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是在外部刺激下发生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对社会意识形态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合法性要求和合理性要求。前者解决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后者解决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现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转移到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关于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的争辩从五四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展开的几场大讨论，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说到底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全盘西化论”、“全球化理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等。今天，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大讨论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外是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应当是西方式的还是中国式的。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现代化浪潮的掀起，这一基本问题又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对现代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理论热点。我们发现，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许多讨论仍未超越30年代那场关于现代化模式大讨论的基本逻辑。因此，以分析和批判的眼光回顾那场大讨论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式现代化

    我们把主张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简称为“西化论”，它包括“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全球化论”或“世界化论”等。这种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甚至不愿采用“现代化”、“工业化”等概念，而坚持用“西化”来概括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阶段。到3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使用“西化”概念而采用“现代化”或“工业化”等概念，对此，西化论的主要代表陈序经颇不以为然，他说：

　　此外，严既澄先生又以为“西化”这个名词颇不适当，最好改为“现代化”。胡适　之先生在其著作里，也用“世界化”三字。我个人在以往的著作里，也用过这两个名词，　但我以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之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　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更易　理解。胡先生虽用了“世界化”的字样，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词句。至于严先生虽　觉得“西化”两字颇不适当，但他也依然采用“全盘西化”的词句。所以我相信西“化”　这个名词的采用，是不会发生问题的(1)。

　　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产生的。19世纪中，西方列强凭着先进的武器和产品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发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他们感到，若不迎头赶上，中华民族必将覆亡。从那时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决心把西方作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为“西化”或“欧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因此，在30年代以前，“西方化”几乎完全等同于“现代化”，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象陈独秀、胡适这些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倡导者都使用“西化”和“欧化”的概念。事实上，把“西化”与‘现代化’加以区别是30年代以后的事。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最近证实：“‘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现在所知，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2)。

　　西化论者屡屡强调，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谁抗拒就是自取灭亡。“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3)”。在他们看来，西洋文明已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全盘西化并不是效法哪个国家，而是吸取人类的共同财富。“所谓西洋文化，从历史看，并非西洋人所注册的专利，从地域看，它已风靡全球。……［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顺地唤作现代世界文化。我们之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队伍中之一员猛将”(4)。

　　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人提出的通常理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固然发达，但精神文明却不如中国。对此，西化论者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体现着精神文明，西方不仅物质文明的程度比中国高，精神文明也比中国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林语堂专门做了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文章，针对“称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机器文明，而自称吾国文明为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论，他说，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没有精神文明，反之，没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西方不仅有物质文明，而且也有精神文明。西方的科学、政治、教育、学术等精神文明都比中国先进。他形象地比喻说：“坐在自来水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未必即刻腐化，坐在中国的苏杨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也未必保得住健全”(5)。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品。

　　作为西化论旗手的胡适也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与林语堂一样，他也认为任何西方的物质文明体现着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不矛盾的。他一一举例指出，西方的科学、道德、宗教、制度都是东方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最后得出结论：西方文明“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6)。

　　在强调西方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同时，西化论者也强调指出中国文明的落后性。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落后是众所公认的，毋需多说，故而他们把重点放在落后的精神文明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整体上是堕落的，这种堕落不是近代以后特有的，而是从来如此。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落后文化。中国人最爱讲道德，以仁义自居。然而，即使在道德问题上，一些西化论者也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是道德最败坏的民族。文学史专家吴世昌不无感叹地说：“中国是世界上谈道德谈得最久的国家，现在又是许多人提倡固有文化、特别国情、四维八德、精神训话最努力的时代，而实际上却是道德堕落到最不可救药的一个社会。……我起先以为这是今日中国政治环境中一时的现象，但仔细一想，实在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之中，虽然装满了一些‘道德’的字样，却并没有给子孙以真正道德的遗产。至多是讲些‘利’‘害’的话头，讲世故法门”(7)。陈序经在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了全面的比较后则断定，即使从传统文化看，中国也一无是处，没有一样及得上西方的：“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道德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8)。针对当时一些学者把西方文明称为“唯物文明”，胡适甚至反唇相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明才是“唯物文明”：“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9)。

