不受干扰指数和设施指数三个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 ,远远落后。例如: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家庭没有淋浴和洗澡设施 ,40 %的家庭没有抽油烟机 ,1/4 的家庭没有厕所 ,20 %多还用不上自来水。

4.3.1住房拥挤指数

无论是和非流动人口住在一起 ,还是单独居住 ,流动人口的人均房间数和人均建筑面积都明显较小 (见表3) 。从住房类型来看 ,非流迁人口更多地居在平房或低层楼房中 ,而迁移人口则大部分住在楼房中 ,这反映出中国城镇加快住房建设、旧房搬迁改造的现状。多数新建住房都为多层或高层建筑 ,许多居民离开原来的街道或城镇搬进新居 ,成为迁移人口 ,而那些非流迁的城镇居民或正等待旧房改造、或正设法购买新房 ,因此 ,迁移人口比非流迁人口平均拥有更多的房间数和更大的建筑面积。而流动人口的情况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一方面 ,作为新来者 ,可能选择居住新建的楼房;另一方面 ,不确定的户口状态以及不稳定的就业和经济条件促使他们在老的居民区寻找便宜的旧房子 ,取代那些已经搬进新居的老居民。

4.3.2不受干扰指数

流动人口往往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 ,其不受干扰指数最差 ,与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经常和其他住户共用一套房(见表 3) 。还有的流动人口就住在工作地点 ,如餐馆、医院病房等。一项在北京的研究表明 ,许多流动人口把他们的住所用作商业目的(Ma 和 Xiang, 1998) 。ANOVA 分析表明流动人口住房的不受干扰指数明显低于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 p <01001) 。

4.3.3住房设施指数

尽管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挤指数和不受干扰指数都较差 ,但其住房设施并不比非迁移人口差(见表3) 。迁移人口的住房设施最好 ,但流动人口的一些住房设施指数好于非流迁人口。与非流迁人口相比 ,尽管流动人口的厨房条件较差且没有厕所的比例高一些 ,但是流动人口更多的用上了自来水 ,有较好的洗浴设施 ,更有可能用抽油烟机 ,并且住房建筑材料更好。如果按照户主的不同户口特征把流动人口分为不同家庭类型 ,这种模式更加明显。通过对综合住房设施指数的比较表明 ,住房设施最好的是迁移人口 ,最差的是非流迁人口 ,而流动人口居于二者之间。根据户主户口特征进行分类 ,流动人口内部的住房设施指数有所不同 ,与迁移人口住在一起的流动人口拥有更好的住房设施。

4.3.4贫民窟发生率

采用UN - HABITAT (2003)的方法和定义 ,我们把那些没有自来水、没有单独或邻居共用的卫生间的家庭户计为贫民窟住户。分析结果表明 ,2000年我国1/3 的城镇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见表3) 。这个数字接近但略低于UN - HABITAT在2001 年的估算(37.8 %) 。其中流动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是25.5 %, 远低于非流迁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39 %) ,而迁移人口的贫民窟发生率 12.3 %是最低的;把流动人口按照户主的户口特征进行细分 ,那些纯粹流动人口家庭户的贫民窟发生率升至33.6 %,但仍然低于非流迁人口的贫民窟发生率。

基于以上讨论 ,可以看到:一方面 ,与迁移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居住在一个更加拥挤的环境中 ,更要忍受其他人的干扰;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比非流迁人口平均而言拥有较好的住房设施以及较低的贫民窟发生率。因此 ,在中国城镇 ,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不一定最差。

迁移人口所有的住房指数都最高 ,而且流动人口的居住设施也要好于非流迁人口 ,似乎应该得出“迁移流动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的结论。同时 ,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远不如迁移人口的事实 ,也意味着户口特征对流迁者的住房选择有显著的影响。进入新的城镇地区 ,是否拥有当地户口关系到流迁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住房、获得住房的成本、以及住房选择中的不确定性。因此 ,是否有当地户口在影响流迁者住房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要考虑户口的地点之外 ,我国的户籍制度更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这种划分使非农业户口持有者可以享受13 类农业户口持有者不能获得的社会福利(Jiang and Kuijsten ,2003) 。虽然上个世纪80 年代的经济改革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 ,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严重忽视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Li and Yue ,2004) 。许多城郊农业户居民 ,在城市经济向农村扩展的过程中 ,其土地不断被蚕食 ,其居处被纳入建成区 ,但他们的农业户口地位并没有相应改变 ,仍然不能享受为非农业户口设计的社会福利 ,其住房设施也不能像非农户居民那样得到快速的改善。相反 ,许多郊区村民为了获得收入往往把住房的一部分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口 ,而他们却不得不拥挤在剩下的未出租的房子中 ,其住房条件反而是更加恶化了(Ma and Xiang, 1998) 。因此 ,在比较城镇人口的住房条件时 ,有必要对非流迁人口进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

