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3日，从宽敞热闹的深圳市新洲路南端一拐，记者走进了福田区的沙尾村。一座座楼房都有八九层，楼房挨得很紧，楼间距多不足一米，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五六十厘米，被称为“握手楼”、“亲嘴楼”。楼下是狭长的巷道，朝上看去，在纷乱的防盗网、晾晒的衣服上面，仅能看到“一线天”。

由于缺乏完善的排污系统，污水漫上街面，散发着臭气。楼房紧挨的路两边开满了小饭馆和买卖旧货的商店。旧货店老板称，这里的人员流动频繁，卖出去的旧家具几个月后就又买回来了……绕过巷子，路上是一长排发廊、按摩中心，还有各色的酒

吧、网吧、舞厅、卡拉OK厅、招待所等。旁边的药店纷纷打出了“情趣用品”等显眼的招牌。这个“城中村”内，已俨然形成一个局部的产业链。驱车在新洲路这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上，记者见到，这样的“城中村”每隔百八十米就可见一个，它们像疥疮一样，散布在深圳市区的各个位置。据统计，全市共有行政村241个、自然村落2000多个，居住人口215万人，占深圳常住人口的四成，其中原村民仅有35.8万人，大部分为外来流动人口。

 刚到深圳打工的江西青年小李说，在这里不到半年，就被抢了3次。据他介绍“城中村”里住的人大多都有过被盗被抢的经历。

根据盐田街道的统计，盐田辖区内一年中发生的绑架勒索、盗窃等刑事案件中5%以上来自租住在“城中村”里的人员公安局统计，目前发生在出租屋的案件占到全市发案率的70%，“城中村”已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城中村”在我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在这些拥挤、狭窄的“城中村”里普遍存在着违法建筑、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威胁到周边的社区，拖住了城市发展的后腿。

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其实也是个人进入城市发展的最低门槛。“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制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数以十倍百倍计的外地人。消灭了“城中村”，不等于就此消灭了贫富差距为了城市的体面和治安而“端”掉城中村的方式是粗暴的。

我曾经在深圳的“城中村”里住过（特区内有91个“城中村”），至今我还有同事住在广州天河区的“城中村”里（广州有13８个“城中村”），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写字楼上班。我的成百万的同乡和各省在异地谋发展的外地人，都还住在各个城市的“城中村”里。正如那篇名为“我花了1８年的时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网文，在城市里要想过上富足的、享受的、相对稳定的生活，需要才能和运气，更需要时间。“城中村”的存在，给了初来乍到、梦正远的外地人以时间，奋斗的时间和喘息的时间。因为那里的租屋及生活成本最低。

但现在的“城中村”被一些城市政府部门视为“城市毒瘤”。与此对应的潜台词是：坏人们大多住在“城中村”。因为“城中村”有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因为城市的脏乱差以此地最为严重，因为城市的违法犯罪案件集中发生在“城中村”。

治理“城中村”变成了当前中国城市政府的一种默契。治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一劳永逸的方式：“杀死”“城中村”。

“城中村”的由来及城市的主人

没有城市化进程，就没有“城中村”，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城区和城区外的广阔农村。“城中村”的历史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按照城市规划开发的时间序列、板块序列、开发成本由低到高的序列，把农村化整为零，切割成一个个都市里的小村落，像孤岛，藏在一栋栋临街高楼大厦的背面，或被支路所包围。不仅是物质孤岛（城市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在其中很少，缺绿地缺公厕缺垃圾处理站，只是近来才开始安路灯的亮化工程），也是精神孤岛（没有社区文化，没有集体归属感）。

对“城中村”的原村民来说，他们的投机在于抢着违章建房，一来可以出租给外地人，二来是为了等政府对本村进行统筹开发时，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款。对外地人来说，他们的投机在于可以以最低的生活成本留在城市里，一边工作生活积累经验和物质资本，一边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有“城中村”，或许名字叫贫民窟，或许叫“大象”与“城堡”伦敦）、下东区、哈莱姆（纽约）或棚户区（上海）。纽约是世界性的移民城市，1800年时，城市中1/3是穷人。到了1953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还这样写：“纽约是一座丑的城