　　把西方的物质文明视作其精神文明的产物，认为两者不可分割，这是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中国要发展经济，使自己富强起来，那就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即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业产品；而要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则必须同时引进西方的文化，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如果既要引进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又要保存自己固有的传统，既要享受西方的工业化成果，又不要西方的精神产品，那是牛头不对马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样，他们就把问题推到了极端：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彻底守旧，中间没有选择的余地。用西化论一位著名代表严既澄的话来说就是：“总而言之，今日中国正在挣扎于问题丛脞中，而一切解决问题之方法与工具，除了西化，便是守旧，我们决不能在短期内找出第三条路来”(10)。硬要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结合起来的努力是徒劳的，因而，“中体西用”、“中西互补”之类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们若要一味保存东方精神文明，去利用西方物质，遵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狗屁不通的怪话，(体用本来不能分开，臂如以胃为体，以肝为用，这成什么话！)恐怕连拾人牙慧都拾不起来，将来还是非永远学海上寓公，手里拿着一部大学中庸(体)去坐西人所造的汽车(用)不成。大学中庸尽管念得熟烂了，汽车还是自己造不出来，除了买西洋汽车没有办法”(11)。

　　不仅如此，西化论者还进一步把以往中国在现代化方面的失败归结为企图把中西两种异质文明嫁接在一起的结果。他们看到，从清末的“中体西用”政策以来，中国政府当局从未一心一意地即全盘地致力于现代化，而只是想利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从而保留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中国传统。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利用西方的工业文明，那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涵化或吸收西方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当时的许多学者则希望在保留中国的“国粹”的同时吸取西洋的精华，将两种文明加以调和。在西化论者看来，这种“中西调和”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必须改变但又决不能改变”(12)。本着这样的态度去搞现代化在他们看来是决不能成功的：“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微小的进步，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进到中国来的”(13)。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虽然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在30年代，它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其支配地位也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对立的理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或“中化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

    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例如“论中国化”的作者张申府所说：

　　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也是直接为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　同时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　……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这样子，不拘什么外来的东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着什么疑惧，更不必作什么排斥。如此大哉中国！中国本来是如此的，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14)。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与西化论者不同，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15)。“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16)。在中化论者看来，现代化的主要意义是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17)。

　　将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这对于中化论者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正如经济学家张苏民所说：

　　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为好。今日的人与物，如果真比从前的好，那就现代化了。否则还是没有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广泛意义。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日本的政治，不是纯粹的民主，日本的宗教，更不是耶稣(18)。

　　由于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加以区别对中化论者的全部理论命题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一概念的使用。他们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名词的差别，而代表着根本不同的意义。著名教授张奚若警告说：“若是有人愿意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可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19)。同样，当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听到其朋友说“西化”时，他总是力图纠正改说“工业化”：“我在朋友中间，他们一有人说到‘西洋化’，我总是要说‘工业化’；这并不是专在名词上捣乱，实在是代表着两种整个的看法”(20)。

　　西化论者提出中国现代化必须西化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其精神文明之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不相容的，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此，中国论者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们认为，人类的文明是多元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不能说东方文明是古代文明而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中化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梁漱溟在其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他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现在是西方文明的全盛阶段，但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是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他据此预言，西洋文明现在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世界文明下一个顶峰是东方文明的复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21)。

　　在这一点上，梁漱溟骨子里与西化论者是一样的，认为中西文明是无法调和的，但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中国文明将战胜西方文明而不是西化论者所说的西方文明将战胜中国文明。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中化论者来说，世界文明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可以相互融合。可以“将中西两种文化，做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支，世界文化领域中也就有了中国”(22)。

　　他们尤其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著名教授张东荪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相佐的”(23)。著名科学家卢于道也重复了这一论点：“所谓文化，原为适应民族生存之资源，为历史之积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于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何者为新，何者为旧之辩。凡有裨益于我国家民族之强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国并不以采用中国之指南针为中国化，吾国采用西洋之火车轮船并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盘西洋化而放弃中国原有之指南针等等固有之发明”(24)。

