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区的均衡状态正在迅速被打破，譬如北京的“美然动力街区”，譬如我在济南自己作为业主的一个小区，开发商的物业公司也在一个月前黯然退出，尽管变化有时令人匪夷所思，但是这些事件演进的因果又的确在情理之中，社区的维权斗争激发了一些业主的郁勃之气，中国古已有之的“揭竿而起”的情结，今天正在社区上演。
  “无政府主义”在我国的历史上，承担过极大的启蒙作用。清末的李石曾，写过一篇《无政府论》，其中说到：“为古之政府者，尚可托言为民任政；为今之政府者，不可言也。古时人民思想简单，知识幼稚，固不可一日无君。待人民渐有自治力，而政府反忌之，时施阻抑，以消灭之，则政府可以永存，然而大势不许尔尔。……”或许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实属无稽之谈，然而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不仅有广泛的理论支持，而且为众多的先烈所追随，法国大革命即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而其后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都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相信个人对其自身行为负有责任，而与其相对立的，父权体系的社会，其思维模式却蜕化人的独立思想、独立行动的能力，正如雨果所述的：“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肚子上，那便是教条、法律和自然的桎梏。”让人们期待精英阶层来代替自己作决定，代替自己解决问题，还美其名曰：社会分工的结果。今天物业管理者面临的困惑，“业主大会”在现实当中的缺位，难道不正是因为每一个普通业主的依赖性？社区维权业主们所追求的推翻“物业管理管理层”的良性诉求，包括“业委会”与“业主代表大会”之争，其目标指向仍然在于“代替选择”，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如果不能形成新的官僚集团，维权活动就会成为一部分人无依托、无止境的义务劳动，和另一部分人的“搭便车”与“放下筷子骂娘”。
   所以，无政府主义存在这样一些悖论：要改造社会，先改造自己；要维护财产，先放弃财产；要绝圣弃智，先要选贤与能；让大家去私从公，必须要自己先“自毁其家”，如果业主没有了私心和私欲，物业公司诚然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纵向地比较，在早期不交物业费的时代，大家岂不是也生活得很好么？但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存在的前提，是大家本身都“与世无争”，没有对房屋的权利要求；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业主越是扩张他们的财富和私欲，当公共权力的边界一而再地被逾越，物业管理企业就像一个气球一样膨胀得越来越大，在“美然动力”的案例中，社区中的物业管理企业仿佛真的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了。正所谓“魔由心生”，由于社区阶层的复杂化，业主和居民的多重角色，已经决定了社区“政府”的责任日益加重，而无政府状态，也就成了暴力、混乱、任何人都无法自我保存的同义词。
   自古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因为物业管理项目的不可逆性，使盲目运作“业主自治”的社区不乏业主的悲剧。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抱有乐观的想法，认为社区的“无政府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只有政府走下神坛，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才有可能诞生。今天中国的物业管理者面对的是这样的业主群体：其中大部分的老人处于第一次浪潮——农业文明的浪潮，而父母是第二次浪潮的中坚——工业文明的产物，最后，家里的第三代却是第三次浪潮的产物，他们是现代信息社会的拥护者，轻视获取、占有而关注生存和个性。物业管理者同时将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服务，这就是中国物业管理的革命性前提，物业管理的困厄来自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代沟，在社区动荡与骚乱的背后，是令人震惊的变革。——由这种震荡必将产生健全的、合乎需要的物业管理制度体系。
    我发现，人们对待物业管理的方式也如同对待婚姻一样，早期的农民婚姻，他们所关心的对象是她是否足够健壮，能否分担家庭的劳动和照顾孩子。到了工业时代的婚姻，“爱情”成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指标般的吸引力——事实上，早期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要求纯粹是功能上的满足；而后物业管理逐步沦为一种虚荣上的满足，即使在深圳也仅仅是上升到外观上的和安全上的满足，而当前屈从于高价购房的业主们，正被自己所描绘出来的、逐利的物业管理魔影所吓倒，由众多开发商塑造出来的花瓶般的物业管理并不值得推崇，而未来真正的选择物业管理服务的标准，其实越来越倾向于满足多方面需求的资源和能力。
    其实，“不要物业管理”的呼声日高，包括《物业管理条例》也准备承认这个事实，尽管“物业服务”的含义只是越来越让人们困惑，但这对同行和业主来说倒都是好事。一直以来物业管理者的尴尬之处在于：相对于政府部门，他是私人部门；但是相对于社区当中的业主和大量社区服务的享受者，他是公共部门。所以在未来，物业管理在社区中的角色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复制到城市乃至国家公共管理的课题之中。一股不可知的巨大力量正在推动物业管理行业越过标准化、同步化和集权化，这种力量，既是对旧的社区文明进行挑战，也必将推翻社区的官僚制度。专门为业主提供定制的，个人化的，有优先顺利的增殖服务；同时业主通过知识和理性的普及，能够进行广泛的自我管理，我认为这才是社区“无政府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