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谐社会是民主社会的高级阶段。二者的这一关系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得建设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实现社会的基本和谐；再建设高阶段的民主社会——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谐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明方向。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社会；民主政治

一、和谐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

1、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社会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其中最根本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是官民仇视、警民冲突、社会治安混乱、各阶层人们相互歧视、彼此嫉恨、民众信用奇缺，这样的社会里，不仅不可能有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必然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力掠夺，以获近利与己利。[1]目前我国社会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主要原因除了目前我国社会利益机制失衡，贫富差距大[2]等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党群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高度紧张，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3]。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民主建设还远未到位，政府极其行政官员权力过大，腐败严重，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民主表达渠道不畅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政府不是公共服务机构，而仍然是权力机构，行政人员不是服务人员，而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民众不是主人，而是被统治的对象。二者不仅不能平等对话，而且关系紧张，因而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正是由于目前民主程度不高，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信任危机上升，社会不和谐程度因此不断加剧。
2、民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只有一个国家民主程度比较高，公民能自由表达各自的主张，包括各自的利益诉求，民众与政府及其行政官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平等对话，并能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与行为进行制约，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反，在非民主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不能表达自己的主张，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和谐可言的。在目前的我国，不和谐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如各阶层关系的不和谐、城乡关系失调，但不和谐之首也许在于官民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权力过大而得不到应有的制约所造成的。
也只有有了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当工厂为了自身利益而污染环境时，在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人们便可以通过游行、请愿以及起诉等多种方式加以制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便可能得到有效遏制，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将不再遥远。
在我国，只有当百姓与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能进行平等对话、百姓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对任何有损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社会治安的恶化、企业或工厂对环境的污染等）进行有效维护，包括通过游行、请愿以及起诉等方式，并有充分的法制保障，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也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如果政府仍然是威严的权力机构，行政人员依然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老百姓仍旧是可欺可诈的对象，那么，构建和谐社会永远只能是空谈。
3、和谐社会是民主社会的高级阶段
民主社会并不意味着就是和谐社会。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其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历史与现实表明，在民主体制不完善的国家，仍然会有多种矛盾存在。就是在当今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虽然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得到了较大制约，公民权利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保障，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大力加强，但是各种不和谐因素仍然广泛存在，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离我们所说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仍然有相当长的距离。因此，和谐社会提出了比民主社会更高的要求，是民主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实现了高度民主的社会，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正确认识和谐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明方向。
1、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从政治体制入手，完善民主宪政体制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以来，我国学界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种种方案与策略。然而，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技术层面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而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政治体制对社会的重要制约作用，因而人们对和谐社会是受政治体制的制约，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这一关键问题避而不谈，这样来谈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社会。建设民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民主就是一种政治体系。它的特征就是民众的参与、官员的真实竞争，以及制度对于权力的检验。[4]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民主为前提。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得建设民主社会，必须从体制上保证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参与重大决策，尤其是能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民主社会的形成，乃是宪政体制的形成，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没有立宪秩序和法治，就不存在负责的公共行政体制”[5]，在法制的框架内达成官民之间的和谐。在此框架下，中国公民社会才可能壮大，多元力量才有可能形成。而“建立和谐社会的唯一可能在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6]因为只有多元力量的出现，各种力量才能积极、主动、公平与平等地争取自身的利益，才能改变目前“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在我国社会形成一种政府、执政党、各种社会力量在内的公平竞争、相互监督的机制，为我国政府形成一种压力机制和监督机制，中国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才可能改变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身份，收缩权力范围。中国百姓也才可能摆脱对官员的臣民心态及依赖心理，从而形成官民的平等抗衡与对话，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才可能出现，因为民主宪政是“在人民保护和实施自己权利的博弈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7]。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构建参与和协调机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关注生态环境，才能信息透明、科学执政、明主执政、依法执政。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才可能出现。
2、和谐社会也有高低阶段之分，构建和谐社会应分阶段进行
同民主社会一样，和谐社会也相对的，是一种差异中的和谐，任何绝对的和谐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方式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尽可能缩小差异，减少冲突，在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和谐状态。同时，和谐社会也有初、高级阶段之分，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分阶段进行，在不同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建设还很不完善，是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社会不和谐的最突出表现是党群关系、政府及其行政官员与百姓关系的高度紧张，并成为我国社会严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这就决定了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与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完善民主建设，改善党群关系、改善政府、行政官员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完善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党群和谐与官民和谐。一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物质基础，同时提供制度保障。民主不是空洞的，在我国，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所以，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与健全上述制度，提高我国的民主程度，制约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最根本权利；建立与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力求在缓和官民冲突及各阶层、城乡与地区矛盾的基础上，即在初步实现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逐步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我国民主体制进一步完善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与任务也将进入更高层次，即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们心灵的和谐。
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有的放矢，有条不紊，相反，只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不得要领，甚至是空谈和谐。
3、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
民主社会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建立民主机构、完善民主制度程序，改善国家民主生活，才能进一步实现民主。而这些机构、制度、行为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没有法律保障的民主，很可能走向个人专制。因此，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在法制框架内实现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而对百姓权利及合理的利益诉求予以有效保护；实现对个人和企业外部性的制约，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可持续的和谐社会，而不仅仅是所谓的“举国上下，一团和气”式的表面和谐。

注释：
[1] 杨安华.和谐社会何以可能--构建和谐社会研究述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 如在贫富差距方面，根据清华大学李强等学者对我国基尼系数的研究，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所以，“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参见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 胡鞍钢指出：“在我国，目前也是建国以来党群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严重侵蚀和削弱了当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参见胡鞍钢《对挑战与危机的回应：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危机管理》，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03页。在农村，在官民之间的不和谐方面，于建嵘通过对湖南农村近十年来的相关调查认为，中国官民之间冲突严重，乃至出现了政治危机，并认为政治危机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参见于建嵘《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中国选举与政治网，2002-12-20。
[4] Joseph T. Siegle, Michael M. Weinstein, Morton H. Halperin, 为什么民主制度更胜一筹？[J]. 外交（美国），2004（9/10），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
[5]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16
[6] 党国英.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可能性[Z].中国新闻周刊，2005（1）：30-31
[7] 张曙光.推进民主宪政的突破口[J].天则，200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