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创新社会管理体系中，政府负责就是政府制订规则,创造环境,组织运作活动,提供服务和福利,通过协议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如何达成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目标呢？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应该包括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走向社会自治。要真正形成政府负责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需要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下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如何参与、如何配合政府整体的改革战略。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
1.对社会管理的两重理解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由于社会转型，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的社会分层、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贫富悬殊加大，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北大教授王思斌在2012年就提出：对社会管理被理解为维稳的代名词和社会参与管理,存在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社会管理就是强势政府的主张，即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社会的管理。在征地、拆迁、失业、下岗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突发多发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对这些事件的强有力控制和平息，以保障社会稳定。这种思维把社会管理理解为治标的、甚至是基于政绩目标的解释。第二种解释则把社会管理视为社会参与管理的、多元的、民主的、并带有治本追求的理解。
王思斌提出的社会参与管理的第二种解释包括了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这种理解下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管理，这种社会管理方式既包括强制、约束，也包括通过解决有诉求、有困难群体的问题而保持社会稳定，这就是社会服务。可见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下的政府对社会的一般管理，也包括社会服务管理，是综合概念。
从我国现阶段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看，特别是复杂的群体性问题、历史性问题、社区公共问题的出现并不都是由社会成员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政府行为不当或者制度的、政策的缺失也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向有诉求、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服务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社会管理就被赋予了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双重理解，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尤其是突出服务功能去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如果把社会管理理解为社会控制和维稳，社会管理就会成为政府对“破坏稳定”行为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对上访、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的强制性管控；如果把社会管理理解为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规范各利益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行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复杂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各方参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两种不同的执行理念。
2.社会治理的核心和基本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进一步具体化。
鲍勃•杰索普提出：社会治理是相关各方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基于共识而进行的对相关事务的管理，也是一种合作共治。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而不是权力的行使或强制。这里的“多方”不只包括在社会管理中有权力的政府部门和权力群体，也包括被治理的对象。
这种观点把社会治理概念理解为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或者基于市场原则，或者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和社区成员各层面的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如果做中国式的诠释，则更好地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根本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认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职责划分清晰，才能有共治的结果。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还是有很大区别：“社会管理”立足点在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全能型包揽性的政府职能比较突出；“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政府主导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社会治理”更加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协同和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性，特别要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治理理念取代社会管理，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不再是被管理的客体；治理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 而是多维度、上下互动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治理的广州探索：幸福社区创建的实践模式
1.立足广州本土的社会治理理念创新
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践过程，广州市政府秉承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先行先试”的理念，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努力探索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在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中，广州市采取了幸福社区创建的实践模式，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治理探索。
在幸福社区创建中广州市提出幸福社区创建三个多元的“GPS模式”的理念。
（1）多元治理（Governance）：在社区创建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是传统做法，关键在于如何落实“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从传统的社区管理走向多维度、上下互动的社区治理。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通过明确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管理，明晰职责和关系，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互动，克服以往政府“一头热”的单边管理模式，社区治理从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的一元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向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转变。
