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需求、社区产品、社区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与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环境不一样，城市社区是居民创造的人工环境，是以人为主体、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动力、以公共空间为载体、以社会交往为内容的有机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动态系统。系统的联系性和动态性会以多种形式并且在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居民需求、社区产品和社区问题的高度关联性。
我们通过对武汉市江汉区长堤社区、宁波市海曙区澄浪社区和黄石市西塞山区田家墩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建设改善了居民需求表达机制，居民可以通过社区调查、求助网络、居民代表、社区论坛等机制来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在社区生活中，居民往往是通过认识社区问题、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来表达自身的需求的。用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1～1：买菜难与便民菜市场
在澄浪社区议事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四位委员联合提出：目前没有一条公交车线路经过社区，社区离退休老人多，老人们平时需要步行10多分钟，才能乘坐公交车到其它社区的菜市场买菜；买菜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应该兴建便民菜市场，设立公交车站、引进公交线路，解决买菜难和出行难的问题。
案例1～2：“握手楼”与公共活动场所
在长堤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几乎全体代表提出：由于社区位于老城区的闹市区，建筑密度大，楼栋与楼栋之间的距离很近，被称之为“握手楼”，同时人口密度大，太拥挤；希望社区居委会向上级政府反映，将新建的两幢居民大楼间的空地改建为公共活动场所，便于青少年玩耍、中老年人锻炼身体和散步。
案例1～3：出行难与泥巴路改造
在田家墩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纷纷反映：社区通往西塞山路的小巷是居民进出社区的主要通道，这是一条泥巴路，雨雪天道路泥泞，居民出行非常不方便；大冶钢厂曾经规划修建这条路，但由于大冶钢厂不景气，不得不搁置该计划；希望社区想办法将泥巴路改建为水泥路。
上述案例概括起来可以说都是居民的生活需求没有得到较好的满足，居民认识到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希望社区组织能够及时解决。按照案例，我们可以对居民需求、社区产品、社区问题这三个概念进行简单界定：所谓居民需求，是指居民面对某种产品的短缺状态而出现的强烈偏好与选择倾向；所谓社区产品，是指满足居民需求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谓社区问题，是指社区产品的供给与居民需求的不均衡状态，即社区产品处于短缺状态，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居民需求、社区产品、社区问题三者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在社区生活中，居民需求不是抽象的，总是具体指向某一产品；由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的生命周期变化，产品短缺是一种常态，这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增加产品供给；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促使人们采取新的行动，增加新的供给；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居民需求、社区产品、社区问题的高度关联性表明：（1）社区建设本质：以人为本，创造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2）社区建设规律：解决社区问题以提供社区产品满足居民需求——解决新的社区问题以提供新的社区产品满足居民新的需求——不断循环并螺旋上升。
我们借鉴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三个社区的居民需求以及相对应的社区产品和社区问题用一个表格来勾画出来（参见表1～1）。
表1～1： 居民需求、社区产品与社区问题的关联性
需求层次 | 居民需求 | 社区产品 | 社区问题 |
生存需要 | 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生活便利。 | 技术基础设施及其维护，生活服务设施，垃圾处理，绿化，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等。 | 水压、电压、气压不足，污水粪便漫溢，路面坑洼不平，缺乏公交车站，无便民超市，失业人口多且缺乏保障等。 |
安全需要 | 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等。 | 警察与消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民间调解，社区救助等。 | 治安隐患多，缺乏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社区救助等网络或网络功能缺损等。 |
交往需要 |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取其他居民的信任，对群体和社区的归属等。 | 社会基础设施（室内活动设施和室外活动设施）、社区活动，群体交往等。 | 缺乏活动场所和设施，活动项目单一或者活动缺乏引力，存在群体交往障碍等。 |
尊重需要 | 承担责任，获得声望、地位和权力等。 | 分权，居民参与网络（自治协会，志愿者行动，民主机制）等。 | 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结社自由，参与渠道不畅等。 |
自我实现 | 发展个人特长，向创造性事业挑战等。 | 分权，社区特色活动，居民发挥特长等。 | 权力过分集中，特色人才无用武之地等。 |
