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落自治：破解社区参与难题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  武汉 400079）

“今年院落里关于团年饭的事怎么还没有动静？不知道今年在院落里还吃不吃团年饭？今年要是吃团年饭，我愿意比去年多出一倍，掏50元”，这是离过年还较早的一个晚上，肖家社区肖家院的居民们在院落里活动时的议论。

71岁的肖家院自管小组组长喻景慧老人高兴地给笔者盘点着发生在院落里的点点滴滴，她告诉笔者，院落里这种团结向上的和谐氛围已经不足为奇了。为深入了解肖家院院落管理模式，正值武汉市委、市政府向肖家院颁发“五好文明门栋”的时候，笔者再次通过座谈、专访、问卷调查、文献查阅、实地考察等方式对院落自治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公共安全的需求——院落自治的缘起

肖家院是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肖家社区的一个居民小组，地处武汉市六渡桥三民路闹市中心，院落居住着54户居民，约300人；其中外来人口10多户，30多人。从房屋产权来看，大多属于私房，夹杂着部分公房和十几户租房；从住房结构来看，都是1-4层旧居住房，构造比较复杂，总体居住条件差。从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看，享受低保的3户，退休的10几户，大部分还比较富裕；从居民的户籍来看，65.91%的居民户口在本社区。肖家院地理上呈四合院形状，中间有110平方米的空间，武汉人称之为“天井”。院落前后各开一个小门，前门临街，沿街有很多店面；后门朝里，有一条小道通往社区其它居民小组。

院落自治源于2003年的前后门安装，由于地处三民路闹市中心，而且前门临街，经常有小偷偷了东西，从前门窜到院落里躲藏，安全隐患很多。由于院落相对封闭，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很多居民建议，前后门各安一扇铁门，小偷就不方便出入。院落有两位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愈景慧、陶守强，考虑到这种方法很好，带头出资，并组织居民自愿集资。居民一般捐20到30元，最少的捐5元，最高的是一外来户，捐了300元。两扇门安装后，给每家每户各配一把钥匙，居民们约定：钥匙不能外流，早上6点钟开门，晚上12点钟关门，谁最早起来，谁开门，谁最后进来谁关门。

铁门的安装，使原来多发案处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去年一年没有出现一例入室盗窃案件，肖家院秩序良好。由于很少有闲杂人员出入，也无意中保证了院落的清洁。之后，愈景慧等几位热心人还带头为院落保洁，疏通下水管道，居民自我参与管理的意识增强了，肖家院自发的院落自治由此缘起。

肖家院的铁门安装未经居委会协调就水到渠成，解决了院落居民的安全问题，减轻了居委会的负担。这促发了居委会的灵感，于是居委会动员肖家院居民，成立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有组织才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才能更好地为居民服务。2004年2月，酝酿了4个月的自治组织正式成立，居民推荐喻景慧老人为组长，陶守强为副组长，推选其它2位热心人刘达金、周金英为组员，另一外来人口张松主动要求加入小组。最初，这个小组取名为民主管理小组，后来随着居民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居委会的介入减少，居民建议改名为肖家院自管小组，目前由5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担任，他们免费为居民服务，不拿居委会、居民一分报酬。“让走廊洁起来，让屋顶亮起来，让院落美起来”不仅只是他们写在墙上的口号，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二、和谐了院落——院落自治的内容及效用

自管小组成立后，肖家院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居民、社区、社会和政府都起到了很好的积极效用，其经验正在为其它地区所吸纳和推广。

问卷调查显示：在人际关系方面，有92.12%的居民认为，自管小组成立后，院落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了；在公共治安方面，有77.27%的居民认为，自管小组成立后，社区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改善；在环境卫生方面，自管小组成立后，有34.09%的居民参加过“院落清扫”，36.36%的居民参加过“掏臭水沟”，81.82%的居民认为院落更整洁了；在精神文明方面，自管小组成立后，院落68.18%的居民参加过“吃团年饭”，70.38%的居民参加过院落组织的“文体活动”；在解决公益资金方面，自管小组成立后，有43.25%的居民为公益活动集过资；在为居委会减负方面，自管小组成立后，自治小组不仅给居委会减轻了财物负担，还为居委会减轻了事务负担，院落有79.54％的居民找过自管小组，有77.27％的居民有事直接找自管小组而不是居委会，90.09％的居民认为向自管小组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自管小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都扼杀于萌芽状态，吸毒、练法**功、上访等在现今的肖家院已不复存在。