多元治理模式的意义在于社区创建过程中将传统的政府对社会组织和居民的管理和控制变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平等合作，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工作模式的转变就是强调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商议共同参与进行社区治理，政府和辖区内的社会组织、社区居民都是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平等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多元治理”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州市推进幸福社区建设的从思维到工作模式的重大“转向”。
多元治理的理念运用于幸福社区创建就是通过辖区的机团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多方协商，对社区的问题、矛盾进行梳理和探讨，寻求互相协调、共同推进的解决渠道，关键点就是多元主体的协商沟通达成共识，通过达成共识的过程和落实，形成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使群体性、历史性的复杂问题在深层次上得以解决。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幸福社区创建强调过程目标大于任务目标，解决社区问题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种工作模式，唤起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提升社区自治的能力。
（2）多元参与（Participation）：这也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社区创建初期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高，将政府视为包揽型、全能型的政府，甚至家门口的环境卫生、噪音、公共场所宠物便溺、旧楼宇安装电梯等具体问题，也看做政府部门“不作为”，通过投诉、媒体曝光等方式引起关注“促成政府部门解决”。社区创建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让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建言献策，齐抓共管，共建共享。
多元参与模式通过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和机制，整合调动社区正式资源和非正式资源共同参与创建工作，“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实现机关单位、辖内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社区秩序。
在创建过程中，由于辖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他们对创建成果的维护、社区公共事务、邻里关系营造等格外关心，也为社区创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提高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的重要基础，也是幸福社区建设的关键。
（3）多元服务（Service）：这是多元治理和多元参与的必然成果。多元服务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或者基于市场原则，或者基于公共利益和福利原则，在社区认同基础上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和居民个性化的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
多元服务既包括了社区居民家庭生活物质层面服务需求的满足，也包括人们心理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的满足，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多元主体为居民提供包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互助自助服务、社区居民各类型需要的满足等在内的多元化服务，结合对于困难群体无偿福利性、慈善志愿服务；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群体低偿福利服务和有经济能力的市场化服务。确保幸福社区建设有内容、有保障。多元服务是“小政府大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要素。
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提出的“三个多元”GPS模式，正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维度、上下互动的实践模式的有意义的探索和推动。
2.研究、探索、指导、推动集为一体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
（1）幸福社区创建评估机制创新：引进第三方评估
社区创建在我国有过众多的实践：平安社区、绿色社区、首善社区、无毒社区……，政府做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宣传上轰轰烈烈，但是实际效果公众认可度并不高。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如何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实际进程而不是流于形式？广州市采取了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探索。
幸福社区创建注重阶段推进，总结经验，不急不躁，关注成效。2012年广州市开始了26个试点社区的创建工作；在获得初步经验之后再进行2013年第一期317个社区的创建工作；在2013年创建的基础上改进，再推开2014年314个社区的创建工作，为即将进行的2015年的创建工作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总结和推广经验，实践中探索和纠正偏差，广州市采取了第三方购买评估的方式，组织专家对社区创建工作进行指导培训，制定评估体系和工作方案并不断修正，每年都举办研讨会对社区创建工作出谋划策等。努力探索适合广州市的幸福社区创建注重突出、巩固社会治理的成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引进第三方评估是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的创新做法。第三方评估是近年来社会服务的热点问题，早在2012年民政部就提出了慈善机构信息公开需要引进第三方评估。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第三方评估也是国际惯例，但是政府主导的幸福社区创建体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并非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购买，为什么也要引进第三方评估的机制？
首先社区创建涉及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以及其他的利益关系人，三个多元模式的实施如果缺乏评估监督约束机制，就容易流于形式，政府自说自话的评估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多年来各种社区建设有频密的政府部门的评估和检查，但是社会认知度不高，甚至有专家提出这些评估和检查是“折腾社区”。社区创建如何关注成效，如何向社会交代？必须有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
第二，社区创建必须从观念上、机制上、实施路径上突出“社会治理”的理念，需要转换社区工作人员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观念，调动社会资源提升整体效率，与社区管理的政府单向性管理和操作不同，有思维方式变革才能形成独特的工作方案，有社会治理视角的工作方案才能有效推进。缺乏有效的创建绩效监督评估机制，就很容易造成创建环节的错位、三个多元实施难以精准定位、社区居民满意度容易被忽视、社区积极性受挫等等，最终影响到创建工作的公信力和运用社会资源的整体效率。
第三，为了在创建过程平衡社区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更好地推进创建工作，确保创建目标最终得以实现，必须有社会治理的路径、方法、技巧的具体指引，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必须有具有实践经验、熟悉社区和掌握社会治理新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专家深入社区加盟社区创建。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独立性和专业性优势，对社区创建的综合绩效进行监测和评估，组织专家深入社区而不是简单做几个讲座，专家通过深入每个社区评估成效、指导创建方案，跟进过程观察，及时发现问题，改进问题，确保创建工作能实现既定目标。
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借鉴西方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开展第三方评估的经验，正是为了保证“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要求，有效地推进幸福社区的创建工作。