注：这是笔者根据武汉市江汉区长堤社区、宁波市海曙区澄浪社区、黄石市西塞山区田家墩社区的居民需求的相同性归纳出来的。它们是3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社区禀赋的差异（即社区在城市区位、人口结构、基础设施、文化传统等的差异性）长堤社区是明末清初形成的旧居住社区，澄浪社区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建居住社区，田家墩社区是建国后50年代形成的单位居住社区。笔者通过查阅3个社区2000年的居民求助记录和社区居委会工作记录以及进行专访发现，由于历史形成过程和社区禀赋的差异性，3个社区的居民需求既表现出相同性，又表现出差异性：一方面，居民需求都具有多样性（包括了五个方面的需求），但在需求层次上存在着差异性；另一方面，社区问题在五个方面都有表现，但每个社区所面临的重点问题或难点问题却有很大差异性。
表1～1说明伴随城市体制改革和社区建设，社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增强，居民需求向社区集中，社会事务向社区集中，社会问题向社区集中；另一方面，在居民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同时，居民行为也趋于自主化。
1、人性回归与需求膨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居民需求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统一。在社区生活中，居民五个方面的需要具有各自不同的动机或追求目标，与此相适应需要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解决各种具体的社区问题，以实现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居民需求并不是一个简单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过程，相反，几乎同时表现在五个层次上。如三个社区的居民都对社区活动空间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希望解决社区活动设施短缺问题，并倾向于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例如在长堤社区，居民代表提出：社区内部拥挤不堪，无法寻找公共活动空间，建议“外借空间”，与赛格电子公司联系，在每天晚上6：30～10：00，社区借用其门前广场，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田家墩社区，居民代表提出居民缺少活动空间，建议社区居委会与大冶钢厂协商，将两栋居民楼之间闲置的一处破烂不堪的仓库改建为社区文化广场，不要厂里1分钱，发动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两个社区的居民确实通过集体行动，弥补了社区公共空间的不足。
为什么居民在社区生活中会同时表现出多种需求，而且倾向于自己做出决策呢？这是人的本性的客观反映，人不只是有“一双手”，也有“一颗心”，还有“一颗头”；也就是说，人与土地、机器设备不同，不是一种生产工具，人既是“经济人”，有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是“社会人”，有社会交往的需要；还是“决策人”，倾向于自由选择，通过权衡利弊来采取行动。笔者认为人性回归和需求膨胀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1）这与宏观环境和社区微观环境的改善有关。从宏观背景看，改革开放带来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权；从微观背景看，“以人为本，社区自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开始被居民所接受，用居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的干部自己选，自己的事情自己议，自己问题自己解。”（2）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小康化，从而引起居民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居民自己创造出新的需求（如追求自主权等）、新的产品（如社区民主制度等）, 发现新的问题（权力集中，存在居民参与障碍等）。例如，在海曙区郡庙社区第一次协商议事会议上，多位居民代表提出，社区自治的关键是要明确社区的自治权利，需要政府放权让利。从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看，社会需求会更加强烈，其中一个突出景象是居民自发性团体的快速发展，例如在澄浪社区，仅文化体育团体就达13个，志愿者团体有500多人，分为13个分队。（3）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居民自主解决问题和提供集体产品的能力，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依赖政府或单位。例如澄浪社区通过集体行动，引入个体户，建立了最初的便民蔬菜店；长堤社区通过居民筹资，购买影像设备；田家墩社区通过集资自己将泥巴路改造为水泥路。
2、社区功能的回归——它不同于组织必须应对所有问题。表1～1说明：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及其向社区集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区面对的事务增多、问题增多、压力增大。用社区居委会的话说，就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使我们的任务减轻，反而是加重”，有的居委会主任说，社区要完成现有任务，“必须集中三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大学生的文凭、律师的嘴、运动员的腿。”对于这种变化，很多人感到困惑。笔者认为：这是中国体制改革，“单位”功能回归所带来的社会服务职能“外溢”的必然结果。“组织是有专门目的的机构。它们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们集中精力于一项任务。” 学校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企业集中精力生产和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法院集中精力解决冲突，军队集中精力于战斗和战争。