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寻求"好生活"（good life）的目标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永远不会停止。到目前为止，人们提出了以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等为基础的"好生活"模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利益不同经历不同的人类究竟能不能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面对的许多问题？怎样才能促使现代公民在追求和保护自私利益的同时又维持他们对公共问题的积极关心？面对集体行动时，理性的人类为什么会作出许多并非理性的行为呢？等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集体行动的困境越来越成为困扰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因素。为此，针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各个学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找到突破这一困境的方案，如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政治学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和治理理论等等。而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努力的尝试。

那么，社会资本究竟是什么？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指的又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讨论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的来源，社会资本的构成及特征等，其次，我们要讨论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观点将贯穿其中，同时，我们要讨论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批评，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优点与不足。最后，我们将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评价。

一、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从字面意义上看，至少它是一种资本形式。但是，它究竟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概念有何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含义？这需要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中寻找答案。

资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来说，资本代表的是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Solow,2000）。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概念的最初使用应该说还是借用了经济学中资本概念的基本内涵。芝加哥大学欧洲事务管理所的罗纳得伯特（Ronald S.Burt）教授这样总结社会资本的含义："社会资本比喻的是一种优势（advantage）。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市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这个市场中交换各种商品，交流他们的思想。某些人或某些人的群体因此而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有些人获得更高的收入...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充。社会资本的比喻指的是，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联系更多的人..."（Burt ，2001）。伯特认为，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与其他人或者群体联系，信任其他人或其他群体，支持其他人或其他群体，依赖于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交流，因此，处于这种交流结构中的某些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这种财富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指的就是这个分化的市场中的位置效应（location effect）。伯特还指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概念经常被人们引用为由社会结构导致的资源（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科尔曼（Colema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产生优势利益的社会结构的功能（Johnson Coleman,1990）；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极有影响的著作是建立在科尔曼提出的概念基础之上的，集中讨论了社会结构所促进的行动。其实，伯特自己关于结构洞（structure holes）以及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也都回应了上述社会资本的定义，他关于结构洞的竞争优势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之上的。

当然，关于社会资本就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的资源，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一致认同的。所不同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又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定义社会资本概念并加以利用的。纵观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使用，我们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用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话来概括就是最狭义的社会资本观（The Minimalist View），过渡的社会资本观（The Transitional View）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The Expansionist View)（Ostrom,2001） 。布朗（Thomas Fort Brown）从另外一个角度概括了社会资本概念使用的总体状况。他指出，他的本体论的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社会资本是一个程序系统（processual system），这个系统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的资源。他还指出，系统主义包含三个维度的分析，即系统的组成成分，结构以及环境。在社会资本这个系统中，组成成分就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系统的结构就是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模式，而系统的环境则是由系统嵌入其中的更大的社会生态构成。这样，他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也就建立在三个层次的不同使用上：社会资本分析的微观层次，也即嵌入自我观（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中观层次，也即结构观（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宏观层次，也即嵌入结构观（the embedde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简单地将社会资本的使用分为三个层次：微观层次（micro）、中观层次(meso)和宏观层次(macro)，与奥斯特罗姆的三个阶段对应起来。

第一类，最狭义的社会资本观，也即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根据奥斯特罗姆的描述，所谓最狭义社会资本观，指的就是最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作为个人的"联系"。

奥斯特罗姆指出，最早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功能和形式来使用、而且最接近于现代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至少可以追述到汉尼凡（Hanifan，1920）对于社会在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方面的讨论。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Hanifan,1920)。汉尼凡还利用一位行政监督努力将老师和父母介绍到不同的学校组织的社区活动中作为例子，分析了社会资本如何被发展和被使用来促进一个社区的"娱乐的、知识的、道德的和经济的条件"。他指出，建立社会资本不仅提高了社区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将学生训练成"在公共性质的环境下，能应付未来的生活"。奥斯特罗姆还指出，更深的根源当然还可以在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中寻找到；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提供了关于城市社会资本的杰出分析，虽然他没有使用社会资本这个词。

作为个人联系（individual connections）的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通常可以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网络的分析中，社会资本被理解为个体获取有利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途径。正如伯特简练地指出的，社会资本就是一个人与朋友、同事的关系或者更一般的联系，通过这些关系，人们可以使得已经获得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用最大化（Burt,1992）。伯特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成功的最后决定者"。

当然，除了个人可以拥有社会资本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也能够集体拥有社会资本。但是，对于最狭义的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这个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只不过是组成该群体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总和而已。正如伯特所说的，"个人的社会资本集合成组织的社会资本...[在公司里]有一些'呼风唤雨'的人...他们代表了这个公司的社会资本"（Burt,1992）。也就是说，在这里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与解决群体内部的集体行动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而只不过是群体成员的可以用来达到这个群体的目标的所有网络联系的总和。可以说，伯特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进行的比较（1997），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征，而人力资本是个体特征。

从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还可以在卢里（Glenn Loury）、布迪厄以及科尔曼（在一定程度上）等人所进行的对就业、教育和邻里关系等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中找到。在这些研究中，对科尔曼来说，社会资本指的是"内在于家庭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整套资源，它们有利于儿童或年轻人的认知以及社会发展。这些社会资源因人而异，极其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的发展"（Coleman,1990）。卢里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促进或帮助获得市场中有价值的技能或特点的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Loury,1992)。

总之，从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一般都认为，社会资本属于个人，社会资本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与潜在帮助者（helper）之间的联系。例如，福山（Fukuyama）曾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促进两个或更多个人之间的合作的实际的非正式规范（2000）。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关系"以及对"关系"的强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的定义的。

