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迥然有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
　　不过，现代社会学的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在迪尔凯姆手上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迪尔凯姆之前没有经验研究。相反，经验社会研究比起纯理论社会学来说，历史恐怕更早。远在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之前，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就同“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一起，出现在英国和法国。[1](PP36-52)不过，在社会学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发展确实是蔑视学术之外的探究的。英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和德国的统计分析尤遭白眼”[2](P132)。并且，这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前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构成的经验社会研究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经验社会学就是从那里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此，美国社会学家G.米切尔提出，以“发现事实”(fact-finding)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同以理论探讨为主要特征的思辨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主要传统。[2](P8)
　　经验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一个与理论社会学相脱节的独立过程。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尽管促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出现的宏观原因是相似的——它们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但这两者的产生还有着自身独特的微观原因：从理论社会学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可以源于纯粹的探究知识的目的、可以源于建立观念体系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源于教育普及的目的。而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则直接来源于这样一些需求：(1)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部门有必要了解基本的人口和资源信息；(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城市膨胀、人口高速增长、阶级差异加大、下层的贫困化、犯罪率持续不辍的上升），解决或对应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广泛和细致的资料；(3)为了检验科学理论、了解社会过程的实质，也对获取经验数据的社会研究提出了需要。[3](P6)在这些需要的刺激下，政府的行政机构、各类业务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以及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研究部门和个人都对社会调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这样，到了19世纪初，在后来的学院社会学或理论社会学在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头脑中孕育的同时，与了解社会问题、社会状况有关的各种调查报告、个案描述、统计分析也在政府官员、慈善组织、医生、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以及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手中热腾起来，并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单在英国，从事经验社会研究的专门人员就从1834-1854年间的2%，上升到1855-1874年间的14%，接着，又在1875-1900年间上升到24%。[3](P111)
　　不过，上述研究无论在研究项目还是在研究者的组成上，都是分散的、不连贯的、各自为政的，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的。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是在学院的大墙外进行的短期的应景之作，缺乏长期的计划以及专门的组织者，不仅项目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前后项目之间也没有连续性和积累性。另外，由于上述形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原因不同，一直到迪尔凯姆为止，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社会学各行其是的状况都没有改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仍是相对的，因为两者之间事实上的分离至今仍然存在）。
　　一、从辛克莱到布思：英国经验研究的发轫
　　尽管英国出现了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创始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保守的、重视古典和人文教育的英国大学体制中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只有伦敦大学设有一个培养本科学生的社会学系，同社会学有关的教育常常是在社会科学系和行政学系分别进行的。[3](P8)
　　不过，英国早期的经验社会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学未在大学中立足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相反，英国的改良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促进了经验社会研究的开展。在整个19世纪，改良主义者和改革家们对社会研究的需求占了主导地位，而统计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更是一枝独秀。他们对建构社会理论缺乏兴趣，而将经验社会研究视为改革和立法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改良者眼中，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在社会个体的不适应。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一系列个体问题，诸如“无知、精神匮乏、不道德、环境恶劣、贫困、犯罪和无节制……”[4](P39)。为了改变这些状况，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以收集个体统计资料为特征的调查研究，并成为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19世纪初大规模的经验社会研究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数量分析研究：1662年，英国布商约翰·格郎特(1620-1674)出版了根据统计数据写成的《对死亡率清单的观察》，这是现代统计研究的源头之一；紧接着，格郎特的好友、数学家维廉·配第以一部《爱尔兰的政治分析》开创了经验社会研究数量化的先河。配第认为，“数能够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将自己的新科学命名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这一名称在整个18世纪都畅通无阻”[3](PP16-23)。