此外 ,在研究城市化对住房条件的影响时 ,也有必要把流动人口进行农业户和非农户的区分 ,因为前者通常是从农村流向城镇 ,后者则多为在城镇之间流动。非农户流动人口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企业下岗职工 ,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做生意离开自己的城市或街道;(2)部分专业人员 ,在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地区或城市拥有较好的职位但不愿意或不能改变他们的户口;(3)大学毕业生 ,对所分配的工作或工作地点不满意 ,而情愿呆在更加适合或舒适的地方生活。因此 ,非农户口流动人口和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农业户流动人口有着很大的不同。

考虑到户口特征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当地或外地 ,非农业或农业) ,本文把城镇人口进一步划分为五个群体:非农户非流迁人口、迁移人口、非农户流动人口、农业户非流迁人口和农业户流动人口。五个城镇人口群体住房状况的对比分析结果(见表4)中可以看出 ,城镇人口中农业户和非农户的住房状况有着显著的差异:非农户非流迁人口的住房明显好于农业户非流迁人口 ,非农户流动人口要远好于农业户流动人口。尽管农业户非流迁人口的住房建筑面积最大 ,但其住房设施最差 ,而且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也最高。通过对当地或外地户口特征的分析发现 ,农业户流动人口的人均建筑面积比农业户非流迁人口小 ,但他们的住房设施指数明显较高。此外 ,迁移人口的住房条件最好 ,而且非农户流动人口比非农户非流迁人口的住房条件好 ,因此 ,迁移流动对住房状况的影响要比我们上面通过分析得到的结果更为复杂。为了进一步理解决定城镇人口特别是城镇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4.4住房条件的决定因素

我们选择住房条件指数中变化最大、差异最显著的贫民窟发生率作为逻辑斯蒂回归方程的因变量 ,构建了三个回归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 ,包括所有的城镇人口;在第二个模型中 ,包括所有的流动人口;在第三个模型中 ,只考虑持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自变量包括:(1)户口类型(农业或非农业) ;(2)户口地点(当地或外地) ;(3)城镇类型(市或镇) ;(4)迁入时间;(5)迁移原因;(6)职业;(7)受教育程度;(8)年龄;(9)家庭结构。

在考虑所有城镇人口的第一个模型中 ,户口类型显著影响贫民窟的发生率 ,农业户口持有者更可能居住在贫民窟内(见表5) ;在第二个包括所有流动人口的模型中 ,户口类型的影响力大大的减小了 ,这意味着 ,因为没有当地户口 ,非农户流动人口至少丧失了对农业户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上的优势地位。然而 ,非农户流动人口仍然享有比农业户流动人口更好的住房条件 ,原因可能包括:(1)以前的生活经历使非农户流动人口会寻找和流动前接近的住房条件;(2)非农户流动人口有更高的收入和个人储蓄,并可能得到家庭的资助,而多数的农业户流动人口通常需要存钱寄给仍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

在控制了其他的变量之后 ,尽管农业户流动人口的贫民窟发生率稍高一些 ,但迁移或流动状态本身对贫民窟发生率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此外 ,对流迁原因的影响分析表明 ,因为务工经商而流迁的人群居住在贫民窟的可能性要小于非务工经商的流迁人群 ,而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 ,从而迁移流动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住房条件。另外 ,房屋拆迁改造导致的迁移对改善住房状况有非常强烈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中国城镇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 ,17 %的流迁者(27 %的迁移人口和13 %的流动人口)因为旧房拆迁改造而迁移流动 ,大多数流迁者通过搬迁提高了住房水平 ,其对贫民窟发生率的作用在三个模型中都得到了反映。

城镇类型对贫民窟的发生率也有影响 ,城市居民的住房设施优于城镇居民 ,因为前者可以从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中受益。但这种影响力在流动人口中削弱了 ,而且 ,回归系数的方向在第三个模型中更发生了变化。因此 ,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户流动人口并不像具有当地户口的居民那样 ,可以从城市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建设投资中直接受益。