“每个组织只擅长一项任务。这种专门性赋予他们履行职责的能力。如果组织着手处理超出其专门能力、专门价值、专门职责的任务，它们只会损害自己，损害社会。”而“社会、社区和家庭必须处理出现的任何问题”。中国体制改革，传统“单位制”解体，无所不包的“单位”转变为专门性组织，其社会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流向社区，导致居民需求在社区膨胀、问题在社区集中，社区必须积极应对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如约瑟夫·熊彼德所说的：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单位制”解体是一种历史进步，社区积极应对体制转轨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是社区功能的回归，这也是一种历史进步，不是一种倒退。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区积极应对各种问题，并不意味着社区必须大包大揽，提供所有的产品，相反，它意味着社区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换，即根据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采取不同的供给机制，包括市场机制、政府强制机制、非营利组织的专业服务机制、社区志愿机制和居民自助机制等来提供产品。事实上，目前社区组织的困惑根源于社区治理机制滞后，导致社区产品供给跟不上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因而导致社区问题（社区产品短缺），使得城市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忙于应付，陷于社区问题之中。因此，对社区治理机制进行结构性转换，是当前社区建设的关键问题。
二、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及分类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的实质是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所有物品都依托于“单位”来集体供给，即居民所需要的产品没有“公”、“私”之分，所有的产品都以公共产品的形态出现，都通过政府授权的“单位”来供给。实践证明这种供给机制既无效率也有失公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区治理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不能沿用传统的“单位制”做法，简单地由社区替代“单位”，即通过政府授权由社区大包大揽，提供居民所需的全部物品；同时，在资源分散（不为政府垄断）以及居民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政府再也不可能包办一切。那么，在“单位制”解体，政府无法垄断，社区无法包办的情况下，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供给居民所需要的多种产品呢？
笔者认为：寻找社区产品供给机制的基本思路，首先是科学认识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并以此为依据，对社区产品进行科学分类；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种类的产品，分别建立不同的供给机制。因此，认识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以及对社区产品进行分类，是建立产品供给机制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通常根据物品的两个内在属性来对物品进行分类。这两个属性分别是：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是否具有竞争性。所谓排他性，是指生产者能够阻止不付费的消费者得到产品；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非排他性，即生产者无法阻止不付费的消费者得到产品。所谓竞争性，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了某一产品，其他的消费者就不能同时消费该产品；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非竞争性，即多个消费者可以同时消费某一产品。据此，经济学将物品分为三类：纯私人物品（完全排他性与竞争性）、纯公共物品（完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混合物品（介于两者之间、部分排他性、部分竞争性即存在拥挤现象）。举例来说，皮鞋属于纯私人产品，如果你穿了这一双鞋，我就不能同时穿这双鞋（竞争性）；如果你花钱卖下这双鞋，我就不能同时卖下这双鞋（排他性）。国防属于纯公共物品，一旦防务被生产出来，就使所有人受益（非竞争性），不能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非排他性）。社区产品属于混合物品，“在其受益范围内具有非排他性，但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具有排他性了”，也就是说，社区产品在社区成员之间具有非排他性，但对非社区成员却具有排他性，其主要受益对象是社区内部成员；沙曼将社区组织称之为相互受益组织即会员组织，主要为内部成员提供服务；史蒂文斯认为“社区本身就是俱乐部”，社区公共产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将社区产品定位于混合物品，以区别于纯私人物品、纯公共物品，部分揭示了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但也存在不足，容易引起混乱，比如供水、供电、供气服务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城区的每一个社区居民都可以享受的，并不存在排他性，只是在不同城区或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排他性。这是因为从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现实状态看，社区是一个基础生活圈，街道是一个低级生活圈，城区是一个高级生活圈，这意味着某些产品在不同城区之间会存在排他性与差异性。借鉴E·S·萨瓦斯对物品两个内在属性的分析以及分类方法，我们可以细分社区产品（参见表2～1）。
