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着背做事，翘着屁股挨批”，是居委会“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谁都只到现行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居委会统管模式是无法应对城市社会问题和满足居民需求的。“为居委会减负”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也成为政府的洗过挪动。按照传统做法，既然单靠居委会一个组织难以承担政府下派事务，那么就增加机构和人员，社工（社区专干、社区干事等）和社区工作站也就应运而生。增加的机构和人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委会的任务和压力。但问题是，这种做法依然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延伸，是政府“腿”的延长，是纵向到底的行政机制的强化，居委会依然会陷入“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角色困境，即“说你是行政组织，你又不是；说你是自治组织，你又不像”。现如今一些地方纷纷建立的社区工作站同样会陷入这种说不清楚的困境。
各地的探索和试点都面临体制瓶颈，即面临如何跳出“行政化陷阱”的问题。这需要从体制上选择社区行政化的替代方案。走出“行政化陷阱”。
首先需要转变目标：从行政目标导向转变为居民需求导向，行政目标导向是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根据政府需要而行动，居民需求导向是政府、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根据居民需要而行动。
其次需要转换模式：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治理模式，如果沿用行政管理模式，政府习惯将社区看成是政府依托居委会（社区工作站），自上而下地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如果从治理角度，政府会把社区看作是一个比行政管理过程更大的、开放的互动空间，是从政府依托居委会跳“单人舞”转向政府搭台、各种组织“共舞”的过程。
再次需要体制改革：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全能政府总是习惯于将所有社会组织都纳入行政体系，便于自己控制，有限政府不仅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功能是有限的，也同时意味着任何一个组织的权力和功能都是有限的，组织的有限权力和有限功能会促进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
总之，如果不能超越行政思维、行政模式、行政体系、行政方式，社区建设中的所有探索和试点都无法摆脱“政府热心干预、居委会苦不堪言、居民冷漠观望”的体制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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