市、脏的城市。但有一件事是实在的，一旦你在纽约住过，把它看做是自己的城市，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它。一切都是浓缩的：入口、剧院、艺术、文学、出版、商业、谋杀、抢劫、奢侈、贫穷。它是一切事物的总和。”极少有城市能体面、美观到纯粹、统一的地步，除非这个城里住的全是富人，或全是穷人。

虽然谅谁也不敢公然说“穷人不是城市的主人”，也不敢公然说“暂住的外地人不是城市的主人”，但在中国城市里，对外地人的一些政策和待遇，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对穷人的歧视。比如“非本地户口不要”的招聘，对外地人购房、购车、上学及其他消费领域的限制，本地执法人员、服务业人员对外地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警惕性。这种不公平是如此普遍，以致“打工仔当选人大代表”的事情能在所有城市成为新闻。在收容制度废止、警察和保安不再当街拦人查验暂住证之后，外地人的城市主人翁感觉骤然提升，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所居住的“城中村”成了“城市毒瘤”和城市之“痛”。

“城中村”考验政府治城能

要历数“城中村”的“罪”确实很容易，特别是当“城中村”人的犯罪率高得以致户

籍人口惶惶不安时。城市政府很容易“顺应民意”，从清除违章建筑和打击犯罪入手“治理”“城中村”。结果，违章建筑当然是消除了，罪犯当然再也无处容身，他们被“驱逐”出城市——同时，被驱逐出去的还有上百万无辜的、外地来的好市民，他们从此无家可归，因为没有“城中村”的城市真的贵得他们住不起。

在那些较多依赖新移民（官方的划分是民工、人才和外商，因为一个进劳务市场，一个进人才市场，一个进投资洽谈会）而使城市拥有建设活力的城市政府、以“驱逐”“没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外地人为代价搞好社会治安的城市政府，是否算是合格的、有作为的城市政府？单纯依靠行政执法的力量去“杀死”“城中村”，是容易的；为“杀死”“城中村”找一条名正言顺的理由甚至是法理上的依据，也是容易的；但让“城中村”的人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更融入城市以分享更多的城市利益和发展机会，则是一件难事。“城中村”考验政府治城能力的关键在于：你是视外地人为城市子民，想接纳并安置好这群人，还是视其为城市的累赘和危胁，想管束并“驱逐”这群人？

如果城市政府视外地人为城市子民想接纳并安置好这群人，那么治理“城中村”就不应该成为依赖于推土机和警察的单边行动，而应该是一个由人大监督、政府统筹、银行、建设局、房管局、民政局、劳动局等各部门协作参与的综合公益性行动，在推土机之前尽可能多地为外地人营建基本合格的、健康的容身之所。

比如说，政府可以在两者之间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一年拿出几十个亿，是去修地铁、修磁悬浮，还是去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足够多的社区？“城中村”的确普遍脏乱差，但这不是居住其中的外地人所愿意的。因为“城中村”很难分享到市政建设的好处。在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韩国都有城市政府为穷人造健康社区的先例。

 而在中国城市，打击犯罪和拆除违章建筑永远是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单边行动，因为城市安全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对贫富差距的安抚排在了后面，或者干脆就缺失了。这是一种有待商榷的城市管理逻辑。

“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制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租屋而居的外地人。他们是为城市带来发达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人，也是没有筹码与政府谈改造补偿、谈利益分成的弱势群体。但令人惊奇的是，城市政府在改造“城中村”的利益博弈中，从来就置居住生活其间的外地人于度外。

