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的各项试点工作还在进行，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自然也会面对很多困难，这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社区或下层的机构是否拥有行政自主权，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江汉模式或其他社区模式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社区可以协助上级部门处理一些事务，如警务、治安、甚或派发低保户等工作。但是失业的问题，却不是社区可以自行解决的。因为这需要得到当地政府制定宏观的投资政策才可加以改善。因此，社区或居委会必须理顺和上级的关系，不能单纯地如过去一般，只是上级派遣下级的一个执行机关。正如许多学者做的实地调查所显示的一样：很多的社区或居委会只不过是类似派出所的机构，执行上级所赋予的工作，是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组织。因此，关系一定要理顺，否则社区本身连自己的地方事务也不能好好处理，就更谈不上自治了。
　　而由居民治理好当地事务，对社区的健康发展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如今，中国广大的农村，已透过民主选举来选择自己的村官和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点在地方选举上已有多年的经验。但在城市中，除了一些试点外，这项工作还在进程当中，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一个突破口。如何让城市居民有机会参与、关心自己社区内的失业、环境、绿化、治安、交通、卫生、教育、乃至于垃圾处理等事务，将是社区改革中首要面对的事务。如能搞好社区，可以处理好城市最基层的细胞，整体来说对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双赢。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透过民主选举与参与社区的事务，令社区发展得以保障。
　　采取哪些可行而又实际的改革手段来达到社区改革的目标呢？
　　从目前来看，社区参与和民主的自觉是很好的方向。
　　如何将社区参与、自治和民主精神应用在目前的社区发展与改革上，改善普遍存在的行政化问题，这不但是一个重要的思考与改革方向，而且关乎社区改革的成败。
　　当然，要真正做到社区自治和民主，首要的改革事项，就是改革社区内居民和体制没有得到足够法律支持的部分，如进一步巩固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代表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党支部等组织的角色与权力。
　　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培植中介组织，加强其独立性。笔者调查西安的一些社区时，发现不少社区的功能之一就是解决社区内的饮水、供电、煤气等公用事务。实际上，如果公用机构可以开放让市民监督，那问题就解决了。况且水电公司有责任提供种种服务，用不着社区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这些事务。这些有赖中介组织的完善发展和有关政府机构开放让市民监督。如果说早期的开放改革成功因素是调动了地方发展———放权让利的话，那么社区继续改革，给予社区适当的财力和权力让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也是社区改革成功的关键。不让社区行政化，依法行政是一项重要手段。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