　　中化论者强调中西文明融合的可能性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优秀的东西值得保存，因为引进西方文明而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得不偿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指出，既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又要保持中国的优秀传统。正如一位名叫陈石泉的作者所说，“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崇奉中国旧文化，蔑视科学的效用，固是错误；而一味尊信西洋文明轻忽中国旧文化的美德，也是同样的失败……。如中国固有文化象指南针的发明和历学的创见，均有科学的基础，其他如政治、哲学、伦理、教育、法制、音乐、艺术……均有独到见地，大家都晓得中国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信念，是含有多么伟大至高的哲理……”(25)。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谓“国情”。中国六十多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削足适履”，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外国科学教育，搬到中国就成为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国，产量就要减少，意大利蜂移种中国，酿蜜也比较不多(26)。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或“中国本位”呢？在这一问题上中化论者之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中国本位”即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27)。有人则把“中国国情”理解为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环境、民族素质遗传和历史文化。一位叫熊梦飞的教授对此做了详细解释：“古往今来，一个民族之兴衰，及由衰以至灭亡或到复兴，离不开民族品质、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三个因素，而且三者相互影响。民族品质是指血统的遗传，与由淘汰选择种种而起之变异；自然地理是指物质上自足的条件，与其因自然力或外力而起之种种障碍；历史文化是指长时期祖宗创造之生活经验，与其消极、颓废，以及受外来文化之侵入而生的变化”(28)。

　　一方面，中化论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优秀的成分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哲学教授叶英指出：“谁都知道，美国是资本很发达的国家，技术也是发达的。福特的输送带(conveyer)制度，泰雷(Tailor)的劳动计算法，技术不能不算高明，然而终究救不了美国的经济危机”(29)。西方人固然比中国人富裕，但西方国家两极分化，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瞿秋白这样说：“一方面有人因为痛感过剩，把大量的棉花和粮食销毁，把大量的牛奶倾诸河流，把鱼投入海中，把玻璃毁坏。另一方面呢？则成千整万的失业群众忍受着饥寒的熬煎，求一饱而不可得。以单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这世界还是不免于畸形发展，不免于造就惨绝人寰的悲剧。上一回的世界大战，不就是生产技术进步所收获的果实吗(30)？”

　   对中化论者来说，西方文明最大的缺陷是其精神的堕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例举大量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有着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精神病率和自杀率，并据此断定，西方的文化确实在衰落之中。“欧美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我们落后的民族看来，虽然是比我们的封建文化前进了一步，但是到了今日，这种文化在欧美已经是破绽百出，走入没落之途”(31)。一些极端的中化论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不是个别的堕落，而是全体堕落。西方人正等待着中国人去拯救他们，以中国的传统文明去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责任。梁启超便是这种观点的最著名代表：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　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　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我们。”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　不尽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洋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呢”(32)。

　　　　　　　　　　三、分析与评估

    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大讨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观点已经很少见。虽然他们在根本立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几乎都不再因为自己主张西式现代化或中式现代化而绝对排斥中国传统或西方文明。

　　胡适和梁实秋是公认的西化论代表，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胡适把其一贯主张的“全盘西化”改为“充分西化”，尽管在汉语中“全盘”与“充分”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而“充分”则是“尽量”或“全力”的意思，于是“全盘西化”便成为“一心一意西化”(33)。梁实秋尽管认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称道者廖廖无几，但也终于承认，“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⑴有中国优于西洋者；⑵有西洋优于中国者；⑶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⑷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34)。

　　梁启超和梁漱溟是公认的中化论代表，即使激烈如他们者也不再一味拒斥西方文化。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35)。梁漱溟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36)。

　　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20、30年代的折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是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意识却日益增强，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强调，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特征，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地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开始认识到这两种并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趋势，但他们对此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争论和反驳时也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认真推敲。

　　西化论者主张西式现代化有三个主要理由：西化是世界趋势；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相冲突；中国传统文明基本上无可取之处。后面两点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在当时就被争论的对方所驳倒。正如其论敌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的所有文明体系或多或少都是混合的，几乎从未有过一种纯粹的文明，中国历史上就从未存在过这样一种纯粹的文明。例如，所谓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多民族文明的混合物。进而言之，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其内部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实际上，对此西化论者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最强有力，以致其当时的论敌很难驳倒。在西化论者的心目中，西化实际上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向世界扩张其市场的过程。市场经济与民族壁垒是内在地矛盾的。发达的西方国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其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寻求廉价劳动力，因此需要进行国际贸易。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其商品的同时也输出其文化。落后国家很难抵御西方国家的先进产品和武器，抵御可能意味着自取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化也就是全球化。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看到了这一过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7)。