第二类，过渡社会资本观，也就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奥斯特罗姆认为，正是科尔曼为从所谓的最狭义的社会资本概念过渡到以后的扩展定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奥斯特罗姆说，尽管科尔曼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中的作用》一文中所做的经验研究会让人想起社会资本的狭义含义，但是，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已经强调了其公共产品的性质，而且，科尔曼对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信任与规范--的讨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将社会资本的起源性的狭义定义过渡到后来更宽泛的社会资本概念的重要学者。

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科尔曼，1990）。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自己认为，通过界定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的功能，社会资本概念有两方面的帮助，第一，有助于揭示个体行动者层次的不同结果，第二，有助于从微观到宏观解释的过渡。科尔曼引进社会资本的概念也正是为了弥补两个学术流派在描述和解释社会行动时的不足：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以及社会学的受社会规范、规则以及义务等约束的社会化的行动的假设。

科尔曼认为，只有那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才会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它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当然，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也导致潜在投资不足（这是更高层次的集体行动问题），"大多数形式的社会资本只能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被创造或者被破坏"。

总之，科尔曼提供了对社会资本的更广泛的理解，社会资本不仅作为个人利益增加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奥斯特罗姆指出，认识到社会资本对于集体行动的作用，这一点对于集体行动理论及公共政策理论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

因此，第三类，也就是扩展的社会资本观，即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应该说是帕特南对意大利南部进行的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

帕特南在使其一举成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993）的著作中，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在这本书中，帕特南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在帕特南那里，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帕特南在这项研究中发展了一种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民主治理以及经济繁荣的理论。在这项研究中，他将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在地区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最终归因于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他指出，"至少在10个世纪里，北方和南方对于困扰所有社会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北方，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已经深深体现在社会中，如行会、互助会、合作社、工会，甚至是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这些横向的公民联系所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社会和政治关系始终被垂直建构的南方。"他认为，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和公民参与网络(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问题，更好的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他还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的因素；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增加；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

帕特南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运用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不同，以及社会资本对于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影响，从而得出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的结论。除此以外，帕特南还运用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状况，以及美国社会资本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帕特南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下降，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帕特南的研究开创了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之先河。公平地说，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公共政策联系起来考察的并不只有帕特南。例如，世界银行专门建立了一个社会资本研究小组，该小组集中了国际上最为影响力的社会资本研究的学者，专门从事社会资本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研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性。另外，还有许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都认识到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分别用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许多相关的经验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加以定义和利用。因此，关于社会资本的来源、社会资本的构成及特征、社会资本测量等这些基本问题都在争论之中。但是，以上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基本体现了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其实，社会资本研究层次的区分并不在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如何，而是在于使用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框架研究的问题本身的层次差异。当然，每一个层次的研究都存在不少问题，从社会资本概念的诞生起，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应用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就受到很多批评。下面我们讨论社会资本的来源、构成及特征、社会资本的测量等方面的研究。

二、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问题

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就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本的产生、构成、特征以及测量以及结果等这些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又是交叉在一起的。

社会资本的产生

对于社会资本起源的研究是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从这个问题的整体研究状况看，虽然很难给每一种解释模型确定一个名称，但是，可以看出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方向。

首先，前面说过，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分析开始的，也就是说，人们首先认识到的社会资本是指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资源。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狭义概念和中观层次的概念都强调，社会资本就是来源于关系网络结构。伯特有专文论述社会资本产生于他所称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与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伯特认为，结构洞和网络封闭是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但是，它们都产生社会资本。所谓的结构洞是指在整个大的社会网络中各群体之间的弱联系（weak connections），正是这些弱联系使得那些拥有这些弱联系的个人或者群体对信息传播的参与和控制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样也就产生了社会资本。伯特借用了科尔曼的网络封闭概念。所谓网络封闭也就是网络具有的封闭性，按照科尔曼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网络联系中的，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逃出其他人的注意，这种稠密的网络被称为网络封闭，但就是这样的稠密网络也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稠密网络中的网络封闭有两种作用：第一，它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第二，它促进人们从网络内的认可扩展到信任他人。当然，伯特也指出，网络封闭结构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但另一方面，网络封闭也和不信任以及人格毁损的产生联系在一起。总之，网络封闭和结构洞都能产生社会资本，但网络封闭讨论的是社会资本是由群体内部强联系因素的网络产生的，而结构洞讨论的是社会资本是由群体之间的弱联系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讨论社会资本的来源问题的还有格兰洛维特（Granovetter）的弱联系（weak ties）和强联系(strong ties)研究 。

其次，更深入一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的囚徒困境分析方法和博弈理论工具。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资本来源于由促进合作行动的规范、网络以及信任。但是，规范、网络和信任到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又是如何促进合作行动的呢？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解释模型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Putnam,1993,1995;Fukuyama,1995;Coleman,1988,1990）。 经济学的囚徒困境分析和博弈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该理论认为，一次性的囚徒困境游戏并不会导致合作结果的出现，因为背叛构成了游戏双方的纳什均衡；然而，如果游戏多次重复，那么，针锋相对的简单策略最终将导致游戏双方产生合作的结果。同样道理，在非游戏理论的情况下，如果个体相互之间反复互动，他们也将发展出一种诚实和可靠的信誉。一个完全由康德（Kant）的"理性恶魔"(rational devils)构成的社会最终将产生社会资本，这种结果只不过是"恶魔"长期的自私利益的产物。社会资本正是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的产物，也就是说，社区成员之间重复互动将产生促进合作行动的规范、网络和信任。实际上，艾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 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已经作了许多经验的研究，验证了重复的社区互动产生合作规范。其实，帕特南在分析意大利的社会资本和美国社会资本时发展出来的基本模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潜在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布斯肯斯（Vincent Buskens）在他的专著《社会网络与信任》一书中也专门论述了社会网络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他提出了社会网络产生信任的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行动者经常交流其他行动者的可信任性，那么，行动者会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如果行动者经常了解到其他行动者的信任行为，那么信任将在行动者之间生长。他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中信任的产生。