　　统计研究的传统到了19世纪英国改良时期结出了硕果：约翰·辛克莱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间，组织了对苏格兰市民的规模庞大的社会调查。他邀请了许多牧师参与他的活动，从而获得了881个苏格兰教区的统计资料。辛克莱编制的调查表涉及116个项目，其中40余项涉及地理、矿藏资源以及教区历史，另外60余项涉及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死亡率、自杀、他杀、失业人数以及酒徒等等。在此基础上，辛克莱编辑出版了长达21卷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1834-1845年间又以同样的线索出版了《新统计报告》。[2](P126)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两个线索上展开的：其一是以医生为主开展的公共卫生调查；其二是以统计学家为主展开的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调查。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出现了低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部分实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法律，而工人运动自宪章运动失败后也进入低谷；其二，以斯宾塞、高尔顿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弱化了人们对改善社会状况的热情。因为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犯罪不应归因于贫穷和缺乏教育，而应归因于遗传和生物学上的特征；而致力于改善贫困者的社会状况的努力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努力不利于社会正常的“代谢”。[1](P43)
　　值得庆幸的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重起，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也从自由放任重归集体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验社会研究，尤其是贫困研究重新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而其中最卓有成效者是布思和郎特里。
　　查理·詹姆斯·布思(1840-1916)，是英国利物浦一个成功的造船业主。布思对经验社会研究怀有天生的爱好，他“确实是第一个在造船业中使用经验研究的人。因为他深信，收集有关的经验信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3](P98)不过，布思所以会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中脱离出来，用曾经在造船业经营中获得成功的方法来研究伦敦工业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妻子玛丽·麦考利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促使丈夫不顾个人的商业生计和健康，去关心贫苦工人的疾病及其悲惨和乏味的日常生活。[5]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布思获得了250名伦敦学校委员会督导员的支持。布思和助手在这些督导员的帮助下，同3400条街道上的数万个家庭及其孩子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大批第一手的社会调查资料。这项调查始于1886年，1889-1891年间布思出版了三卷本的《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92-1897年间和1902-1903年间，这部著作又两次扩充，最后成了包括17卷三大集的宏篇巨制，而三集的篇名分别是《贫困》、《工业》和《宗教》。
　　布思的研究后来推广到了整个伦敦，而新的工作目标使得布思成为“第一批使用系统化的抽样程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布思意识到，如果要掌握每一个人的资料（就像先前的研究做的那样），研究整个伦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设计了抽样技术”[3](P81)。布思将伦敦分成50个区，按照5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列，这5个标准是：贫困率、人口密度、死亡率、出生率和早婚率。进一步，通过计算这些标准的平均值，获得各个区的综合指数。由此，有人认为“布思实际上是‘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的先驱者之一”。[6](P126)
　　布思的继承人是另一位企业主本杰明·西博姆·郎特里(1871-1954)。他在19世纪末通过对约克郡的经验调查，出版了《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一项研究》(1901)一书。[7]同布思相比，郎特里的研究有这样几方面的改进：(1)他敝开了中间人（如布思的学校督导员），直接面向工人，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2)他采用了较布思更为客观的贫困标准，以建立在当时的生理学和营养学基础上的“体力效应”(physical efficiency)及其满足情况作为划分贫困的基线；(3)在此基础上，他将贫困划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种，前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体力效应”的最低需要的状况；后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体力效应”的状况。[2](P132)另外，也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
　　在20世纪初，在郎特里的研究进行的同时，英国还有许多社会调查都在蓬蓬勃勃地展开，其基本的趋势有两个方面：其一，统计技术在社会调查中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其中鲍莱于1912年在四城镇范围内进行的“生计与贫困”研究出色地使用了抽样技术，并对后来英国政府及民间的经验社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是一些小规模的市民调查(civic surveys)，这些在市镇中进行的调查涉及市民的健康、住宅情况、信仰、教育、闲暇、道德状况以及市镇的工商业情况。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后一类研究“除了在门外汉的头脑中强化了社会学应该同这类发现事实的调查相结合的观念，很少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2](P140)。而英国保守的大学教育体制也不承认这些研究者是自己的同道。
　　二、法国人凯特勒与勒·普累的贡献
　　在英国首开先河后不久，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1789年的大革命前，法国的一批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积极支持这类研究，而大革命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早在18世纪末，法国就成了运用经验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另一个中心。1801年，法国内政部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以图弄清楚居民在人数、分布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以及1798年大革命以来工农业中出现的各种变化。