表2～1：社区产品属性及分类
| 排 他 性 | 非 排 他 性 |
竞 争 性 | 个人物品 包括：送奶、理发与美容、饭菜配送、代换煤气罐、家电维修、钟点工等。 | 共用资源 包括：河流、湖泊、空气等。 |
非 竞 争 性 | 收费物品 包括：邮件投递、公交服务、通讯网络、自来水供应和下水道服务、电力供应、天然气供应、社区养老院、青少年特长培训等。 | 集体产品 包括：社区活动设施、街道、便民桥、垃圾处理、社区绿化、社区医疗保健、防疫（除“四害”）、社区福利产品、社区安全与消防、公民自由与社区民主、社区公共教育（除特长培训）、社区公共文化体育、楼道秩序等。 |
注：为了分析方便，我门撇开社区产品与纯私人产品、纯公共产品的异同，集中分析社区产品的内在属性，并以此为依据，对社区产品进行细分，考察不同产品的特征。
根据社区产品的两个内在属性（是否具有排他性与是否存在竞争性），可以将表1～1中的社区产品分为四类：一是个人物品，即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收费物品，即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产品；三是共用资源，即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的产品；四是集体产品，即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的产品。我们用以下案例分别对四类产品的特征进行分析：
案例2～1：饭菜配送与个人物品的特征
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务劳动逐步社会化，推动了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社区出现了许多家政（家务）服务公司。过去，居民自己买菜做饭，现在有时请社区快餐店配送饭菜。社区快餐店与居民之间形成市场交换关系，买卖成交取决于双方达成一致性协议：社区快餐店按居民要求配送饭菜，居民按协商的价格支付给社区快餐店。如果居民不付费，社区快餐店可以拒绝配送饭菜；如果居民付费，居民就可以独自占有这份饭菜，其他居民不能同时占有这份饭菜。
案例2～1表明了个人物品的特征：①排他可行，排他的执行成本低，“你（居民即消费者）不付钱，我（社区快餐店即生产者）就不给你配送饭菜”；②个人消费，“谁付钱，谁收益”，居民（消费者）可以实现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不“外溢”给其他居民（其他消费者）。事实上，社区便民利民服务项目中绝大多数产品都具有上述两个特征，属于个人物品。对于这类物品，最有效的供给机制是市场机制。
案例2－2：有线电视与可收费物品
观看有线电视已经成为城市居民获取信息以及休闲娱乐的主要工具，有线电视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居民作为消费者与有限电视台之间存在市场交换关系，居民付费，有线电视台提供节目；居民不交费，有线电视台可以停止供应节目。但是只要居民付费，所有付费居民都可以同时收看同一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比如，所有付费的居民都可以同时收看武汉有线电视第五套节目，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而是共同消费。
案例2～2反映了可收费物品与个人物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①排他可行，“你不付费，我就停止供应产品”，这一点与个人物品相同。②共同消费，付费的居民可以同时消费同一产品，不存在消费上的竞争性，这一点与个人物品不同。由于可收费物品具有排他性，可以采用市场机制，通过收费而不是财政拨款（至少不是全部）来筹集资金，以增加产品供给数量和改善产品质量。但是，由于可收费物品又具有共同消费的特征，即消费上的公共性（有线电视还具有意识形态功能），需要政府管制，以维护公共利益。对于自来水这种短缺资源产品，更应该充分利用其排他性特征来改善自来水的供给和消费状况。如果采用政府财政提供，即使政府财政来源于居民纳税，但由于不是直接缴费，居民往往把它作为“免费”产品，产生“不用白不用”的消费心理，出现浪费行为。
案例2－3：社区便民桥与集体产品
澄浪社区为推进社区自治，发挥社区议事委员会的议事功能，培养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建立了社区议事委员会主席接待日制度。2002年3月22日是社区议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接待日，从上午8：30～下午5：10，常务副主席王重光接待了25名居民，居民提出了12项需要解决的社区问题。其中，修建便民桥成为居民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居民提出：“小南海”与“澄浪小区”之间被南塘河分割，社区居委会设在“澄浪小区”，小南海的居民如果要到居委会反映情况和办事，需要绕道，交通不便，希望社区与政府联系，在南塘河上架设连接两个小区的便民桥。”
案例2～3中的便民桥集中反映了集体产品的本质特征：①无排他性，只要桥梁修好，所有的居民都可以通行，共同消费，没有办法排除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使想排除，也会因为成本太高而难以实施，即便能实施也得不偿失，降低桥梁效益，损失桥梁功能；②无竞争性，社区内部的便民桥与处于城市交通要道（如武汉长江大桥）不同，一般不会因过度消费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市场机制在这些集体物品供给上是失败的，因为无利可图，企业没有生产的动力，即无法通过买卖双方间的个体交换来实现产品供给。换言之，社区集体物品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供给，要么由政府通过收税来强制提供，要么由居民捐资通过志愿机制来提供，要么由其他非营利性组织通过向社会募捐筹集资金以及通过专业性服务机制来提供。
案例2－4：社区公害与共用资源
在澄浪社区议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接待日，居民反映有外来经营户将整车的垃圾倒入南塘河，如果不制止这样的行为，“山水丽景”（澄浪社区的四个居民小区之一）前景堪忧，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外来人口自治。
长堤社区位于武汉市东汉正街市场的黄金地段，不少居民将住房出租给个体经营户从事经营活动。沙坊街12号楼1楼户主陆某将房屋出租给个体户陈某，陈某将此当作染纽扣的手工作坊，染纽扣所使用的化学用品产生的气味熏人，严重污染空气。居民向社区投诉，要求采取强制措施，勒令陈某停止染纽扣的生产活动。