（2）第三方评估的采购方式与团队组建
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的评估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广州市五个评估机构进行服务购买，采取统一评估标准和具体指标，分片分区同一时间的评估方式，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评估指标，对创建社区进行具体培训和指导、评委培训考试等各种方式，保证评估的客观性、专业性。
第三方评估团队能否发挥创建过程的指导作用，取决于专家团队的理论和实务素质。社区评估专家必须深刻理解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内涵，内化广州市幸福社区的“三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掌握现代社区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各包组评估团队组建充分考虑了这几个要求，形成对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建构有深刻理解、擅长理论研究的高校教师领衔；有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的退休街道党工委书记和主任加盟；具备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参与；具有社会工作服务经验的资深专业社会工作者补充的“四合一”团队结构。这种组合保证了专业机构评估模式、评估机构指标操作规范、评委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评估时间统一等优势。尤其是2014年创建社区的评估，评委从创建社区的培训和创建方案、创建经费等就开始介入指导，专业评估与创建工作同行，“评委+社区”共同研究问题和对策，产生了更好的实际效果。
制定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指标测评体系也是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社区评估涉及到各个方面，测评指标繁杂，“不断修改”使之更切合社区创建的实际是广州市幸福社区指标测评体系的常态。
三、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三个多元”案例分析
1.多元主体的实践探索
幸福社区创建与传统的社区管理最大的不同就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在创建实际过程，涌现了许多优秀案例：
白云区某大院原来是企业房改房小区，居住者基本上是企业的退休职工，物业管理由企业聘请，该企业破产之后物业管理公司撤出大院，成为无人管理的区域。社区居委会启发居民以自治的方式解决问题，退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家委会”，用民主协商的方式管理大院汽车停放的问题，收取的停车费通过家委会集体决议的方式用于大院道路、下水道维修；退休居民自发组织每天排班值班，承担了原来物业公司负责的管理职能，大院管理有序，环境卫生和治安状况良好。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社区居委会“还权于民、放权于民”，激发了居民的自治意识，不再是任何问题都找政府解决，而是各利益主体协商，共同面对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海珠区某社区利用便利条件动员社区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创建，物业管理公司拿出本来计划建对外停车场收费的600平方米活动场地建设居民健身小广场；辖区内单位科技局出资17万元为社区建起科技长廊，动物、植物和各类地震避险知识的传播，成为居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基地；辖区企业赞助社区建立公共场所宠物便溺处和方便社区居民遛狗的宠物便便纸盒，社区环境大为好转，辖区内学校捐助社区图书角，居民自觉维修社区公共设施……体现了多元参与推进自治的实践模式。
多元主体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号召参与和提升参与能力的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运用，辖区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创建，整合各种资源“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多元主体就会产生自觉维护和资源增值的社区意识，可持续的机制就可以建立起来。
2.多元治理的实践探索
多元治理框架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不是对立冲突和强制管理的思路，矛盾各方、相关利益人都可以找到共同点进行协商解决；平等协商为考虑问题的基点下相互讨论和协商以至妥协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社区里小区汽车乱停乱放的问题、旧楼宇安装电梯的问题、公共场所宠物便溺的问题、老旧楼房下水道堵塞、外墙剥落等问题，都由利益相关者（多元主体）通过互动、沟通、协商来达成共识，各方在认识上相互靠近，并对问题给予实质性解决。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各个利益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争执不下的情况，就需要制定初步工作方案，协商让步妥协，讨论修改实施，进而解决问题，建立多元主体的协商机制和平台尤其重要。
对于较难解决的长期性问题，通过多元主体相关利益人通过对话共同协商平台和机制去寻求“共治”，采取最小伤害原则和补偿原则行之有效。比如白云区某社区是楼盘小区，小区有成片店铺由物业管理出租给各类饮食店，长期油烟废气噪音扰民投诉不断，社区居委会和辖区社会组织都没有执法权无法干预，居民报警警方和工商执法不可能全天候，各类餐饮店与楼上居民的关系恶化，经常有冲突。在多元治理的框架下，社区采取了饮食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的同时必须与业主委员会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住户投诉油烟废气扰民的问题就中止租赁，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居民都成为社区环境管理的参与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饮食业也由此进行了规范，“环境好了，大家守规范，我们的生意也更好做”。类似的难题就这样在多元治理的机制与平台通过对话协商一个个被化解。
3.多元服务的实践探索
深入开展幸福社区创建，激发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让社区充满活力。从2012年10月起，广州市按照幸福社区建设GPS 模式的要求，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多元参与协同善治为路径、居民满意为目标，全面开展幸福社区创建工作，积极引导政府、社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在解决社区矛盾纠纷，回应社区居民诉求，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越秀区某社区采取了与社会组织（养老院）合作的方式开设长者饭堂，为社区80岁以上的长者提供每月300元的服务券，长者可以用服务券换取生活辅具或者到长者饭堂就餐、享受送餐上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家政）等，为高龄、独居、孤寡长者缓解生活困难；同时社区家庭病床利用辖区的医疗资源，与网格员、助老员、邻里互助联动，对高龄、独居、孤寡长者的关心照顾，建设无缝对接的安全网络。
无偿福利服务，低偿福利服务，市场化社区服务满足社区各层面的居民需求，社区生活展现出生机勃勃。
四、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的启示
广州市幸福社区的创建最重要的意义是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体化、实践化，探索出适合广州市社会发展的实际路径，三年的创建工作，可以概括为：
1.社区治理新格局——主体多元化
“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说明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党和政府依然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也可以表达为政府主导，但是多元主体的探索重要性在于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在政府之外，还有其他治理主体，就是传统社会管理中的治理客体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主体多元化使他们从管理对象转变为管理主体的构成部分。他们通过与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多种多样的协作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使政府单向性的社区管理趋向于共性的社区治理。既减轻了政府对社区管理的难度和压力，又激发了社区的内在活力。