在现驻地居住的时间长短对贫民窟发生率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 ,居住的时间越长 ,住房条件越差。对持当地户口的居民来说 ,许多人受益于当前大规模的城市住房建设 ,通过搬迁改善了住房设施 ,其住房条件优于那些没有搬迁的居民。而对流动人口来说 ,迁入城镇越早的 ,贫民窟发生率越大 ,这就否定了前文提到的“乡城迁移人口首先住进棚户区 ,在安定之后逐渐改善住房条件”的假设。我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菲律宾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Hendershort ,1978;Costello ,1987) ,即乡城迁移者的住房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呈下降趋势。在菲律宾的研究中发现 ,许多乡城迁移者开始寄居在亲戚家或住在雇佣她们的主人家中 ,因此有相对较好的住房条件;当他们在对城市有更多了解和获得稳定收入后 ,往往会从亲戚或雇主家中搬出 ,租或建造自己的住房 ,这些住房通常要比原先亲戚或雇主的房子差许多。这种解释也可以用来分析我国部分流动人口的情况。此外,这种住房条件的变化还反映了流动人口生命周期和家庭结构变化的过程。多数流动人口是未婚的年轻人 ,即使那些已婚的 ,开始也多是独自一人流入城镇 ,一般首先选择住在离上班比较近的城内 ,那里的住房设施相对较好 ,等到结婚或家庭团聚后 ,生活支出增加、住房面积需求增大 ,往往以住房设施的降低为代价 ,在城郊寻找便宜且较大的住房。我们对家庭结构因素的回归分析支持了这种解释 ,从表 5 可以看到 ,在流动人口当中 ,单人户居住在贫民窟的可能性最低 ,而夫妇二人户和两代户家庭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较高。

年龄的影响在三个模型当中很不一样。在第一个包括所有城镇人口的模型中 ,老年人的住房设施比年轻人的好 ,这除了经济积累的差别外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按职工年、资福利分房有关 ,年长者在购或租房时获得较好的待遇和更多的补贴 ,而多数年轻人不能享受公房 ,只能租或买便宜但设施较差的住房。然而在流动人口中 ,年龄对住房条件的影响削弱了 ,而且年龄的影响在农业户流动人口中的方向更发生了变化 ,年轻人贫民窟的发生率小于老年人。这可能与上文提到的现象有关:年青未婚的流动人口多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内部,而年长的流动人口多住在郊区面积较大、设施较差的住房中。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在三个模型中都显示出非常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 ,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越低。以这两个变量表征个人能力和收入水平 ,可以得出 ,即使在市场因素受制度安排得限制而遭到削弱的情况下 ,经济因素仍然对住房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也得到其他学者支持(如Lo2gan ,Bian 和Bian ,2000) 。还应注意的是 ,掌握资源分配权利的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拥有最好的住房条件 ,同时那些直接为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服务的、与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最接近的办事员也享有比专业技术人员更好的住房设施。这种影响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存在。但在农业户流动人口中 ,办事员与专业技术人员贫民窟发生率的差别非常小 ,这意味着制度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农业户流动人口中被大大地削弱了。

5结论和讨论

我国目前庞大的流动人口是高速经济发展、加速的城市化、区域收入差距扩大、户籍制度以及其他过时的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产物。虽然流动人口的出现增强了社会活力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 ,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遇到了许多难题 ,其中住房问题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本研究表明 ,城镇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在住房方面需要付出比当地居民更高的代价 ,其住房面积小 ,而且集体户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很差 ,农业户口性质对贫民窟居住发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指出 ,尽管乡城流动人口在当前城镇住房制度下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他们在城镇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贫民窟的扩大。事实上 ,与城镇非流迁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拥有更好的住房设施和较低的贫民窟发生率:非农户流动人口享有比非农户非流迁人口更好的住房设施 ,农业户流动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低于农业户非流迁人口。这表明 ,迁移流动成为人们提高住房水平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外 ,本文的分析也否定了“乡城迁移人口多数首先选择居住在贫民窟”的假设 ,与此相反 ,我国新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那些较早迁入城镇的流动人口享有更好的住房设施。因此 ,对在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条件下的流动迁移者来说 ,居住在贫民窟或棚户区并不是他们不可避免的选择。

我国流动人口贫民窟的低发生率反映了中国城镇贫民窟和棚户区不普遍的现实 ,这应该与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有关。还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传统亲缘网络和地缘纽带的影响 ,认为流迁者从定居在城镇的亲戚或老乡那里得到住房帮助。然而 ,我们的分析表明 ,亲友的帮助不很重要 ,只有很少部分的流动人口与亲友住在一起。我们认为 ,我国城镇较低的贫民窟发生率与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制度基础上建立的规章关系密切。我国城镇长期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使公安和民政部门有权拘留或者遣送任何没有本地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正常收入、或者没有正式住所的人 ,迫使流动人口在到达城镇之前或者在到达之后马上找到工作 ,进行暂住人口登记 ,并找到正式的居所。没有工作或住房 ,将很难在城镇生存。而且 ,当城镇地区经济萎缩时 ,流动人口往往最先被解雇 ,并被逐出城镇(Jiang Kuijsten ,2003) ,拘留和驱逐是强制性的 ,有时甚至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 ,流动人口不会导致贫民窟和棚户的扩大。收容遣送制度受到社会的广泛批评 ,最终在2003 年被《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所取代。这种政策的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城镇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和贫民窟发生率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应该肯定的是 ,对贫民窟的控制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