案例2－4表明了共用资源的困境。河流和空气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共用资源，消费这些物品不需要付费，也无法阻止消费（难以排他）。因此，人们倾向于把共用资源当作个人物品，“谁占有就谁消费”，河流和湖泊被当作有害废物的倾倒场所，人们恣意地排放有害气体，污染空气，从而使这些共用资源的数量减少，质量变差甚至枯竭，个人享受好处而让其他人支付成本，即消费的竞争性带来外部负效应。共用资源的保护不可能通过买卖双方间的个体交换来实现（即市场失灵），必须采取集体行动，通过政府规制、社区监督、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行动来实现。
通过对社区产品内在属性以及四类不同产品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区产品的多样性，需要采用多种供给机制，任何一种单一机制都无法提供所有的产品。
三、社区产品的多元供给机制
我们结合长堤社区、澄浪社区和田家墩社区的工作实际，探讨社区各类产品的供给机制。为了清楚地描述不同产品的供给机制，需要对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不同权利主体进行划分，明确界定谁安排、谁生产、谁消费。为此，我们将权利主体分别界定为安排者、生产者、消费者三类角色。所谓安排者，是指那些为产品供给提供政策依据或确定产品数量和质量或指定生产者的人和组织；所谓生产者，是指那些实际制造产品或者维护产品的人和组织；所谓消费者，是指那些直接获得产品或接受服务的人和组织。
1、个人物品的供给机制
社区生活中的个人物品主要是便民利民服务产品。在产品供给机制上，应充分利用其固有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采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改善产品质量。采用市场机制（买卖双方自由交换），在产品供给过程中，居民可以充分行使选择自由权，居民既是安排者即自己决定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向谁购买（可以“货比三家”），又是消费者。生产者确认需求并组织产品生产，然后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成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者可以是营利组织，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市场机制与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就两者之间关系看，前者是资源配置制度，后者是这一制度的运行者或者规制者，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采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其利润是归资产者所有，还是主要用于（或大部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要将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定位于非营利组织，需要法律和政策做出明确规定：其利润的多大部分用于社区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这部分公益资金的使用规则和监督规则，同时，应给予税收优惠或者低息贷款。在当前社区建设面临资金短缺，同时又无社区税这一固定来源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将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定位于非营利组织，为社区工作筹集必要的资金，也为居民自治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撑，因为社区财源的多样化，有利于社区行为的自主化，如果一味依赖政府资金，社区会因对政府财政依赖而越来越听话。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为维护社会公平，政府或社区组织在与生产者协商并取得后者同意的情况下，给予弱势群体一种特殊的“凭证”，使弱势群体可以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优惠产品或免费产品，如长堤社区、澄浪社区、田家墩社区都为老年人、残疾人、特困家庭等发放“便民利民优惠卡”，他们凭借此卡从理发店、百货店获得优惠服务。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已经使弱势群体的个人物品转变为福利物品。
在社区便民利民产品供给过程中，集体行动（政府行为或社区行为）主要限于解决市场失灵：确保物品安全，防止生产者弄虚作假；限制垄断，鼓励竞争；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如排放有害气体、乱倒有害垃圾、生产噪音等社区公害问题）。如前所述，如果要将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定位于非营利组织，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订相关法律和政策，并监督其执行。这是推进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所必须的公共政策，也是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基础工程。这是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替代的政府功能。
2、收费物品的供给机制
在社区生活中，收费物品包括邮件投递、公交服务、通讯网络、自来水供应和下水道服务、电力供应、天然气供应、社区养老院、青少年特长教育等。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社区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机制，而将社区养老院和青少年特长培训与集体物品的供给机制结合起来分析。
