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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社会敏感问题调查的成功例证
2014-12-12 15:03:23 来源: 作者: 【 】 浏览:35次 评论:0

   内容提要:“电脑问卷调查法”是目前国际学术界调查社会敏感问题的最佳方法。在高度敏感的性问题调查中,能否给被访者提供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让其既能够愿意接受调查又能够作真实的回答,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这恐怕也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性社会学研究者的一个疑难问题。笔者以“电脑问卷调查法”在 “中国人的性生活”大型随机抽样调查中的成功应用为例证,首次论述了在社会敏感问题的调查中,采用“电脑问卷调查法”的必要性,阐明了设计电脑问卷需要解决好的三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运用电脑问卷的优越性与局限性做出了评估。

    关键词:电脑问卷调查法  社会敏感问题  人机应答

 “电脑问卷调查法”是目前国际学术界调查社会敏感问题的最佳方法。它通过运用计算机程序编辑问卷文本,以及设计严密的、具有问题回答路径选择和“测谎”功能等的逻辑控制程序,形成被访者与电脑之间“人机视听”的新的应答方式。因此,它既不同于调查员对被访者的“问卷访谈法”,也不同于以往的“自填问卷法”,它在体现被访者、调查员、电脑三者间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被访者在敏感问题上的“自答”。因此,该方法一经采用,就显示出了一般方法难以比拟的优越性。“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包括性行为、吸毒和暴力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在面对电脑回答敏感问题的时候,人们最容易说实话。”

迄今为止,在高度敏感的性问题调查中,当进入艾滋病时代的人类迫切需要真正体现科学性与真实性、旨在推论总体状况的性调查结果之际,美国芝加哥大学E.Q.Laumann教授首开了性社会学随机抽样调查之先河。他于1992年主持了针对美国全体成年人性生活的随机抽样调查,其研究成果“芝加哥报告”被誉为艾滋病时代真正具有足够科学性的性学里程碑。“可以说,他们的方法集中了社会学量化分析研究方法的最高成就。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94年10月公布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批评也是致命的,不仅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调查个人隐私问题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无可能成为科学产生了怀疑”。这充分表明,一直困扰着性社会学研究者又从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保证其调查的科学性的同时,也能解决其可靠性或是真实性的问题。

1999年8月~200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第一次在中国的20-64岁的全体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中进行了随机抽样的、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在解决性问题调查的科学性尤其是可靠性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次调查除了采用三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外,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电脑问卷调查法、请被访者到指定地点的非入户访谈法、非敏感问题由调查员进行访谈与敏感问题由被访者“人机应答”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高度敏感的性问题最多可达98个,但是在4842名被访者中,仍然有3824人全部回答,有效应答率高达76.3 %;在被访者对衣原体感染的“自报发病率”和尿样检测的对比中,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这表明,本项调查以较高的应答率和应答质量,成为社会敏感问题调查的成功例证。

“电脑问卷调查法”是本项课题研究中最有特色的调查方法,他对调查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作为该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之一,拟对这一新方法在“中国人的性生活”调查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一、为什么采用电脑问卷调查的新方法?

在高度敏感的性问题调查中,能否给被访者提供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让其既愿意接受调查又能作真实的回答,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这恐怕也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性社会学研究者的一个疑难问题。本次调查之所以采用电脑问卷调查的新方法,是基于如下考虑:

 Œ建立性的多维表达方式,让性变得“可言”。

根据以往性调查的经验和本次调查前为期一年的试调查,在对各类调查方法的比较后,我们发现:以往面对面的访谈运用到性调查上给被访者所带来的尴尬和难堪,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排解的,而在此情境下指望被访者会“坦言”更是不可想象的。究其原因有三

l中国历来就有“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在“性”上始终缺少一个既能言明又能供人际交流使用的公众话语系统;

l“性乃苟且之事,登不了大雅之堂”,不宜公开谈论;

l在性方面交谈的互动中,被访者的回答也很可能被特定的场景和气氛所影响而出现偏差。

那么,对此类调查较为适用的邮寄调查是否可以采用呢?我们认为,它对于旨在推论总体状况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然是不适用的,这是由于该方法对被访者文化水平要求较高、问卷回收率又较低,而且最致命的弱点是无法控制被访者的填答过程。鉴于上述原因,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被访者在性问题的理解和表达上的偏差,避免双方面对面交流的尴尬和被访者羞于启齿的难堪,经过了试调查中各种方法访谈效果的比较,我们毅然采取了电脑问卷调查法,并特别进行了敏感问题由被访者“自答”的设置,以期降低问题的敏感度。而且,我们充分调动了电脑表达手段,通过“人机”间的声像、文字交流和“人际”间的良好互动,建立起一个有关“性”的多维表达方式系统,让“性”真正变得“可言”。

 实现敏感问题“自答”,保证对低文化者的适用性。

对于旨在推论总体的随机抽样调查来说,问卷设计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回答。如果说邮寄调查对研究高文化的大学生群体比较适用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对于研究一般群体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问卷中有大量的敏感问题需要被访者以“人机视答”的方式自己填答,即边看电脑文字边回答,那么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者的访谈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以往的面对面访谈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由调查员口头解释并与被访者一起填答,但性调查又要尽可能地回避与被访者“对答”。由此,针对低文化者,我们启用了电脑录音设置,将“人机视答”问卷转化成了“人机听答”问卷,即边听录音边回答,一遍听不懂可以重复播放;听不懂普通话的还可以预先专门录制“方言版”。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所有人在敏感问题上的都能“自答”,而且有效地减少了问卷理解上的偏差。

 Ž控制访谈的环境与质量,提高应答率。

然而,只解决所有人都能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性调查的成功与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被访者的应答率和应答质量。以往的性调查,像面对面的访谈,访谈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访谈的环境和应答率,但却很难控制访谈的质量,比如被访者在听和答的过程中,由于羞怯、难堪或是苦于找不到贴切的语言表达而产生的调查误差;而像背对背的邮寄式问卷调查,虽然被访者可以在无心理障碍的情境中填答,但研究者无论在访谈的环境和质量上,还是在应答率上都更难于控制,比如我们无法获知是抽中人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填答?是抽中人自己答还是许多人一块答?他们是在认真地答还是在拿问卷开玩笑?对问卷内容是准确理解了还是稀里糊涂?等等。相比之下,电脑问卷调查即可以充分发挥上述两类方法的优势,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弊端的发生,使访谈的环境与质量得到有效控制,使应答率得到必要的保证。

 缩短问卷填答时间,减少被访者的不良态度产生。

通常,在社会学的结构式问卷调查中,常常存在一个很大的、难于协调好的矛盾:即适量的调查内容与适度的访谈时间之间的矛盾。研究者十分清楚,若问卷内容太多,可能会由于访谈时间过长,造成被访者不耐烦、敷衍、中途拒答甚至胡乱回答的情况发生,以至于严重地影响到访谈的质量;但若问卷内容太少,又可能会不足以体现理论假设。因此,研究者们为了保证问卷内容的完整性,往往倾向于前者而不惜笔墨,再试图通过调查员来尽力劝说被访者耐心配合,但如此处理的效果是否理想只能位居其次了。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电脑问卷显示出了相当大的优势。据我们试调查的比较,回答文本形式的该问卷,平均时间大约在90分钟左右;回答电脑形式的该问卷,平均时间大约在5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电脑问卷比一般的文本问卷大约要节省一半的时间!它以操作快捷、对回答问题的逻辑“分流”与“跳答”简便、查错与纠错迅速而大大地缩短了问卷填答时间,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被访者上述不良态度的产生。

     

二、设计电脑问卷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一项成功的性研究,“并不在于就如何设计最佳调查方案所进行的抽象理论思考和深奥的学术争论,而在于怎样真正地了解到普通人有什么样的性行为及其原因”。要获得真实的回答,一是要看被访者肯不肯主述出真实?二是要看被访者能不能真实地主述出来?它取决于我们在问卷设计中,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被访者的主客观障碍,让被访者觉得没有欺骗我们的必要。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对于被访者来说,他们肯回答吗?能回答吗?懂操作(电脑)吗?