当然，光有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是不能全部揭示社会资本的产生的。例如，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经常是由等级的权威资源产生的，它依靠规范和对权威的遵从而产生；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大的文化体系如儒教等等都是例子；除了宗教以外，共享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产生非正式规范并创造社会资本。福山指出，来自权威资源的规范不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讨价还价而产生；这些规范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社会化过程包含的更多的是习惯而不是理性因素；路径依赖(pathe dependence)表明，那些明显社会次优（socially suboptimal）的规范也能够存在很长时间。

也有人认为，上述的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解释模型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视了许多其他的变量。怀特利（Paul F Whiteley）在他的《社会资本的起源》一文中就指出，托克维尔模型(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的主导解释模型)对社会资本的产生只有有限的解释能力，它只能解释已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基础的社会怎样进一步产生社会资本，却不能解释社会资本是如何从非合作的原始状态中生发出来的。在托克维尔解释模型之外，怀特利的模型加上了与公民的人格和道德观以及人们所认同的象征性社群等有关的心理变量，试图更深层次地解决原始的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因此，关于社会资本起源的问题甚至被寻根到心理问题。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社会资本的起源根本不能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或者从个体层面进行解释，社会资本只能在社会及其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进行解释和比较研究。例如，纽顿（Newton）认为，很少有经验证据证明帕特南等人提出的志愿组织与信任这一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之间的强相关关系，相反，从个体层次看，志愿组织在社会信任的产生过程中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只能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考察社会资本与民主政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后面还将涉及。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模式，对于社会资本的起源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下面我们转向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特征的讨论。

社会资本的构成及特征

社会资本的构成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前面讨论社会资本定义的时候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显然，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也必然不同。然而，正如舒勒（Tom Schuller）和巴伦（Stephen Baron） 等人所指出的，"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其他的词，如规范或者义务也经常被提到；但是，这些概念非常笼统，它们的使用通常也带有修辞的意义，以至于它们在社会理论和研究中的发展和应用不能准确地被包含进去，即使以概括的形式。为了提供对这些词的含义的洞见而不只是一种综合和批判，甚至对我们已经选择的两个词，我们的分析也必须是非常有选择性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讨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社会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等这些最基本的内容。

前面提到过，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概念与社会资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模式和含义。各个层次的网络的重要性是为社会科学文献所普遍承认的，如从全球层次的公司的成功到个人为日常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在他的三部曲《信息社会》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中第一次将网络定义为一套相互联系的节点。网络就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毫无限制的扩大，将新的网点联系成一个整体，只要他们共享交流的代码（如，价值观或者行为目标）"（Castells，1996）。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和虚拟资源的总和，个人或者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关系的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1980）。可以看出，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和认可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马蒂（Martti Siisi?inen）在他的《社会资本的两个定义：布迪厄与帕特南》文章中指出，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有两个内容，即第一，它是与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资源；第二，它是基于相互认识和认可的基础上的。同样，科尔曼在他的社会资本定义中也强调了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因此，在上述情况下，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中也强调这种网络，但他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公民参与网络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想特别讨论一下帕特南的公民参与网络，它与前面讲到社会网络含义有所不同。帕特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式：水平网络（将平等地位和权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和垂直网络（将在等级和依赖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平等主体联系起来）。帕特南这样说，"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P203）。 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会联系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极其有益的附带效益。而垂直网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是，当主体不被认为是平等的时候，向上的认可会变得非常困难。在帕特南那里，公民参与网络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对意大利地区的研究中，帕特南认为，正是公民传统中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促进了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的产生，从而最终导致了公民传统不同的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政府绩效的差异

那么，公民参与网络为什么如此重要呢？他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帕特南认为：
· 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
· 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 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 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规范或者称为制度，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它们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等人从广义的意义上定义了规范（rule），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的和被授权制裁的（如果规则不被遵守的时候）（Crawford and Ostrom,1995;E.Ostrom,Gardner,and Walker,1994）。奥斯特罗姆认为，规范就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已经建立的子群体的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的利益。

然而，关于规范能否促进集体行动的争论一直存在。例如，在霍布斯主义的传统中，国家被认为是解决集体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全能的解决方案；相反，许多学者（如Fuller,1981;Taylor,1982）也认为，合法的规则和正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是无效的手段，而且有时候甚至可能削弱社会合作的基础。而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人们不可否认国家层次、地区层次以及地方层次的正规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正规制度或者说广义上理解的政治体制的特征或者促进或者阻碍个体致力于资源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努力；尽管没有什么威权主义政体能够完全破坏人们为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而进行自我组织的意愿和能力，但是，这个政体是否明确允许甚至鼓励这些活动对于自我治理（Self-governnace）的命运却至关重要；再说，正规法律、政府主体以及司法等都是自我管理的个体在寻求技术建议、信息和辅助的监督和制裁体制时的重要资源。因此，奥斯特罗姆等人认为，法律规则、民主气氛以及建构很好的政府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有价值的社会资本。而格鲁塔特（Grootaert）(1998)甚至将"正式化的制度结构，例如政府、政体、法律规则、司法系统、公民和政治自由"作为社会资本的最主要包含的内容。

其实，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兴起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国家与市场运行的双重失效，导致人们寻求这两者以外的因素来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奥斯特罗姆等人所指的宏观层次上的正规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广义的意义上算作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但是，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来看，构成社会资本组成部分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或制度）应该是指由私人公司、志愿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中的个体为解决其日常生活中共同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而自己设计并执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和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治理过程中产生并执行的正式与非正式规范与制度。当然，所有这些正式与非正式规范与制度之间的界限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正如我们有国家与社会的划分一样，我们也还是能够理解上述所做的界分。