社区技术基础设施包括邮件投递、通讯网络、自来水供应和下水道服务、电力供应、天然气供应等，它们既有排他性也有共同消费性，介于个人产品与集体物品之间，既可以采用市场机制，又需要政府介入。如果根据产品供给过程中角色的差异性，可以将供给机制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垄断生产。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做法。政府制订规划，通过预算安排，直接拨款给自己拥有的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来管理，掌握事业单位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政事不分或俗称“父子关系”），直接从事生产活动，消费者（居民）没有选择自由，只能被动接受事业单位提供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以及无条件地支付事业单位所需要的价格。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垄断带来低效率，“低效率外在地表现为较高的成本和畸形的消费价格”。二是特许经营。政府将垄断性经营权给予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让它们在政府价格管制下组织产品的生产。与政府垄断生产不同，安排者与生产者的角色分离，政府是安排者，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是生产者，居民是消费者。执行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需要政事分离，将传统的事业单位改造成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组织或营利组织，并以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加以明确；建立价格听证会制度，在此基础上政府规定最高价格；同时，采用市场机制，鼓励消费者与生产者讨价还价，增强消费者的选择权，实行社会监督，以促使生产者提高自主经营的积极性，改善服务质量。由政府垄断生产过渡到特许经营，改善社区技术基础设施中收费物品的供给机制，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供给机制的转换中，需要同时建立社会监督制度。在这方面，既可以借鉴武汉市江汉区所创立的社区评议区、街道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制度，建立社区对生产组织的监督考评机制；也可以借鉴沈阳市沈和区、和平区的做法，建立人大代表定点联系社区的制度，强化权力机关对生产组织的监督功能。
3、集体物品的供给机制
为分析方便，我们以社区青少年教育和社区老年人关照为例进行分析，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说明：社区青少年教育和社区老年人关照是由若干部分构成的，不同的部分可以采取不同的供给机制。
社区青少年社会化教育，包括不同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组成部分可以采用不同的供给机制。社区青少年社会教育主要包括：①青少年暑假、寒假实践活动，如小发明与科技制作；②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参加社区公益活动；③价值观教育，如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④青少年权益保障，青少年心理咨询、预防青少年犯罪，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⑤个别社区青少年特长培训。这5个部分的差异在于：一是公共程度不同，前4个部分，属于社区全体青少年共同参与和共同受益的教育活动，属于青少年权益保障内容；第5部分，是个别青少年特长培训，虽然也具有消费的公共性，但其公共性低于前4个部分；二是付费的愿望不同，对于前4个部分，青少年及其家庭缺乏付费的愿望和动力，至少是缺乏付费的动机。对于第5部分，因为成本支付与收益的对等性，即有“谁付费，谁受益”的特点，青少年及其家庭具有付费的愿望和动力。因此，前4个部分属于集体产品，其供给机制显然不能采用市场机制，只有采用集体行动，即政府委托，社区组织或其他非营利组织生产，同时，建立参与式教育制度，扩大青少年的选择自由权，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质量。而青少年特长培训属于收费物品，可以采用市场机制，青少年及其家庭成为安排者与消费者，自主选择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确认需求并组织生产，双方协商定价，直接进行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换；集体行动限定在防止市场失败，预防生产者向青少年灌输腐朽思想，毒害青少年。
社区老年人关照，也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如①老年人娱乐、休闲、健身；②老年人权益保障，如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子女不看望老年父母，子女干涉老年人再婚，住房被子女侵占，生活上受子女虐待等；③老年人医疗保健；④老年人家务服务社会化（社区养老院）。这四个部分可以采用不同的供给机制。从长堤社区、澄浪社区和田家墩社区的实践看，满足老年人娱乐、休闲、健身需求，均采用混合式供给机制：政府实施“星光计划”，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提供社区活动设施；社区组织志愿者来管理和维护这些设施；老年人自发组织各种群众性团体，开展自娱自乐活动；事实上是政府行政机制、社区志愿机制、老年人自助机制的结合。老年人权益保障，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公德问题，一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由社区民间调解委员会出面调解，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调解失败，再诉诸法庭。可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市场失灵的区域，需要集体行动。一般来讲，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年人来说，医疗保健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应该作为收费物品，采用市场机制，老年人自己作为安排者和消费者自主选择并且个体受益，由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充当生产者，根据老年人需求组织生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生活确实困难的老年人，应该采取集体行动免费或低价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住房、食品、医疗保健、家务服务等，问题的关键是：资格确认，谁是生活困难的老年人；供给数量，供给多少最合理；供给方式，采用什么样供给机制最有效。