Œ被访者肯回答吗?

社会调查实质上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往对问卷调查真实性的非议,多是集中于居高临下的、缺乏人际沟通的、容易漏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等方面的问题。其实,在获得“主述的真实”上,问卷调查法与深入访谈的个案法、参与观察法所面对的问题基本是相同的,解决的办法也是基本相同的。

1、给被访者以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使被访者肯接受调查并提供真实的回答,其解决的办法之一即是竭力消除被访者的主客观障碍,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摈弃访问者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给予被访者以应有的人格上的平等与尊重,以期赢得被访者对我们艰辛付出的同等尊重。要充分体现这一点,被访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面对如此敏感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时。在这方面,电脑问卷调查可以毫不逊色于任何一种调查方式。鉴于此,我们在入户动员请被访者出来参加调查的基础上,还采取了以下办法:首先,明确规定,在请出被访者后,一定要实行访谈前再动员,更具体地说明调查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以充分体现被访者的知情权;其次,设置“拒答键”,明确表明被访者随时都拥有拒答权,并专门在电脑上设立标志明显的拒答键“F3”,以充分体现被访者的选择权。这样,既有效地减少了被访者因碍于情面而勉强作答的可能性,又有效地减少了被访者故意撒谎的必要性。

2、设置敏感问题由被访者操作“自答”如前所述,经过试调查中各种方法访谈效果的比较显示,采用敏感问题由被访者操作“自答”的设置,是迄今为止对于调查诸如性行为等涉及个人隐私类敏感性问题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降低问题的敏感度,提高被访者的应答率和回答的真实性。

3、保密性的说明及演示。充分尊重被访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在承诺调查者的职业道德、公布投诉侵权的地址和电话、强调回答结果电脑密存的同时,实行无记名访谈,并让被访者亲眼目睹调查员输入被访者编号及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个人特征的归类选项,从而较好地保证了调查的匿名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被访者的思想顾虑。

 被访者能回答吗?

被访者能不能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为了让被访者能看懂问卷并理解其中的内容,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概念解释。我们尽量使用口语化的、中立的、不带主观评论色彩的表达方式,通过文字和图的形式,给出了所有可能看不懂或引起歧义的概念的操作化解释。比如对性生活、性关系、性交、性爱抚、性高潮、性骚扰、自慰、同性恋等专有名词的具体说明,对女性阴蒂部位的图示。

2、针对低文化者的录音设置。预先专门为不识字和识字很少者录制了“普通话版”和粤语、闽南语等多种“方言版”的“听答问卷”,以保证所有的被访者都能回答。

3、对被访者“误答”与“不实回答”的逻辑控制。针对被访者记忆能力、计算能力、操作能力上的障碍及撒谎的情况,通过设置逻辑关系来加以控制。遇错时电脑能自动显示错误提示内容,并自动跳回前面引起逻辑矛盾的那道题,请被访者再度回忆并重新填答。

4、设置逻辑连贯性提示。由于电脑问卷不能允许被访者像看文本问卷那样前后翻看,这便很容易影响到问题回答的逻辑连贯性,以致于造成被访者的思维混乱。为此,我们在自答部分还专设了逻辑连贯性提示,如在问及多个性伴侣时,反复提示目前问的是第几个性伴侣的情况,以免出现类似“张冠李戴”的严重混乱。

 Ž被访者会操作吗?