　　虽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受到过压制，但复辟时期尤其是1830年的革命后，由于急速发展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增长，经验研究又重新复兴。并且，和此时英国的情况相似，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一领域的奠基人是路易·维廉，这位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医对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调查过监狱的情况，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公共卫生和工人死亡率的文章。
　　由于法国有着良好的数理统计传统（18世纪末，拉普拉斯和高斯分别提出了概率论和正态分布），因此，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中很快就突出了统计学家的影响。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P·S·拉普拉斯的学生、出生于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受拉普拉斯的影响，凯特勒积极推进将数理统计方法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并对当时欧洲各国统计学会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3](P3)
　　凯特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那本逼迫孔德杜撰“社会学”概念的《论人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社会物理学论文》(1835)。[8]这本著作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体现了从简单的统计描述向利用经验资料来确定社会生活规律性的转向。具体说来，凯特勒在研究居民的各种特征（如一般的生理属性、结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等等）时发现，这些特征的分布曲线同前述高斯的正态分布曲线十分相近。由此，凯特勒提出了在他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普通人”(average man)。这种“普通人”是一个民族主要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统计指标的平均数，是除去个人差异后的典型和标准。
　　凯特勒深信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有着同自然现象一样的规律性，由此，他尝试着寻找社会生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社会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凯特勒的著作对经验社会研究至今仍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9](PP294-309)而蒂马舍夫则指出，“在理解社会现象方面，凯特勒是揭示将统计学作为工具的可能性的第一人。他在一本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一门科学数量化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完满性。这一点已经成为20世纪新实证主义者的主题曲”[10](P87)。
　　如果说早期法国经验社会研究是一场“双推磨”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位主角则是矿山工程师弗里德里克·勒·普累(1806-1882)。单就经验研究而言，他着手解决的方法方面的问题有两个：(1)为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社会单位；(2)发现何种数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一单位及其组成。通过认真的研究，勒·普累选择了家庭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是社会的细胞，通过研究家庭获得的资料可以为归纳推理奠定基础。在《欧洲工人》(1855)一书中，勒·普累对数十个家庭作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地点、工作（劳动）和人是家庭的三大要素，[11](P67)而家庭本身按其演变也可以划分为宗法家庭、主干家庭（stem family，法语为famille-souche，值得注意的是，勒·普累提出的“主干家庭”概念至今在家庭社会学中都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术语）和不稳定家庭三类。[3](P137)从宗法家庭到主干家庭，再到不稳定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勒·普累已经体察到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浪潮下家庭开始表现出不稳定的趋势。
　　在研究方法方面，勒·普累与凯特勒迥然有别，他拒绝用统计手段进行经验社会研究。在勒·普累看来，“统计资料常常是由非科学的行政人员收集的；它们不能够揭示复杂的‘人类本性’；因为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机构不同，它们也不能进行跨国研究；最后，‘因为组织数字的艺术使人能够在真实的外表下证实任何事先就建立起来的结论’，因此统计数字常常有误导性”[3](P139)。
　　在这样的信念下，勒·普累转而选择了观察和访谈即现在所说的定性研究手段作为获取经验资料的途径。他每研究一个家庭，就会根据观察和访谈获得的资料撰写一篇有关这个家庭的专题论文。论文的中心是叙述家庭的收支状况，然后通过对收支状况的分析来获取家庭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确切资料。拉扎斯菲尔德曾对勒·普累的定性指标作过分类，他发现这些指标都被用于推论家庭中的劳动者的情况：如从在紧急情况下无力寻求牧师的帮助来推论宗教的差异；从丈夫对妻子插嘴的容忍程度来推论对妇女的尊重；从人们对城镇的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来推论社会疏离程度，如此等等。[9](P329)
　　勒·普累是经验社会研究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的尝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古尔德弗兰克认为，他的资料并不总是可信的。“在组织和呈现这些资料时，越有兴趣的讨论就越缺乏系统性。他对家庭收支项目的评价过高，将其视为描述本质的最佳途径，而这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背的：即他的兴趣不在家庭的本质而在家庭是如何反映更大的社会的。”[3](P146)不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勒·普累在促进经验社会研究进步方面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凯特勒的工作构成了法国经验研究中定量方向的源头，那么勒·普累则是另一个源头：现代定性研究是从他那里发展起来的。