传统的社区管理是以维稳为目的的社会管理，也是消防队式的救火或者基于政绩压力，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诉求和需要也被纳入控制的范围，社区管理的目的是不要出问题，如果有问题要尽快平复，或者将问题压下和不扩散报喜不报忧，以达到维稳的社区指标。
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则更注重治本，通过幸福社区创建“目光向下”了解居民的诉求和社区的需求，及时反映和协调社区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用“社区安全又舒适，邻里友善互关心，社区事务齐参与，社区幸福共分享”的目标，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因此在幸福社区评估中，居民的诉求与老百姓的满意度所占分值比例最大。这是社区工作从源头解决社区问题的基本理念，社区创建没有标本共治的思维就会滋生各种短期的“政绩行为”，就会有只看眼前“成绩”不顾长远后果的“挖坑”行为，就会出现拆西墙补东墙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会酿成更大、更严重的损害民生和社会秩序的后果。
在幸福社区创建之初，社区工作人员确实出现过幸福社区创建思路不清晰，不知道怎么做的困惑，因为按照传统做法上级应该给予明晰的指示，“上级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应对式是传统的社区工作基本情况。创建工作让社区去调研和梳理真实的社区需求、民生需求，千头万绪，如何区分急重缓轻，怎样实施协商原则，有限资源怎样体现雪中送炭，工作方案为什么要对社区居民进行公示，家访、问卷、座谈会如何分析归纳社区和居民需求，都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社区自治多元主体正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转换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
2.社区治理可持续——过程目标化
“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实施？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遵循社区治理的路径表明，除了社区硬件、软件建设的任务目标之外，过程目标的实现更是重中之重。在创建过程中社区的需求调研都会碰到社区的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热情不高的问题，社区治理要解决社区存在的公共问题，完成环境治理等任务，这当然是创建的指标，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首先必须培育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建言献策的公共协商机制；培育改善社区组织的体系和参与社区的渠道；建立正式、非正式的社区共治制度规范，建构社区不同行为主体协商、互动和解决问题机制等。
这些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就构成社区治理的过程目标，只有在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长期重视才能逐渐培育起来。将社区居民的兴趣类活动团体、生活类社会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到规范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参与发挥作用的体制框架下，号召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才能真正实施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元治理。
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不是为了把社会控制住不发生社会问题，而是要建构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有效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体制机制。这里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是指当社会领域甚至更宽阔领域发生问题时，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会主动启动、协商调解、化解和解决问题。这种新型的、不同于强制维稳所形成的社会秩序，需要的基本要素：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协同、参与机制是幸福社区城建的过程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就在于形成更有活力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
3.社区治理多层面——内容扩大化
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涉及社区成员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事关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它包括为社区成员提供的各类社区服务，包括政府范围的政策服务，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的家庭照顾与康复，为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资源链接和社区照顾；社区安全的综合治理；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社区环境及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要做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正式与非正式资源，包括社区内外资源，构建社区治理机制，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达成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社会心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都发生了变化，对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享受优质的社会服务、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有了更为强烈的愿望和需求，需要创新社会服务方式，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才能满足社区和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层面的需求。
在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区成员服务，既包括生活物质层面，也包括心理精神层面，既有政府购买的福利服务，也有非营利机构的低偿服务，还需要营利机构按照市场规则有有偿服务，满足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状况下的不同需求，在这个基础上社区治理还要考虑增值服务和提升品质，福利性和市场化在社区可以寻求融合点，满足居民和社区的需要。
4.社区治理多维度——互动全方位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从传统的控制式的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必然路径，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的理念、方法、路径表明：社区治理区别于政府行政管理，其权力运行方式并不总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执行政策等来达到管理目标，它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协商合作、协同互动、协作共建等来建立对共同目标的认同，进而依靠人们内心的接纳和认同来采取共同行动，联合起来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良好的治理。
多维度、上下互动的过程使社区治理的方案和介入程序、成果源于多元主体的同意和认可，而不是外界的强制和压力。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强调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平等合作，多元主体的框架下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群众都是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平等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很好地体现了社区治理创建理念：坚持以社区居民服务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居民认同满意为标准，按照多维度、上下互动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建设模式”，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的成效和创建工作的可持续性正是在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