奥斯特罗姆特别强调这种自我治理过程中的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她指出，任何社会互动领域内的自我治理体系倾向于更为有效和稳定，并不是因为基层参与本身的不可思议的效果，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其中的社会资本包括这些体系有可能发展并保持下来的有效的工作规则、参与者建立的网络以及他们采用的规范；规范和制度能够促使交易方之间以信任的方式行动；它们可以通过建立回报和惩罚机制直接影响行动或者通过提供信息、技术建议、替代的冲突解决机制等间接帮助个体自我管理等等。因此，在奥斯特罗姆那里，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共享的规范、共同的知识以及正在使用的规则，而且被强调为一种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方式。科尔曼也列举了义务和期望、潜在的信息、规范和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合适的社会组织以及目标组织等作为社会资本的形态。而规范也是帕特南使用的社会资本定义的组成部分，他说，社会资本就是使参与者能够更有效地共同行动以取得共享目标的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因此，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规范总是被认为属于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除了社会网络以及规范以外，构成社会资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信任。但是，信任不容易被定义。纽顿（K.Newton）认为，信任本身不仅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与之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同义词和术语，如相互性、互惠、尊敬、团结、宽容、互助等等。纽顿还指出，许多学者认为，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最好的唯一的指标；而且他们认为，这个词的含义以及用标准调查问卷来测量信任的方法都存在极大的争议，因此最好抛弃这个概念而用另外一个什么概念来替代它。然而，纽顿自己认为，尽管信任这个概念有这么多问题，但是，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麻烦的信任的定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比信任好得多的社会资本的指标。纽顿认识到了定义信任以及将信任与其他相关的词区分开来的难度，因此，他这样定义信任：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而甘贝塔（Gambetta）（2000）这样定义信任：信任就是主体用来评价另外一个主体或者主体的群体将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可能性的特定水平。

有很多学者认为，信任是由社会资本的其他形式如社会网络与规范等产生的。例如，奥斯特罗姆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促进志愿合作的一个包含最广的因素；社会资本的其他形式促进成功的集体行动的产生，几乎也总是通过加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才做到的。换句话说，在奥斯特罗姆看来，网络和制度等产生了信任和互惠，从而推动集体行动的达成。而帕特南等人依靠总体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s）的数据对人们的参与与信任水平之间进行分析后得出，社会信任和公民参与之间有着强相关关系。帕特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从总体上说，我们和其他人联系更多，我们就越可能信任他们，反之亦然。这也可以说是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家们的中心观点。

我们前面提到过，对于信任与志愿组织或者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强相关理论遭到了纽顿等人的强烈反对。纽顿认为，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种强相关关系；相反，志愿组织在产生作为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之基础的价值与态度中似乎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纽顿等人试图摆脱将信任看作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质，而从整体的角度来比较整个社会及其集体信任水平。他得出结论说，在个体公民之间，社会信任与志愿组织的成员身份没有紧密关联；而且也没有什么经验证据表明现代社会不断提高的政治不满程度是由社会信任水平的不断下降或者社会资本存量的枯竭引起或者相关的；简单的相关分析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证据说明为什么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相关；但是，跨国的国家比较研究表明，国家层次的社会信任水平与国家层次的对公共制度的信任之间倒是存在非常重要的关联和技术统计相关性。

伴随社会资本构成问题的，是社会资本的特征问题。科尔曼较早对社会资本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地论述。而后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也大都接受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特征的阐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资本形式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让渡性（具有个性，与拥有者共存，并且有使用范围）、互惠性（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促进集体行动）、可再生性（社会资本是非短缺的，可以通过使用和投入而得到增加）以及公共产品性质等。其实，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其他性质，同时也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来。因此，我们重点讨论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

科尔曼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社会资本公共产品性质 。使社会规范和认可成为可能的某种社会结构不仅主要有利于那些致力于产生这些规范和认可的人，而且也将有利于属于这一社会结构一部分的所有其他人；同时，如果其中有些人从社会资本的建构活动中撤出，那么，有可能造成对所有人社会资本的损失。例如，在那些有些父母之间存在稠密的组织网络的学校，这些组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努力的结果，一般来说是那些在家庭之外没有承担全时工作的母亲努力的结果；但是这些母亲本身只享受这种社会资本利益的一小部分；而一旦其中的某一位母亲决定放弃这样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的撤出就将给所有其他父母带来损失。科尔曼还讨论了作为社会资本形式的信任、规范等的产生也具有类似性。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上述特征，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不足，而且很容易使社会资本成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被创造或者被破坏。科尔曼说，这样的社会资本将没有任何人的意愿的情况下形成或者消失，而且因为社会资本本来就具有无形的特征，从而在社会行动中更少被认识和考虑到，这种倾向是有其解释根据的。

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是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福山指出，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如何测量社会资本的一致看法。他认为，至少有两个方法已经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一个就是对某一个社会的群体或者群体成员资格进行调查，另一个则是使用关于信任水平和公民参与水平的调查数据。诺利斯（Pippa Norris）也指出，在任何试图测量社会资本倾向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概念危险和方法论陷阱 。他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中三个重要的问题是：（1）排除非正式网络；（2）测量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维度却没有测量其文化维度；（3）考察个体层次（individual-level）的效果却没有考察集体层次(diffuse-level)的效果。其实，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测量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上，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诺利斯认为，帕特南之后的最通常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就是从结构的角度（通过正式的组织成员资格）测量社会网络，而不是对非正式的和不可触摸的社会联系（social bonds）进行测量。在大多数国家，控制组织成员资格纵向趋势的调查经常被限制在一两个领域，如教会和协会，而且在60年代或70年代以前的数据通常难以获得。结果，那些模仿《独自打保龄球》的历史制度研究大都关注志愿组织的成员资格的官方纪录，如社会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等。然而，这种测量策略面临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纪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二，就算历史纪录是可靠的和持续的，人们在测量官方组织如协会和那些由持卡付费的成员组成的社区群体时存在通常的偏见，那些不具有官方成员规范、等级和官僚结构、合法认同、独立金融和全日制工作等特征的非专业协会和非正规的社区团体通常都不被计算在传统志愿组织的名单内。在那些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家庭和朋友等非正式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社区积极分子的基层网络基本不具有韦伯的官僚组织和正式成员资格的特征，他们不被纳入官方的计算之内，然而，他们实际上同样在致力于学校教育、清洁水或环境保护等地方问题。