　　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化或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即使西化论的最激烈反对者也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例如，梁漱溟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经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前一种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胜地站在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38)。

　　但是，西化论者把西化当作全球化，完全无视与全球化趋势共存的另一种趋势 民族主义，这注定了它的不现实性。西化论的反对者在当时试图用中国文化的性质来解释这种不现实性。反对者们相信，要使中国人放弃历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全盘接纳西洋文化，这是无稽之谈。甚至作为西化论主要代表之一的胡适本人最终也发现了其理论的非现实性。他试图用所谓的“文化的惰性”来辩护并修正其先前的观点，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39)。

　   除了这种文化的“惰性”外，西式现代化的不可能性更重要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丧失自主性而依附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对于中国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而不是由内部自发产生的，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只能处于“外围”的地位，它必须依附于“核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西方学者和第三世界学者在二战后提出的这种“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基本观点在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的形象比喻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述：

　　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实上已经分为两种：㈠经济先进的民族，即所谓“城里人”。　㈡经济落后的民族，即所谓“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先进的民族是剥削者、压迫者，　经济落后的民族，是被剥削、被压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对后者施行压迫。我们中国民族　在现在，不幸就属于经济落后的民族，而不幸成为“乡下人”，成为被压迫的民族。知道了我们所处的地位，即可知我们民族活动之方向是求“自由平等”。即上边所说求为　“城里人”，也就是求与经济先进的诸民族平等，不受他们压迫。所以中国民族近来之活动方式虽多，而其最后，最大，主要之目的，是在于求自由平等(40)。

　　除了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西化论还有某些概念上的局限性。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西方化”是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概念，它有三个局限：⑴当把西化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唯一目标时，它的逻辑意义就是，不论好坏新旧，西方国家的所有东西都是值得效仿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文明体系内总存在着某些消极的不值得效仿的成份。⑵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潜在地意味着，中国传统文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保存。这种观点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总有某些东西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⑶西方文化包含着极不相同的内容。西化论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和所痛恨的共产主义都源于相同的西方文化。正如社会学家吴景超所指出的，“在‘西方文化’的名义下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子文化。贵族制是西方文化，民主制也是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是西方文化，共产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集体主义也是西方文化；自由贸易是西方文化，统制经济也是西方文化。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全盘西化是指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西方文化内在的这种矛盾性对全盘西化论是致命的”(41)。

　　西化论的这种非现实性和概念上的局限性使得其影响力日益减弱，到30年代，中化论的影响已超过西化论。陈序经在1935年不无感慨地叹息道：“我以为我们不要忘记，今日能主张根本西化者，还是廖廖无几。大多数的人，还是醉梦于中西各半的折衷论调，或是趋于复古的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42)。他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西化论的支持者日益增多。对他而言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化论者不仅没有增加，而是益发减少。

　　中化论者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东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的和互补的；中国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西洋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正象西洋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中国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一样；中国有其自己的特殊国情。抽象地说，这些理由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事实上都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20、3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老的汉字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之一。陈序经说：“中国加快的大阻碍之一，我认为是文字。中国的文字，无论如何加快，赶不上用字母的文字。假使我们真有加快的决心，废止汉字，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43)。西化论者持这种观点自不必说，甚至鲁迅先生也持此观点，他的名言是，“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这种观点在80年代初电脑技术开始在中国普及时又得以抬头。由于电脑软件最初是用英语设计的，当时许多人认为汉字无法电脑化，从而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科技进步。然而，只几年时间，五笔字型等数百种汉字输入方式和成千上万种汉字软件便相继问世，在电脑的中英文输入比赛中，汉字的输入速度甚至超过了英文的输入速度。于是，汉字不能电脑化的观点便不攻自破。