为了2008北京奥运的城市新貌，北京市公布了城市环境建设规划，市属八区的200多个“城市村庄”有了一个8年的整治时间表。2003年北京已改造“城市村庄”40 余处，1.4 万余户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原居民的居住条件才得到了改观，而不知那些曾生活在这里的外地人失去了40余处容身之所后，他们在哪里容身，居住条件是否能得到改善？

2004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净畅宁”工程，深圳市展开“梳理行动”，全年总计拆

除乱搭建的违章建筑3833多万平方米（《深圳特区报》公布的数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城等人在2004年7月29日撰写的《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一文援引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的话说：“按最保守的每10平米居住1人计算，（这次梳理行动）所涉及到的流动人口也在百万以上，（所以）实际上是在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文中还称“深圳市城管办总结说有５种人住在360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里面：乞讨者、拾荒者、养殖者、菜农、地下加工厂从业人员。”最后，“比打散工者收入稍微丰厚一些的人，比如货柜车司机或开小店的生意人。突然猛增的大量租房者导致房子的租金飞涨，原本1200元的三房一厅，目前已涨到了2000元以上……相当一部分外来农民离开了深圳，或者去了深圳邻近城市，或者回到了老家农村。”——深圳已有1200万常住人口，其中外地来的暂住人口占八成多，他们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和传媒中的发言通道都不如户籍人口那么顺畅。虽然深圳特区有许多“同在一方乐土，共创“美好明天”的公益广告，但统计局在公布深圳的人均收入数据时，总是以400多万的人口基数来计算。

一个城市的治理结果，如果是让外地人穷着离开的城市，不能算作是真正开放、宽容的城市。“城中村”的城市伦理一个城市中有居住环境极差的“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或累赘，而是城市的伤口。城市要做的是愈合它，而非一刀切除。

“城中村”自有城中村伦理。

除了在“城中村”提供私建房出租的原住民，“城中村”居住着城市几乎全部的“草根”阶层。他们是城市的低收入者，干着所有不体面、脏、累、差的活儿。除了违法犯罪者，这里的大多数住客秉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秩序。因为他们的床在村里，他们的生计和关于城市的个人梦想都在村外。他们对“城中村”不抱有归属感、责任感，不热爱邻居也不滥施同情心。他们只求在此得到一个立锥之地，也就是在城市得到了一个立锥之地。他们是有飘泊感的一群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想在这座城市待下去。他们对城市有所企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期望值，或者说这座城市让生存其中的他们对自己有了期望值。他们大多直接来自农村，另一些人是大学毕业，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赚到足够的钱，都没有找收入足够丰厚稳定的工作，来摆脱居住环境极差的“城中村”生活。一旦赚到或找到，他们会迅速搬走，回家乡做生意、搬到更体面更优美的社区或到他城创业。“城中村”是他们的人生驿站，然而是不可或缺的驿站，要是没有这个驿站作为中转，他们会迅速地被城市淘汰、被贫困追逐。所以，无论“城中村”如何危险、混乱、肮脏，他们也能前赴后继地在这里待下去。“城中村”就是他们的城市，就是他们的梦和梦魇，是他们未来的起点。

宽待“城中村”，不是宽待建违章房收租的食利者，而是宽待外来人口对这个城市所抱有的梦想。虽然，他们纳的税远不如拥有私家车和别墅的人多，并且会占用市政设施。用心治理“城中村”，而不是用推土机“杀死”它，因为，居留此地的人也在为这个城市创造财富和活力。即便“杀死”了“城中村”，“城中村”完全从城市中心区消失了，还会有外地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因为今天的城市是众望所归的居留之地，永远在召唤那些追求成功、试图过好日子的人。当然，城市也永远需要有人为它服务、注入新血。

以政府提供安居社区和就业机会为手段、以弥合贫富差距为目标，才是“杀死”“城中村”的最佳方式。那样的话，“城中村”也用不着政府大动干戈来“杀死”了，它会寿终正寝，不再是毒瘤或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