当然，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如果纳入非正式的网络，又将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正如达斯奎伯特（Dasgupta）观察帕特南研究的总体特征时所说的，"它促使我们合并那些不可测量的物体，如信念、行为规则和作为非正式网络的资本财产形式，但是，却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如何合并他们的方法"（2000）。达斯奎伯特其中包含的一个意思是，这些如信念、非正式网络等难以触摸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测量的。

诺利斯提到的第二个社会资本测量问题是只测量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方面，却没有测量社会资本的文化方面。例如，人们对志愿组织的成员资格进行测量目的是想要测量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社会网络）以及文化规范特征（信任和合作）。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志愿组织在产生互惠合作、宽容、社会信任甚或朋友和同事联系（这些使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心内容）方面是否有着同样的效果，却不得而知。诺利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同组织的不同效果。青年组织如学校运动俱乐部和艺术俱乐部可能在社会化的形成过程中、对儿童形成合作规范和相互尊敬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专业组织和工会可能在维持工作场所的工具网络方面非常有效。早期的研究大都将正式组织的成员资格看作是社会网络的主要指标，然而，非正式的联系很可能能够证明比持卡的成员资格更容易产生相互信任、互惠和宽容等社会规范。正式组织的亲和性特征只能算作是社区网络的一个指标，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只测量其社会结构的特征却不测量其文化规范等实际内容，是不完全和有偏差的。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资本测量的层次问题。与科尔曼一样，社会学家爱德华斯（Bob Edwards ）和霍利（Michael Foley）也强调，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的（Contextually-specific）；社会资本存在于那些促进集体行动的群体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中，但是，这里的社会资本不一定能够转化到其它环境中。例如，科尔曼认为，纽约珠宝商之间的许多交易都是基于紧密联系的商人社区的互惠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些规范并不会在这个环境以外的地区也保存着，因此，这些商人不一定会信任他们的交易市场以外的普通公众。生活在高信任度的、联系紧密的社区中的人们不一定同样信任其他地方的人们。如果说社会资本是根据环境不同而不同的，那么，测量某一个社区以外的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根据人们所处的地方不同，人们可能同时表现为高度信任和低度信任。爱德华斯和霍利得出结论说，研究需要考察不同环境下集体层次或社会层次的合作、宽容和公民性（civility）模式；考虑政治和经济环境差异的跨国研究非常适合于用来考察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在民主中的作用 。纽顿和卡塞（Kasse）所做的西方公众舆论的研究强化了这个看法。纽顿得出结论，个人层次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只有弱联系或者说无关联，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这些因素之间却存在积极的关系，尽管有些国家也游离在这个模式之外。

当然，除了上述诺利斯提到的社会资本测量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以外，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还有很多争论，甚至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威胁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是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社会资本无法进行测量，那意味着社会资本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公民社会理论的讨论完全可以取代社会资本理论。实际上，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遭到严厉批评的原因之一。

三、 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及其批判

一般都承认，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主要是由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帕特南建立起来的。无论后来的学者如何用社会资本进行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在他们建立起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基础上的发展和应用。下面我们首先介绍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贡献。

布迪厄

最近人们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布迪厄的早期著作中。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布迪厄把文化看作是动力的、创造性的同时也是结构性的现象，对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只是渐渐地从布迪厄对社会空间的兴趣中发展而来的，最初，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比喻用法，与其他多种多样的"资本"形式一样。只是后来，布迪厄运用其他已经定义的概念，将这个比喻用来定义一种特定的关系。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心智习惯"（habitus）。1968年，布迪厄引进了"心智习惯"这个"或多或少已经被消化而且或多或少可以改变的思想模式体系" (Bourdieu,1991)，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将主观性（subjectivity）与结构(structure)这两个不能相互还原的方面联系起来的方式。70年代，布迪厄和帕瑟龙（Passeron）（1977）在他们的非常有影响的《再生产》这本书中，在建立一种文化再生产如何培育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在这本书中，最重要但是又非常不明确的解释始于"资本"概念的使用。整本书中对下列各种资本形式并没有准确的定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语言资本、学术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这些资本概念中发展最完善的，被用来解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文化"判断"如何被普遍地体现出来，从而使它的主导地位合法化。尽管社会资本概念在《再生产》中只是个边缘概念，但是，这本书建立了一个布迪厄发展自己概念的框架。

布迪厄早期的著作只是想说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文化判断是如何表现为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又是如何再生产出权力关系的。在后来的著作《distinction》中，布迪厄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将资本形式看作是真正的实体，资本总量也就是指实际上被使用一整套的资源和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1984）。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概念总是隶属于其他资本概念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更强调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性，社会资本只是第三重要的。

布迪厄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1997）。从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一种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第二，它是以相互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布迪厄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1986）；群体成员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参与能够被用来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对布迪厄来说，社会资本既不能被还原成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不独立于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而存在；对其他两种资本形式来说，社会资本起着增效器的作用，同时，社会资本是通过经济和文化资本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的转换而被创造并维持的。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象征资本，虽然他强调经济资本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他的经验和理论著作中还是详细论述了"象征资本"。

布迪厄一直试图通过文化机制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理论化，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布迪厄不断地将社会资本作为三种基本的资本形式之一放在了他分析的中心地位，然而，这个概念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尽管如此，布迪厄的这些著作对于使社会资本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至关重要的