　　三、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的话，那么德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造成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说，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普遍落后和分散，它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剧烈和繁多，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文化背景来说，直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一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的大本营，人们习惯上崇尚思辨和历史研究，却十分忽视甚至鄙视琐碎、具体的经验研究。这些原因不仅阻碍了经验社会研究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健康和迅速的发展，事实上也造成了新兴的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落伍于英国和法国。
　　在推进德国经验社会研究方面，职业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功不可没。这位原先的矿山工程师，后来的普鲁士统计局局长，与凯特勒和勒·普累都有个人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对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恩格尔不仅参加过1853年的国际统计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而且他曾将凯特勒的助手获得的199个比利时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资料和勒·普累的36篇家庭研究论文中所包含的有关收支情况的资料加以对比，于1857年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即一个家庭用于伙食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这个家庭就越加贫困；反之，就越富裕。
　　除了恩格尔以外，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推进经验研究的还有人口学和犯罪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瓦格纳是凯特勒的忠实信徒，也是他的模仿者。受凯特勒的影响，瓦格纳对运用统计学从各种偶然事件中推论事物的规律性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尤为关注运用统计学比较欧洲各国的自杀现象，以便发现自杀现象和气候、季节、饥饿、宗教信仰、年龄、职业、家庭地位等之间的关系。他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所有欧洲国家中自杀最多的季节是夏天，最多的月份是6月和5月；其次是春天；接着是秋天；最少的是冬天。此外，研究也发现，自杀在每天和每周里也有自己的规律性。[11](PP156-161)。
　　德国社会的发展逐渐提升了经验社会研究的需要。1872年，德国的一批教授、出版家、企业主和政府官员联手成立了社会政治学会，其成员包括滕尼斯、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这一学会的建立，为在德国有组织地、系统化地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并与此时的社会需求相呼应：“1873-1880年间，当俾斯麦法准备列入社会保险计划的部分时，许多政府部门的发现事实研究开始实施起来。农业方面的调查在这个世纪的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动手，1874年曾有人尝试着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农场主发放问卷，尽管回收率不过20%。1886-1887年还有人对高利贷进行社会调查，其他的各类调查一时间也层出不穷。”[2](P127)
　　德国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关键步骤是由马克斯·韦伯迈出的。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大师没有因为酷爱在抽象的思辨王国中驰骋，就忽视经验研究那一片绿洲。[12](PP185-199)相反，和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韦伯分出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他并不认为这是浪费精力，相反，他认为这是从事经验性质的社会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正是因此，他才在一系列经验研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3](PP21-27)
　　韦伯最早的经验社会研究论文是《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1892)一文。此后不久，他还在社会福音协会的支持下，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过一次有关农业工人的问卷调查。[2](P128)十多年以后，韦伯继续在纺织厂中进行了与工业社会学有关的经验研究，并出版了《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原理问题》一书。这项研究涉及工人的职业变动、社会出身和生活方式，并围绕影响工人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他关心的是工人的心理物理状态同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个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韦伯和滕尼斯等人的支持下，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对社会改革、社会工程和社会立法都十分关注，他们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验社会研究。每当完成一项研究，会员们都会在年会上积极讨论研究成果。当然，由于受德国传统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研究结果的质量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而常常是研究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另外，由于学会里的教授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哲学和历史研究，因此，经验社会研究虽然对他们体现自己的公民能力是重要的，但对他们扮演学科角色则多少有些可有可无。
　　正是因此，尽管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有滕尼斯、韦伯这样的大牌思想家积极参与其活动，但它最终也同样没有完成将经验研究长期化、制度化的任务。其原因除上述几点以外，如奥伯歇尔分析还有这样几个方面：(1)德国的学术和知识背景使得学者们常常会为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这种传统使得社会政治学会中的专家们很容易增长个人争执和公开的敌视；(2)学会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起核心作用的职员，因此无法协调各方力量；(3)学会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固定的、长期的基金资助；(4)流行的研究程序有问题。当时的研究一般都是先招募教授，由教授通过研讨会(seminar)招募学生，再由学生去做现场研究。因为学生尤其是经济系的学生很少作长远的打算，他们只希望完成一个适中的研究，以取得博士学位即可。显然，“这种组织结构是不适合承担大规模的经验社会调查，更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研究结果的”[3](P10)。