 “肖家院虽然院落不大，但是人们走进去，确实感受到院里的管理有序，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一位在肖家院居住过的市民这样告诉笔者。自治小组的成员经常这样说，“无论社区有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完成，不给社区添麻烦”，社区群干听在心里感动不已。一位在这租房住的外来人员感动地说，“现在院落内的居民都不叫我们农民工或流动人口，而叫我们‘新居民’，相互尊重已经成为了一种‘院落文化’，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参与院落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三、多元的内外推动——院落自治的因素

肖家院能够实行院落自治，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更具有普适性和借鉴性。

其一、和谐社会建设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各级政府开始了由经济效益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2003年，武汉市在7个中心城区、883个社区开展了称为“883行动计划”的社区建设行动，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改造社区的硬件建设及“四进社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肖家院院落里的地面才得到了硬化，墙面才得到了“白化”，才增添了一些体育器材；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使自治组织的发育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其二、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思路的转变和有不守成规，开拓进取的精神。居委会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把居民小组当作一条腿，不仅会使居民小组长、居民与居委会之间产生抵触情绪，完成不了“规定动作”（如居民小组的民间调解功能、低保对象的申报和审核功能等）；更不能发挥居民小组和居民的创新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也完成不了“自选动作”（如小组内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等自治事务），社区最终的管理服务绩效差。居委会除了放手让肖家院居民小组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外，还积极引导其吸收热心人成立民主自管小组。如果没有居委会的引导和建议，也许肖家院的那几位热心人还只是为居民做一些民间调解和清扫垃圾的事情，不能够形成居民广泛参与的、有凝聚力的组织并开展更多的自治事务；如果没有居委会的支持，就不能解决只靠院落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其三、自管小组成员热衷于公益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奉献精神。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民间精英”带头并组织居民自我服务是院落自治的前提条件。他们以身作则，热心快肠，帮居民之所急，为群众之所需，时时、处处、事事为居民着想，排忧解难。自治小组组长喻景慧老人在笔者的再三追问下才说出，两年来她为解决院落内的应急事务自己默默无闻地掏了300多元；自治小组成员陶守强老人说：“助人自助”、“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已经成了我们做事的原则和出发点。近几年来，经他们调解的矛盾和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基本做到了问题不出肖家院，为社会和社区分了不少忧，解了不少难。自管小组成员的奉献精神使居民也受到了感化，一方面支持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自觉地维护院落的和谐环境。

其四、居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正因为有居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使集资购买铁门、乒乓球桌、盆花等成为可能；才使院落里的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如此丰富，例如在晴天的晚上，院落里都有打乒乓球、下棋、打麻将，跳舞等活动；才会有每个人出入院落时自觉锁门；才会有居民愿意凑钱低偿请志愿者疏通下水管道等。这些也反映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院落自管小组的工作也正好“供应”了居民的“需求”，自管小组与居民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其五、公共活动场所的可获得性和楼层不高、院落相对封闭的社区禀赋。肖家院落内110平方米的空地为居民们活动和交流提供了硬件环境，相对较低的楼层使得居民“一呼百应”；四合院式的院落使得所有“收益内部化”，每个居民都会有明显的收益感觉，相互熟悉的公众的监督和道德规范避免了不愿付费的居民“搭便车”，虽然没有像“门栋自治”（去年媒体曾多次报道）上墙的制度约束和强制性规定，但也促发了居民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四、“小集体的行动”——院落自治意义深远

肖家院院落自治不仅美化了院落环境、和谐了人际关系、丰富了精神生活、滋生了院落文化、培育了居民参与意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居委会的负担，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院落。同时，院落文化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并且提供了和社区组织、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问卷调查显示：有95.45%的居民认为有必要成立自管小组。

范围相对较大的社区使得开展全体居民的活动和形成集体行动较困难，成本较高。同时，尽管居民参与居委会组织选举，但居民个体的分散性使居民难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导致社区自治变为少数精英的“自治”，有时甚至带有“行政化”的倾向。由于院落相对较小并且相对封闭，使得所有“收益内部化”，每个居民都会有明显的收益感觉，相互熟悉的公众监督和道德规范避免了不愿付费的居民“搭便车”，促发了居民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由于院落的特殊环境，与门栋和整个社区相比，更能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使居民借助自管小组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促进社区自治。

肖家院的院落自治是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公共管理组织（居委会）主动退出曾被挤压了的居民自治空间，并为居民自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等物质和制度条件，通过民间精英的志愿服务活动，培育草根民主，影响和带动居民参与民主自治的过程。它是政府、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民间精英、居民，有时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等主体的联合互动过程，政府回归到了真正“掌舵”的角色，而院落自治小组则成了公民社会所企盼的“划桨”角色，实现了“掌舵”和“划桨”的分离和归位，是社区自治地新拓展。

作者简介：张大维，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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