恐怕没有参与过这次调查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被访者能学会独立操作电脑吗?其实,这个问题在计算机的设计上并不复杂。我们的目标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也一样能操作。具体设置如下:一是“数字键”,以1~0共10个键代表选择答案的序号;二是“回车键”,用于续答下一题;三是“拒答键”,用“F3”键代表。我们还特地用醒目的黄色不干胶剪成标识贴在“回车键”和“拒答键”上,以保证被访者一目了然,减少操作失误。

     3、运用电脑问卷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研究表明,运用电脑问卷进行社会调查,尤其是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性问题的调查,无论是从被访者的角度,还是从调查员的角度,亦或是从研究者的角度,都具有其他方法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Œ、减少被访者的主客观障碍,但缺乏文本问卷的逻辑连贯性。

1、减少了被访者的主观障碍。针对其顾虑重重,我们反复强调保密性原则,并告知在敏感问题上是“人机面对”,调查员也要回避。针对其畏难情绪,担心“不会答”的被告知有无文化都能答,看不懂的可听录音,听不懂录音的可听“方言版”录音;担心“不方便答”的被告知是“同性”访谈,;对于“不想答”的犹豫不定者,被告知不必碍于情面,随时有拒答权,并帮助其学会识别和使用“拒答键”F3;对担心调查时间太长的,被告知电脑调查比一般调查要节省近一半的时间,平均调查时间是45分钟。针对其漫不经心的不良态度,我们强调是用电脑这种先进的研究手段进行调查,以示研究者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研作风。针对其毫无兴趣的不良情绪,我们充分调动电脑丰富的表达手段,专门设计了不断变幻的声像、色彩、格式,给被访者以新奇感,让被访者在意犹未尽中不知不觉地完成访谈。

2、减少了被访者的客观障碍。针对其“自答”需要单独操作电脑的障碍,设置了最为便捷的操作法,达到不识字者也一样能操作的程度。针对其阅读能力上的障碍,专门为不识字和识字很少者预先录制了普通话版与各种方言版“听答问卷”,以保证所有的被访者都能回答。针对其理解能力上的障碍,我们尽量使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文字和图的形式给出了所有可能引起疑义的概念的操作化解释;在自答部分还专设了逻辑连贯性提示(如在问及多个性伴侣时,反复提示目前问的是第几个性伴侣的情况,以免答“串题”);若还有疑问,可叫调查员给予帮助。针对其记忆能力、计算能力上的障碍及撒谎的情况,我们专门通过逻辑设计来控制,电脑能自动显示错误提示内容,并自动跳回前面引起逻辑矛盾的那道题,请被访者再度回忆并重新填答。

3、对被访者的局限性是缺乏文本问卷的逻辑连贯性。为了尽量简化被访者的电脑操作,并预防他们因在电脑上前后翻看内容而可能带来的操作混乱,以及擅自更改数据的情况发生,我们在逻辑上特设仅限于调查员掌握的返回功能键“F1”,专门控制访谈者的随意翻页操作,并解决了调查员认可的、必要的返回操作的问题。但这种设置的直接后果是──电脑问卷内容缺乏一般文本问卷的逻辑连贯性。因此,在设计时需要不断地添加一些“承上启下”的“导语”和说明,以防被访者由于答“串题”而造成大的逻辑混乱。

降低调查员的调查误差,但易受电脑故障干扰。

1、相对抑制了调查员访谈中不应有的诱导。在电脑问卷中,我们通过设置规范的问题提问方式与变量解释,并使其文字版、普通话版、方言版高度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调查员不应有的诱导,降低了由于不同调查员表述方式的差别或是不同地域语言的屏障所导致的调查误差。

2、足以杜绝调查员访谈中作假的可能性。电脑问卷严密的逻辑控制功能,足以杜绝“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实施访谈的过程中编造问卷的可能。因为一个指标可能牵涉到数个逻辑关系,作假的结果是编一份问卷要比实际访谈一份难得多。此外,本调查还采取了请被访者到指定地点进行访谈的方式,以有利于调查员的自律与调查组长对其的监督。