科尔曼

布迪厄和科尔曼在1989年共同组织了一个"变迁社会的社会理论"研讨会，但是在那个时候，尽管他们都已经出版了关于社会资本的著作，他们却很少论及这个问题。更有趣的是，科尔曼与布迪厄在关于社会资本的某些观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并不相互承认。虽然科尔曼也提起过更早期的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但他并没有提到布迪厄。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对综合两种不同学科即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努力，他把理性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同时又拒绝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假设。他自己认为，将社会资本概念看作行动的资源是将社会结构引入理性行动范式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应该说，后来将社会资本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趋向正是来源于科尔曼的这一做法。

科尔曼得到广泛认可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早期对青少年和学校教育的经验研究，另一个则是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经验领域，科尔曼主要对美国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成果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虽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激起了一系列的验证性研究，其中有些研究证实了科尔曼的发现，而另外一些得出了细微差别的结论。在这些经验研究领域，对科尔曼来说，社会资本主要是理解教育获得和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方法。

在理论方面，科尔曼考察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争论的主要贡献，引起了后来的社会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曼首先批判了当时在政策制定领域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认为，社会资本对于教育文凭的获得有着极其有益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可以获得的某种资源"，包含"多种实体"，有两个因素构成："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构成，而且促进结构内行动者的某些行动---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行动者"（Coleman,1988）。科尔曼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内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一整套资源，而且对于儿童或年轻人的认知和社会发展非常有益"（1994）。

科尔曼不满足于社会资本和资源获取之间的因果关联，他还进一步提炼社会资本概念，将它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科尔曼认为，行动者通过建立义务、期望和信任，建立信息渠道并设立由有效惩罚支持的规范等这些程序，社会关系将构成对行动者有用的资本资源（1988）。科尔曼还认为，社会资本拥有共同的特征，但是，任何形式的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都可能都是有限的："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完全可替代的，而是和某些具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促进某些行动方面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形式可能对其他行动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994）。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通常是相互补充的。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与布迪厄的观点非常类似，尤其是他们都将社会资本看作是教育优势资源。然而，与布迪厄不同的是，科尔曼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的创造看作主要是非故意的过程；社会资本起作用恰恰是因为它主要产生于某些活动的其他目的，是某些活动的副产品，通常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直接的社会资本投资。另外，布迪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表示精英团体使用他们的联来再生产他们的特权，而科尔曼却将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展到了包括非精英团体的社会关系。

科尔曼的研究对当代社会资本的争论有着强烈的影响，但他也受到广泛的批评。例如，波茨区分了科尔曼著作中的许多弱点，批评科尔曼使用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定义"，这因此而"为人们将许多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过程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开辟了道路"（Portes,1998）。波茨还认为，科尔曼过于强调亲密和稠密联系，却忽视了弱联系，而弱联系可能更能被证明在提供新知识和资源获取方面更为有效（1998）。

但是，无论如何，科尔曼对当前社会资本争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帕特南认为，正是科尔曼的工作奠定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他甚至将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作为自己对意大利公民参与研究的主要参考来源，而这项研究的成果《使民主运转起来》却一举奠定了帕特南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性地位。

帕特南

社会资本理论起源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思想，他们强调社会联系和共享规范对社会福祉和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但是，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正是帕特南，帕特南甚至将社会资本概念带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到目前为止，帕特南所做过的两项工作引起了广泛注意：（1）帕特南对意大利南部和北部政府绩效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1993）；（2）对美国社会社会资本的下降研究（2000）。在这两项工作中，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思想与公民组织和志愿组织对政治参与和有效治理联系在一起。从他的这两项引起广泛注意但也带来很多批评的工作中，诺利斯将帕特南最主要的理论思想归纳为三点。

第一，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社会合作至关重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的水平网络以及与这些联系结合在一起的规范和价值既产生私人产品也创造公共产品，它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都将有非常重要的结果。尤其是朋友、同事以及邻里网络通常以相互义务和责任的形式与普遍互惠规范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密集的联系培育了合作创造集体产品的条件。由个人联系和朋友纽带产生的共同的理解、默许的规则、共享的程序以及社会信任等被认为可以使人更容易为了相互利益而在将来合作。由于社会联系为个人和群体产生将来的价值，因此，网络被认为可以是一种投资形式，如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帕特南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如工会、教堂以及社区团体等在社会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弥合社会裂缝，整合不同背景和价值观的人们，促进如宽容、合作和互惠等"心智习惯"，并从而有利于稠密的、丰富的、活跃的社会基础形成。

这一点带来很多争论和批评。最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来自波茨。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说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稠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其实，帕特南承认"桥梁"网络（brid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bonding networks)的区别：前者是社会包容和渠道开放的，因此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而后者却排斥外来者。正如帕特南自己所承认的，与金融资本既能用于购买面包也能用于购买枪支一样，社会网络的功能也存在严重的偏离：网络也能以一种对社会有消极后果的方式将团体连接起来，黑手党组织、哥伦比亚毒品组织的紧密网络都是例子。对此，帕特南的解释是，引导社会资本的积极力量并培育"桥梁的"或包容性的网络的挑战依然存在。

此外，也有人认为，既然社会资本的价值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中，那么，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就必须是社会层次，而不是个人层次，而且社会资本也不象金融投资或教育投资那样明显，而是更加含糊不清。为此，甚至有些经济学家如艾洛（Arrow）对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术语持保留意见。

