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盐田区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社区体制创新，在社区管理模式上实施“议行分设”的探索：让社区居委会还位于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全区17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部由选民直接提名并实行“直选”。今年1月，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项目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6月10日至11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30多位专家学者在第三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上，对深圳盐田的社区治理新体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在社区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实现了创新。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这个刚刚建立运作一年的社区治理模式有无推广价值和可持续性、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存在哪些弊端、社区体制改革还可以寻求怎样的突破等一系列的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盐田模式”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追求

记者：代表深圳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和经验的“盐田模式”对社区治理体制进行了大胆创新，解决了社区治理体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深圳社区治理新体制有推广价值吗？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博导）：深圳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对我国社区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其探索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深圳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思路，较好地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追求，又兼顾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其对民主管理的要求。目前，我国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日益分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探索。在该模式的设计中，既有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体现，又有民主要求的体现。因此，深圳社区体制改革很有推广价值，它给其他城市的社区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空间和参照思路，可以在全国推广。当然，在具体实施中，其他地区不能完全照搬该模式。

“会站分离”的理念非常具有创新性

记者：您是本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委之一，能谈谈组委会把这项荣誉授予深圳的原因吗？

杨雪东（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处长）：“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针对地级以下政府的创新活动设立的奖，这次与深圳市盐田区一起获奖的还有北京市石景山区，它的创新思路是把街道变成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的设计是把原来由居委会承担的自治、行政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完全分离，把行政和服务职能从中剥离，分别移交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社区工作站是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归属到街道办事处，做政府的“腿”；社区服务站则是社区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以社区居委会作为主办主体进行民办非企业登记，举办社区公益服务活动，做居民的“手”。同时，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彻底回归到法律所规定的群众自治组织地位，履行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做居民的“头”。

这种“会站分离”的理念非常具有创新性，界定了居委会的职能，避免了居委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避免了贿选的问题；培育了公民意识和组织，把过去一切由政府包办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社会、公民多元社区治理体制，体现了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因此，深圳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记者：那您认为深圳社区治理新体制哪些方面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

杨雪东：在深圳社区治理新体制中，行政权特别是街道办事处行政权和社区居委会自治权之间会产生自觉不自觉的冲突，有一定的利益博弈。这种状况将会导致政府、社区居委会、居民之间，不能产生理性、有序、互动的良性循环和工作格局。

同时，也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强，如果对社区工作站缺乏必要的监督，改革也是很难成功的。因此，怎样通过居委会来监督工作站的工作也是今后应该要探索的。此外，社区服务站是一个民办非赢利机构，但是它提供的服务却是有偿的，谁来监管服务站工作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深圳社区治理改革具有普适价值

记者：深圳社区治理新体制目前还只是在盐田区进行探索，您认为它的普适价值何在？

杨立勋（深圳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教授）：深圳社区治理改革的普适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社区治理的职业化。深圳社区治理创新是将原来长期由居委会承担的自治、行政和服务三种功能分离，把其中的行政和服务职能分别移交给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这种专业化分工在有利于改善政治效率和行政效率的同时，也构建了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的实践形式，为我国政务官、事务官的职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社会工作者将成为一种很有前景的行业，将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必须执证上岗。我国的社区管理也将实现三个大的转变：由过去经验式的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转变；由善后式管理向预防式管理转变。

盐田社区建设有六个亮点：一是社区居委会全部直选产生，符合条件的辖区非户籍人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利于促进劳务工群体从工作上的深圳人变为心理上的深圳人，从居住上的深圳人变为文化上的深圳人，有利于劳务工群体尽早向新市民群体转变，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二是股份公司与居委会全部脱钩，股份公司不办社会，不再承担居委会成员的工资福利，专心发展经济，居委会专心从事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社区工作站人员的工资和居委会成员的津贴由政府承担，消除了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因股份公司经营不善所带来的生存风险，很好地解决了社区企社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三是妥善处理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行政权交社区工作站，自治权交居委会，社区服务权交社区服务站。四是妥善处理了社区的议与行的关系，议事权、决事权、监事权交给民选产生居委会，执行权交由职业化的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既解决了辖区人口民主权利问题，又解决了居委会的议事、决事、行事和监事不分的问题，还解决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化的问题。五是完成了一个充分调动了政府资源、公共资源、市场资源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设计，社区工作站事业化，由财政承担，社区居委会兼职化，不拿工资只有津贴，社区服务站职业化，通过向居民提供服务或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找到了调动政府资源、公共资源参与和市场资源参与社区建设的实现形式。六是妥善处理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选和聘的关系，规范了社区政务官和社区事务官的产生程序与途径，类似于政务官的居委会成员全部直选产生，类似于事务官的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持证上岗，合同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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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盐田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七年三次创新

盐田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历时七年，进行了三次创新：

第一次创新：实行居委会与股份公司脱钩。1999年，利用全省居委会换届选举之机，由街道办事处从股民中提名，通过户籍居民选举产生了不兼任股份公司职务的居委会成员，把居委会从集体股份合作公司中剥离出来，划清了居委会与股份公司的权责范围。

第二次创新：建立“一会（合）两站”的社区管理体制。2002年，盐田再次利用居委会换届之机，按照全市部署，按照“议行分设”理念，把集行政、服务、自治功能于一体的居委会职能进行初步分解，形成了“一会（合）两站”的社区管理模式：即在社区居委会内部下设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

第三次创新：建立“一会（分）两站”的社区治理模式。2005年，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会站分离”的思路和原则，盐田对社区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把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进行划分，建立“一会（分）两站”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工作站是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社区服务站则是社区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同时，由居民直选产生社区居委会，履行社区居民自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