　　鉴于以上原因，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在1919-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期间，经验研究的范围除了劳工阶级的工作条件以外，还涉及了儿童发展、青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工薪阶层等多个方面。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很少是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学院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联系依旧是微弱的。1923年，在当地工商人士的资助下，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它对经验社会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4]但不久之后，希特勒的上台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被迫迁往美国。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都未能超过韦伯时代的水平。
　　四、挺进美利坚，或经验研究的制度化
　　19世纪下半叶，当社会学通过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等人之手进入美洲大陆时，经验社会研究也一样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和变数的社会。到了这时，随着资本主义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美国后来居上，已经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长成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已经出现了纽约、费城、芝加哥等一系列大都市，那里的贫困和人口拥挤问题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2](P140)社会的发展对经验社会研究提出了与欧洲社会类似的需求。
　　首先感受到这种需求并作出回应的，是一些有新闻敏感性的个人：1888年，雅各布·里斯在《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深入地描述了纽约贫民窟中劳苦大众的贫困潦倒的生活；1902年，林肯·斯蒂芬司以同样的方式，出版了他在7个大都会贫民窟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城市阴影》。在他们的示范之下，在美国，社会调查虽然没有像在英国、法国那样成为有识之士的业余事业，但是，1907年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成立后，它很快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1909-1914年间，该基金会出资15000美金，资助保罗·凯洛格指导完成了一项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匹茨堡调查。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全部是训练有素的学生和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像麦克·艾布拉姆斯所说：“在美国，一个非个人的、公事公办的职业化机构占据了英国社会中长时间里由有社会责任感的中产阶级个人占据的位置。”[15](P115)匹茨堡调查不仅涉及工资、工时、工伤事故以及与工业关系有关的其他各种问题，同时还研究了工人的家庭收支、健康问题、住宅和环境卫生，甚至还将研究的视角伸入当地的税务系统、学校、医院，以及司法和犯罪方面的特殊机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规模和布思的相似，但内容包括得更广。1914年，匹茨堡调查出版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每卷的主题依序为：匹茨堡区域；挣工资的匹茨堡人；妇女和贸易；一个厂区家庭；工伤事故和法律；炼钢工人。
　　虽然匹茨堡调查没有达到布思调查相似的结果，即没有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启发了其他人去从事类似的调查工作。不久以后，罗素·塞奇基金会划出一个分支，成立了社会调查和展示部，并指定谢尔比·哈里森为主任。这个调查部在纽约州、宾西法尼亚州、堪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都进行了各类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伊利诺斯州的斯波林菲尔德进行的调查。[3](P218)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学学科的不断壮大，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调查越来越多。到1928年为止，据统计已经完成的社会调查有2775项之多。[16]其中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学校和教育、健康和环境、工业工作和劳工关系、城市规划、青少年犯罪和教养等。这些调查大多集中在东部的城市，如纽约、克里夫兰、芝加哥和费城，也有一些在加州和佐治亚州。
　　最重要的是，从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验社会研究的发展开始展现出和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一面：在欧洲，就如我们已经交代的那样，除了迪尔凯姆、滕尼斯和韦伯的尝试以外，经验社会研究和学院社会学基本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学院社会学单立门户的愿望也一直没有获得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支持；但在美国，情形则完全不一样，社会学不仅很快就在美国的大学中登堂入室，而且它一直在自己的发展中，将在欧洲大陆一直被排斥在学院大墙外的经验社会研究近乎完美地包容了进来。
　　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既与整个美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关，也涉及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同样也与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革命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学制度化不无联系。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这两者的社会需求的来源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进入美国的时间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约20年代，换句话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半个多世纪，恰逢美国经历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信托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前所未有的范围内的贪污腐败、大面积的劳工和农民的骚动引发的长期的和暴力性的罢工、劳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独特风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改革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旁支末流。