　　然而，在中化论的背后确实包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含义：中化论可以被保守分子用来反对现代化，尤其是中化论可以被用来为政治当局反对民主、维持专制独裁进行辨护。由于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中国国情”、“中国本位”、“中国特色”作出不同的解释，然后在“国情”、“本位”、“特色”等名义下对西方现代文明任意取舍，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谓之符合中国国情，反之则斥之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此等等。这是中国近代一切保守的、反动的政治势力抗拒进步的基本逻辑。正如哲学家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　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因此，当革命者努力要求使中国进步，要求我们去追赶先进的国家，要求我们向先进国家去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理论以及革命的实际经验教训，学习他们的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在中国能够更顺利更迅速地完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闭关自守主义者就要大声疾呼地起来反对，说中国的“国情”和国外不同，外国的科学文化以及革命理论经验教训等等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不应该接受这些东西，而应该拒绝这些东西，即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在保持旧中国的立场上来学习和接受，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来学习接受(44)。

    毋需说，清朝政府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名义下抵制大踏步现代化的。其后的国民党政府又何尝不是这样。30年代的中化论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即国民党要员萨孟武、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论”。他们在1938年1月10日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由此发起了一场“中国本位”运动。这篇宣言是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经济建设运动”而作的宣传。“宣言”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论述实质上是空洞的晃子，而对“中国本位政治”的论述则是实质性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45)。中国本位论者试图使人们相信，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在政治上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因此，今后的任务重点不在政治改革，而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46)。

　   阻止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不要民主政治，而要维持独裁专制统治。当有人诘问10教授何谓“中国本位”时，10教授答复说：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具体地说就是“人民的生活需要充实”；“国民的生计需要发展”；“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47)。简言之，“此时此地的需要”中不再有政治民主，而只剩下经济的发展。一位中国本位论的反对者在当时就指出了中国本位论者的这一真实目的。他说：“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48)。

　　不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要民主政治，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同时拒绝引进与此相适应的代议民主，而只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这正是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因此，30年代的“中国本位论”不过是清末“中体西用”的翻版，尽管10教授口头上也批判“中体西用论”。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取其所当吸取’，不正是‘西学为用’吗(49)？”

　　中国的现代化尝试早在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时期就发端了，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断断续续前后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其间既未完全停顿过，也未一帆风顺。分别由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两次现代化迄止那时事实上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西化论者把这种失败归结为西化不够，而中化论者则将其归之为中化不够，即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可以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言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在现在看来，这两种解释都显得软弱和偏颇，没有涉及到问题的要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在方法论上有着两个共同的致命弱点。

　   无论中化者还是西化论者，他们都把现代化当作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而没有看到现代化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恰恰也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只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或外部因素来分析评估现代化在中国的成败，而没有从现代化的内在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近百年而未能实现，外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现代化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也是极其重要的。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社会进步过程，但尽管如此，它也并不象绝大多数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所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进步过程，它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当然，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唯如此，才为世界各国所欲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现代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使得它也象所有其他的社会进步过程一样必须或多或少为自己付出代价。现代化本身所伴随的社会消极现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前现代化时期业已存在但现代化使之加剧的消极现象，如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和骤增的犯罪率等等。另一类是现代化可能导致的某些新的社会消极现象，如工业污染、大规模的失业、利已主义和金权政治等等。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这两方面的消极现象不仅必然地存在，而且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表现得尤为严重。现代化的代价之高，往往使中国人民难以承受，最终导致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一再中断。把现代化所内在地具有的这些消极现象统统归结为特定的制度或文化因素使然，是不对的。因为事实是，无论在哪种文明体系中或在哪种社会政治制度中，除非不搞现代化，否则上述消极现象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中化论和西化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是极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但在这些不同的观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都把文化当作决定性的变量，把文化当作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物质文明相抵触；中化论者之所以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相容于现代西方文明。把文化当作压倒一切的因素，以此来解释一切，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文化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遗憾的是，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方法论覆辙在80年代又再度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蹈。在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热”中，许多知识分子再度把文化当作“万灵药”，把文化是否转型看作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原因，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申从30年代关于中化与西化大讨论中引申出的一条教训：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而非文化的因素。文化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不是根本的驱动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除了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评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