第二，社会资本对民主有重要结果：公民社会如何促进社会资本；反过来，社会资本（从公民社会中产生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规范）又是如何促进政治参与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帕特南比其他社会资本理论家更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帕特南比其他的理论家走得更远：他认为社会资本有重要的政治结果。从他对意大利地区政府的分析中，帕特南认为，丰富密集的组织联系以及繁荣的公民社会促进有效的治理。帕特南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找到说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因，但是，可以认为，就是因为组织具有内部效应，能将如合作和共同的责任等规范和价值观灌输给组织成员，同时，也能对广泛的政治具有外部效应，这也正是多元主义者（pluralist）一直强调的。帕特南认为，在社会资本富足的民主国家，警戒的公民更可能让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而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也更可能被认为会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公民社会和公民规范通过鼓励政治讨论和传播选举结果等方式被认为加强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普特南推理说，如果代议制政府是有效率的，那么，这将增加公众对司法等制度运转的信任，而且可以将这种对政治体制的支持最大化。好政府被认为培育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强联系，促进产生公民参与和参与民主的支持条件。

对于这一点，波茨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帕特南观点中存在根本的逻辑循环论证问题：社会资本作为共同体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波茨举例说，社会资本导致了象经济发展以及减少犯罪这样的积极结果，而这所以社会资本存在也是因为经济发展良好等；那些治理良好、经济发展的城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高的社会资本，贫困城市缺乏这种公民美德。波茨还分析了帕特南观点中存在这种同义反复现象的原因：（1）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是从结果开始的；（2）试图解释所有的可以看到的差别。波茨还指出，要避免这种逻辑循环论证现象，则应该做到：首先，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它指称的结果分开；其次，在指向上要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证明重视社会资本的存在想与它可能产生的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指称的结果的因素；最后，要全面认识到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

第三，战后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已经下降。帕特南是在他的《独自打保龄球》这本书中提出这一结论的。帕特南认为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例如，时间和金钱的压力；但是，就是技术和媒体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美国人休闲活动主要来源的电视娱乐的增加，才是需要对美国社会社会联系以及公民参与的减少负责任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在美国，50年代人们的休闲渐渐地从以去电影剧院等为特征的集体经历变成了以电视为特征的私人化活动。这种休闲的私人化导致了人们从公共生活中退出，从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下降了。

对于这个观点，帕特南遭到的批评就更多了。帕特南的批评者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志愿组织和公民精神是否实际上已经衰弱了这个问题。例如，有人依照帕特南的逻辑专门考察了美国组织的变迁和公民参与的变化，认为美国传统组织确实有很大变化，但是，却有新的组织和公民参与形式替代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并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向帕特南所说的那样下降，而只不过是某些参与形式消失了，新的参与形式出现了。雷曼（Lemann）和伯利特（Pollit）在发表评论时指出，帕特南那种认为美国的公民参与正在衰退的观点采取的是精英立场，把所谓的社会资本衰弱的责任完全归结为大众的休闲行为，而不是公司和政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斯考克波尔（Skocpol）在对帕特南观点的尖锐批评中也强调了这点："如果开创了脱离地方公共参与之路的商业和职业精英在摆脱地方社团之后，现在转过身来，成功地主张那些被他们甩在背后的、缺乏特权的美国人必须修补我们国家的社会联系时，那是多么的荒谬。" 当然，对于这一观点的批评还有很多，《美国展望》、《民主》和《美国社会学评论》等杂志连续多期开展了相关的激烈讨论，帕特南也撰文回应这些讨论和批评。

可以说，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出现就引起了争论并遭到了批评。批评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1）对社会资本定义的争论；（2）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缺点；以及（3）社会资本的测量。对于社会资本定义的争论以及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在前面已经较为详细地论述过，不再赘述。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经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等人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受到的批评。

有人对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只是"新瓶装旧酒"，只是给旧思想贴上了新标签，甚至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不但没有什么新意，甚至带来很多混乱，因为社会资本概念太雄心勃勃，什么都想包括进去，结果等于什么内容也没有，等等。然而，大多数人对社会资本概念持肯定的态度，一般都在肯定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意义的同时，也对它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爱德华斯 和霍利在一篇称为《超越帕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文章中这样说，"公民社会和社会资本都被证明是引起对受忽视的社会现实的非市场方面的重视的有效探索方式，也构成了对狭隘经济模式的一种必要矫正。但是，当作为精心设计的经得起检验的假说和深层理论的基础时，尽管方式不同，二者都失效了......帕特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都将社会资本吸收到公民文化模型里，但仅仅把它当作20世纪50年代经验主义民主理论的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另一个标签。这种策略削弱了詹姆斯 科尔曼和皮埃尔 布迪厄的有效的社会关系的经验价值"  。他们还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帕特南臃肿的社会资本及其他资本类型与他通过加入道德伦理'价值'对社会资本范围的缩小削弱了作为这一概念最初吸引力基础的根本探索价值。此外，对现在调查资料中社会资本的机会主义式使用及仅把它看作个人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特征，将社会资本的争论引回到了相当陈旧的话题上--注定陷入分析死胡同的50年代经验主义民主理论"。针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不足，他们提出的修正意见是：首先，社会资本在概念上应当更狭义，它是社会网络和组织具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资源的特征，从而放弃给了帕特南灵感的、可能更应该恰当地被看作一种文化资本的互惠与信任准则；其次，社会资本应当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放在一起考虑。

纽顿在他的《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一文中指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将主观的社会规范（信任）、客观的社会特征（社会网络）和结果（有效性和效能）混合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它将概念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巨大的解释潜力；同样，它也存在着不足，即它将不同的事物糅合在一起，甚或是混淆了起来，而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本应是经验性调查的对象。纽顿认为，与其将所有这三者都看作是同一事物之一个片断和部分，进而将它们都蘘扩在一个定义之下，不如将它们分割开来，而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作所要调查的一个问题。因此，纽顿首先区分了作为规范和价值的社会资本（"心灵的习惯"）、作为网络的社会资本（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以及作为结果的社会资本（促进集体行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三种社会资本模型，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本模式与三种不同民主模式之间的关系。