因此，在集体行动中，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都不能完全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因为都面临着知识短缺和信息有限的问题，应该采用多种机制共同生产。比较好的做法是：政府确定资格条件，制订供给规划，明确供给数量；社区组织通过调查走访并公示，确定具体对象；政府提供“补助”或“凭单”，委托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组织生产，社区志愿者协会提供部分免费服务，居民开展邻里互助。
4、共用资源的保护机制
由于共用资源是由自然界提供的，人类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共用资源的保护机制。如何保护共用资源，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实践中的做法也多种多样。“囚徒困境”理论和“公地悲剧”理论揭示了共用资源困境：人们倾向于过渡占有和消费这些资源，谁也没有动力去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最终导致资源数量的减少甚至枯竭。因此，他们认为：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人类只有依赖于强制力量即政府力量来保护这些资源；但埃尼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全球若干个案分析，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建立一种自主管理机制，来保护共用资源，并维持共用资源的长期存在。但从中国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城市的高度聚集性（不同于农村的分散性，奥斯特罗姆所分析的“公用资源”主要是乡村或城乡结合部的草地、土地、地下水，她本人也承认其分析的“公用资源”的范围有限），与城市社区生活有关的共用资源主要是河流、湖泊和空气，它们为多个社区所共享，而不是为某一社区所独享，同时，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也不限于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城市。社区共用资源的这种宽范围的公共性意味着：任何一个社区都无法单独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这些资源。因此，笔者认为：保护共用资源必须采用多种机制。政府的功能在于制订保护的规则，并对违规者进行惩处；社区功能在于随时提供监督之眼，进行监督举报；政府可以委托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生产各种环保产品；居民的功能是自我约束，自主保护共用资源。总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是政府包办，恰恰相反，是政府机制、社区志愿机制、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专业服务机制，居民自助机制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当前社区建设中之所以出现各种矛盾，诸如社区组织工作任务加重，政府与社区关系不顺，社区服务发展艰难，资金短缺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社区产品内在属性的认识，没有细分社区产品，从而无法建立多种不同的供给机制，更不可能在供给机制的转换中，重新划定政府、社区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的功能范围和权限。如果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消除人们头脑中的许多困惑：比如，什么是社区自治？社区自治了，还要不要政府？市场经济成熟了，社区又能干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不简单，简单地说就是：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在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居民个体不能做也做不好的那些领域或事务上，进行自主管理。之所以说不简单，就在于到底社区在哪些领域以及哪些事务上自治？这就需要根据社区产品内在属性，合理划分社区产品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确立不同的供给机制，在机制构建中明确政府、营利组织、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各自的功能范围和权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市的多样性、城区的多样性以及社区的多样性，即使是同一种社区产品（如青少年教育）的供给机制也会多种多样，出现地方和社区特色。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埃尼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6、顾朝林：《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3页。
7、陈伟东：《政府与社区：共生、互补、双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陈伟东：《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特点及可行性》，《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第1期。
9、陈伟东：《社区建设与公民社会发育》，“山东大学社区建设与公民社会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5月）交流论文，该文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