在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大批的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慈善家急切希望进入高等学校深造，获得学位以提高职业声望；加之这些改革者信奉的改良主义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自由竞争的信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他们也希望从学院里为改革运动获得科学的正当性。[3](P12)面对这一切，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满足社会的行政和意识形态需求的重任（有意思的是，美国早期有许多社会学家如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恰恰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的忠实信徒。奥伯歇尔在“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一文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在19世纪末，如何“经过一番不可思议、不合逻辑的曲解，社会学，这个斯宾塞极力推崇的新科学却成了改革者们的知识同盟”[3](P192)。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当时都开始与外部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芝加哥社会学系，除了W·I·托马斯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学术上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的重点在社会问题，以及为社会改革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假期培训上”[3](P233)；而吉丁斯领导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务实倾向，系里“要求学生收集纽约慈善协会的报告，然后通过制作统计表和进行统计分析对这些报告进行‘科学加工’，以此作为他们未来社会工作生涯的一部分”[17](P811)。这样，在美国，用奥伯歇尔的话说，“也只是在美国，社会改革者和学院社会学家之间的独特联盟，填平了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间的鸿沟，实现了理论和社会研究之间需求的相互强化”[3](P7)。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归于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高等教育革命及社会科学由此获得的全新品质。在此之前，美国典型的教育机构都是一个只有几座建筑、6-8位教师的规模很小的学院，通常由牧师教授一些综合科目。[18](P275)学生毕业以后通常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许多经济学家和后来的社会学家如斯莫尔、罗斯、帕克和托马斯都有类似的去德国求知的经历。
　　高等教育革命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以两倍于耶鲁和哈佛的年薪（全职教授年薪5000美金）吸引了大批顶尖的教师。另外，它还第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进了德国的研讨会(seminar)方法；减轻教师的教学量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设立学校的杂志发表博士论文。这些措施很快提高了霍普金斯的质量，并为其他大学所效仿。[19](P80)在进行这些学术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并引进了许多现代学科。
　　美国大学的革命很快获得了来自整个社会的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改革者们对为他们提供了知识资源的高等教育给予的回报。这样，一方面是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一方面是大学规模的扩大为新兴学科留出了发展的余地。1880年后先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后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都开始登上大学讲坛。并且，不光社会学，而且心理学，也都是在美国的大学中最先获得独立系科的地位的。
　　这样一种历程，如柯林斯所说，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另外，在同一页上，柯林斯指出，人类学因其政治和实践品质最低，所以在美国一直难以获得独立的系科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它都设在社会学系中；而在欧洲因殖民扩张的传统，它早就获得了政治和学术尊敬[20](P42)。也是这样一种历程，自然使得“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20](P42)。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包括芝加哥社会学系在内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并没有因为关注经验社会研究而完全放弃对理论的探求。不但托马斯本人就是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完美结合的一种象征，而且包括斯莫尔、帕克等在内的教授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学系如果想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大学的教职员中，它就必须超越无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21](PP380-38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决不仅仅对收集事实感兴趣；从一开始起它就追求概念化和理论上的概括，以便使社会学学科一方面有别于应用性的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又有别于单纯的社会报道”[21](P379)。其实，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追求在另一个人物身上恐怕更为鲜明，这就是人在芝加哥哲学系但却对社会学系产生影响的乔治·米德。不仅在他的生前，更重要的是在他生后，乔治·米德阐释的符号互动主义都一直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2]
　　在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相结合方面，芝加哥是一个范例但不是一个特例。可以说，在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这些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和在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加利福尼亚和哈佛这些稍后建立的社会学系，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和芝加哥类似的品质。因此，经验社会研究的制度化及其与理论社会学的结合，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杰作，而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独特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