3、将调查员的主要作用由填问卷向人际沟通和收集“活情况”转变。一般的问卷访谈,调查员的主要作用是填答问卷。一遍遍地提问,一次次地重复,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和“偷工减料”的应付任务行为,或是为完成任务疲于奔命的状况,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被访者的合作积极性,使问卷回答质量大打折扣。电脑问卷调查将调查员从过去繁重的“笔录”、全程“询问”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使其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动员被访者,加强与被访者的心理沟通,并通过观察被访者的表情、形体语言以及记录问卷以外访谈的“活情况”来作为个案资料,为将来清理数据时的逻辑纠错提供必要的补充依据。

3、对调查员的局限性是易受电脑故障干扰。电脑问卷在设计使用的初期,往往故障干扰频繁,出现一些诸如“卡壳”、内容循环、电脑死机等现象,使调查无法继续下去。通常,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逻辑设计错误;逻辑设计尚未尽含一些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逻辑设计过细,没有给出一定限度的误差容许,结果是差一点也通不过;操作失误或电脑本身难以预料的原因引发的故障等。因此,电脑问卷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必须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反复调试和修改过程才行。这样,一方面,可以将故障频率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积累排除电脑故障的经验,寻找出发生故障后的有效应对措施。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还在于:它不仅对调查员操作电脑的熟练程度有一定的要求,而且还对调查地点有一定的要求,比如是否有电、是否会突发停电(将丢失信息)、是否有电源设置等,上述要求常常给设施落后、电力相对不足的农村调查带来一定的难度。

Ž提高研究者的研究质量和效率,但调查成本高、逻辑设计难度大。

1、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首先,不仅体现在调查访谈的相对快捷上,而且更重要的体现在它将以往问卷的文字填答、编码、录入“三合一”,使资料整理过程与调查过程近乎同时完成;其次,常见的问卷填答笔误、编码错误、录入错误也为访谈中的电脑逻辑设计所控制,“不干净”的数据进不来,使以往繁重又漫长的数据清理变成了一项相对简捷的工作──仅仅是剔除问卷中电脑逻辑控制以外的其他矛盾与荒谬之处、筛选出真实的信息,以及拼接一小部分由于电脑故障造成访谈中断的问卷。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财力,提高了研究效率。

2、“测谎”的有效性增强。首先,由于严密的逻辑监控,被访者在访谈中提供的相当一部分重要信息,被电脑自动地进行了筛选、错误提示,让被访者及时发现并予以纠错,这避免了以往文本问卷调查中事后发现逻辑矛盾而无法弥补的缺憾;其次,调查员通过对访谈者的观察和与访谈者的交谈记录下的“活情况”,也为电脑程序无法控制的逻辑上矛盾、荒谬的回答提供了珍贵的修正依据。这些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所获资料的可靠性。

3、实现了对整个调查过程的有效监控。电脑问卷调查方法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可以随时监控整个调查过程,及时发现抽样和问卷设计中的问题并予以修正,依此减少来自主观设计上的和客观情况变化难于驾驭上的缺憾;被修正过的问卷还可以在电脑上立即更新,并以最快的速度传往各调查地。

4、对研究者的局限性是调查成本高、逻辑设计难度大。虽然调查中使用的电脑只需要功能最简单的型号即可,但仍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在如何将文本问卷的逻辑设计转化为计算机语言上,其设计的难度较大,而且对调查员也难于控制的敏感问题自答部分的设计要求更高。这要求研究者应具备必要的研究能力、计算机水平和丰富的调查经验。

 引文注释:

 ①潘绥铭撰:《中国人的性生活系列报告之二:我们是怎样调查的?》,《人之初》杂志社,2002年。

②李银河著:《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3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③潘绥铭著:《中国大学生的性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罗伯特。麦克尔等著:《美国人的性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绥铭、李放译。

 *此项研究受到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美国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国家研究院第RO1 HD34157号项目资助。课题负责人:潘绥铭  白维廉  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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