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行政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社区行政化，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将行政制度植入社区，快速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单位制”解体是一把“双刃剑”：适应了经济制度转轨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带来了社会管理真空和社会生活紊乱。填补真空，重组社会，瓦解非法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为什么要用行政机制而不用自组织机制来重组社会？在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社会生活领域），除了政府组织外，没有非政府组织可弥补真空；除了政府公共资源外，没有多少可利用的民间资源；由“单位人”转化而来的“社会人”更多的是依附性而缺乏自主性。正是在社会缺乏自组织资源的条件下，逐步退出市场领域的政府不得不深度介入第三领域。

社区行政化是权宜之策而非长久之计。社区行政化是一种不经济的、不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社区行政化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大社会成本而减低整体效益：（1）需要靠政府资源来维持，政府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2）“条条”的纵向协调会加强而“条条”之间的横向协调会弱化，政府内耗会加重；（3）大政府会延迟或挤压非政府组织生长空间和活动能力，民间资源和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和利用；（4）强化居民的“理性无知”，既然可以依赖政府，为何要自主，何况自主还要支付额外成本，宁愿占便宜而不愿脑神费力，居民会理性地将过去对单位的依赖转向现在对政府的依赖，甚至与行政权威建立隐蔽的人际网络，获取投机收益。社区行政化使地方政府越来越陷入“资源困境”——公共财政短缺和“体制困境”——政府热（政府热心干预）、居干累（居委会干部不堪重负）、居民冷（居民冷漠、观望）。退出市场领域的政府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自己在市场领域洒脱，却在社会领域受苦。

创新社区制度，寻找社区行政化的替代方案。社区行政化可以快速填补管理真空，但不可以提供有效服务。政府存在的根据是为委托人——居民提供服务，服务质量是政府的身份认证。政府需要创新社区制度，寻找社区行政化的替代方案，重构社区服务机制。社区发展的政策框架需要尽可能富有灵活性，特别是应当以竞争为导向，允许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出现和存在。政府需要在理论上承认一个法治的、宪政的和有限的政府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体现它和巩固它。从宁波市海曙区以及各地社区制度创新的经验看，社区制度创新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内容：（1）政府放权让利，鼓励社区内草根社团（腰鼓队等）的发展，促进居民交往，增进彼此信任，使居民走出小家庭而形成邻里，培育互惠规范，抵制投机规范，提高居民自治能力；（2）促进专业分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建立多种援助性NGO（社会公益服务组织），为居民提供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3）加快“政事分离”，剥离依附于政府的各种社会团体，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事业法人，承担从政府转嫁给居委会的社会事务；（4）通过“选聘分离”，促使居委会转向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为居民权益保护性机构，履行民意表达功能，充当社会的减压器和稳定器；（5）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层次过多、部门过多、干预过多、内耗过多的体制性弊端；（6）构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协商对话机制，在全社会重塑互惠规范，以替代普遍流行的投机规范，形成民主的、参与的社区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