波茨指出，人们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热情以及把它广泛应用到各种社会问题和过程中的尝试都不可能迅速消退，这种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保证的，因为这个概念引起了人们对真正的重要现象的重视。但是，他也认为，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首先这个概念所指的过程不是新的，而且已经在过去被用其他的名义研究过，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称为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概念包装；其次，几乎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将提供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现成方法。波茨更相信社会资本在理论上的最大魅力在于个人层面--突出体现为布迪厄和科尔曼的分析。当然，他也认为，将社会资本重新定义为大量集合的结构特征在本质上并没有错，而且他非常赞成Woolcock将社会资本概念用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与共同体的发展所做的努力，但是，他认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提升需要更精致的理论。

武考克（Woolcock）首先肯定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价值。他指出，社会资本尤其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更有效的概念和政策手段，从而超越了枯竭的现代化和世界体系理论，并潜在地对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某些方面的传统经济观点进行了补充，对其他观点发出了挑战；然而，社会资本最大的价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它为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了可靠起点。同时，他在考察社会资本的问题及特征时也指出了社会资本研究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来自不同社会学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者试图用太少的理论来解释太多的现象；其次，社会资本到底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社会关系的内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第三，社会资本可以为相互矛盾的公共政策措施进行辩护，从而被来自政治领域内鼓吹各种观点的人所利用；社会资本思想混淆了社会资本的来源与结果，可以证明对立的社会政策都合理，并低估了社会资本的消极面，等等。

武考克指出，社会资本最广泛的经验研究和有条理的理论进步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所谓的"新经济发展社会学"领域内出现了两类文献，即对种族企业家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研究（在宏观层面）的文献；但迄今为止，极少有人尝试对这些来自不同阵营的观点进行综合，发展一种更为统一的概念框架，可以用它来理解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政策，可以从概念上回答上述对社会资本的批判和问题。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武考克将微观和宏观层面结合起来考察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维度的社会资本，采用镶嵌（embeddedness）与自主(autonomy)这两个概念，分析了不同类型、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与不同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和维度的社会资本的结合条件。武考克所做的将微观和宏观层面结合起来分析的努力，对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发展以及对经济发展政策方面有着有益的启示。

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对我们的启示是明显的，它引起学术界探索新的解释范式，引起我们对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方面（信任、规范等）的关注。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已经用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许多问题的解释和研究。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也从仅限于对个体、团体的网络资源等微观分析，发展到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意义的宏观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批评和争议，但是，这些批评和争议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个理论框架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甚至提供政策依据，同时，也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中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

四、 讨论：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虽然社会资本概念完全是个西方概念，社会资本理论也完全是西方理论，但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有一个背景就是东亚发展带来的理论提示：东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和谐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东亚发展的成功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实证资料"（杨雪冬，2000），同时还说明，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理论在亚洲的解释能力。日裔美国人福山对信任、社会资本等的研究就与此不无关系。

其实，国内一些敏锐的学者在90年代初西方学者系统地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能力以及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海外的华裔学者首先尝试用它来解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杜维明、林南和金耀基等都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内地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理论，并且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如，李路路的《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边燕杰的《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翟学伟的《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论信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郭于华等人的《关系资本 网络型流动 乡土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提出》等等。

我们知道，社会资本概念强调公民之间非正式的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些参与中的规范，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信仰、情感、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公共精神、家庭关系、宗亲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识到，虽然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是主要变量，但大量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因素也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的"关系"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一些人精于编织"关系网"，以此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又如，社会资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中也有着极其特别的作用。有人调查发现，目前中国最大的几家乡镇企业中的核心领导层几乎都是一个亲朋好友圈，且大都已经内定为子承父业，等等。

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导致了两个相关的结果：一方面人们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等现象时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只注重从"关系"作为"资本"的角度来应用社会资本概念（"关系资本"这个概念的应用就是如此）。从国内这些发表的成果来看，主要体现为社会学者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如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和农民工流动方式等的研究，而如王绍光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所做的信任研究确属凤毛麟角。因此，这种状况限制了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研究是有层次的，社会网络分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从西方学者对这个概念和框架的发展和使用来看，更多地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讨论结合在一起。正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是对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做的一种努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仍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才刚刚起步，但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针对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现状，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首先，研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在澄清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基础上，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民主政治的繁荣，都应该是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广阔空间；但是，同时必须注意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适用范围，注意研究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环境的差异。虽然社会资本理论在中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该理论毕竟是以西方社会生活为讨论基础的。例如，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原子式个体以及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上的，而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注重集体主义原则，在中国影响人们生活最重要的组织是单位等等，这样的社会差异使得理论本身的应用有所区别。

其次，研究层次应进一步提升，应将社会资本"问题研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结合起来，将社会资本研究与公民社会理论和民主治理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这些理论提供分析工具的支持。

第三，中国社会社会资本形式和性质的转换。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社会资本，相反，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很大，但多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如何将传统社会资本转换成现代公民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资本可以带来积极效果，但同时也可以带来消极后果，因此，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果，使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公民意义的社会资本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至关重要。

总之，像许多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社会资本分析角度不是万能的，有扩大社会资本功能的趋势。但是，这个分析框架是富有启发性的，尤其对中国许多问题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和民主化进程中，这个分析框架更有其借鉴意义。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是任何一个理论发展时需要注意的，即防止该理论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侵害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借口。正如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遭到的批评：孤独的打保龄球者引起的怀旧形象与美国既得利益团体中的许多大人物，甚至与克林顿在1995年国情咨文中富有煽动力的语言产生了共鸣（Pollit,1996;Lemann,1996）；社会资本理论甚至被认为为政治领域内鼓吹各种观点的人所利用，因为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为矛盾的公共政策措施进行辩护。同样，在中国，"在研究中一定要防止社会资本成为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尤其在中国，个人或制度往往会利用权力来建造自己的社会资本。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是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