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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应当用社会协商来为和谐社会服务
2014-12-12 15:02:37 来源: 作者: 【 】 浏览:18次 评论:0

服务于和谐社会是政协的神圣天职

人民政协的性质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的任务,简单地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四个方面服务,这就是:一、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二,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四、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很明显,这“四个服务”,不仅与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的论述相吻合,而且与和谐社会内涵的“28个字”高度一致。这就是说,根据政协的性质,完成政协的任务就是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通常讲,人民政协有三大职能、四大功能。这“三大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很明显,这“三大职能”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三大推进器。我们要的就是:以政治协商带出和谐,以民主监督保障和谐,以参政议政促进和谐。“四大功能”是团结、沟通、协调、自我教育。很明显,这“四大功能” 就是和谐社会的四种表现。团结就是和谐,沟通是和谐的序幕,协调更是和谐的手段。大家都注意坚持自我教育,就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也恰是和谐社会的一项要求。

因此,不论是从政协的性质、任务上看,还是从政协的功能、职能上看,建设和谐社会都是政协题中应有之义。政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协的神圣天职。政协理应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理应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政协是人才库,政协有能力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政协的联系面比较广,因此,政协也有可能在最大范围内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大显身手。

运用社会协商来实观和谐社会

社会是矛盾的总和。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江河横溢方显英雄本色”,人是为解决矛盾而生存,为解决矛盾而发展的,社会也是在不断解决社会矛盾中奔腾向前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个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換句话说,就是要学会解决社会矛盾,在解决社会矛盾中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是动态的和谐,向上的和谐,发展中有和谐,和谐中有发展。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矛盾,问题在于敢不敢正视矛盾,善于不善于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很多。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成正比,二者是同比增长的。矛盾多,解决矛盾的方法更多。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学会社会协商。

社会协商就是通过对话、谈判、联谊等形式,沟通情况,消除误会,彼此让步,实现公正。“灯(油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同是一个天底下的人,同是一个国家、一个界別的人,大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还有什么话说不明白?本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何必要搞得不共戴天!

当然,社会协商也是一门学问。矛盾有一谈就解决的,也有一谈就崩的。这里除了取决于矛盾大小之外,还与社会协商的态度、方法、技巧有很大关系。首先是态度要诚恳,要有一个化解矛盾的出发点,要尊重对方,尤其是处于强势的一方,更不能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承受力不是无限大的。逼人太甚,是会物极必反的。其次是方法要灵活,技巧要高超。此外,还要有个中间人、调解人。化解社会矛盾的中间人、调解人,没有权力但有权威。当然,不能要求他们个个都有汪道涵、辜振甫那样大的权威。但是,这中间人、调解人应当是在一定范围内德高望众的人。

社会协商是大量的。和谐社会应发挥社会协商的作用。能用社会协商解决的,不必提到政治协商的高度。社会协商是政治协商前沿。运用社会协商更有利于腾出手来提高政治协商的水平。当然,社会协商与政治协商的界限是难以划分的。不过,这不要紧,二者在“协商”二字上是共同的。政协也应当适当介入社会协商。

运用社会组织促进政府改革

政治协商的对象是党派和社会组织,大量的是社会组织。政协应当一手拉着民主党派,一手拉着社会组织。政府转型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而政府处理好同社会组织的关系又是政府转型的关键。因此,政协应当运用社会组织促进政府改革。

社会组织是一个宽泛庞杂的概念。它包括社团、行会、中介,以及其它社会自治组织。在中国,情况更加复杂,还有一类“人民团体”,照理也应包括在“社会组织”之中。现在还不断有“网络社团”出现。“网络社团”被称为虚拟组织,其实一点也不虚。一般说,社会组织是指非政府、非盈利的自治组织。

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看直线上升,突飞猛进,将近30万家,可是横向一比较,从每千人拥有的社团看,只相当于法国的1∕90,只相当于美国的1∕40,比德国、瑞典都少。

中国已不大用“革命”二字了,可是,外国学者正在大谈“社团革命”,并认为“社团革命”比之于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意义更加重大。他们把社团称为“第三部门”、“第三力量”。几何学上,三点则稳。有了政府、市场,再加上社会组织,社会才会稳定、和谐。今天,讨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但不是十分及时的。这是一个迟到了的话题。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社会组织是政府的伙伴和助手。社会组织能起到政府起不到、也不应该起的作用。政府的调控机制与社会的协同机制之间是可以互联的,政府的行政功能与社会的自治功能是可以互补的,政府的管理力量与社会的调节力量是可以互动的。彼此之间完全应该、也可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社会组织是政府的人才库,智囊团,是政府的外脑,而且是其大无比的外脑。假如把政府比作“战略的加工厂”,那么初加工就在社会组织那里了。假如把政府比作“购买服务者”,那么,社会组织就是生产产品的加工厂了。什么叫科学决策?经过论证,从社会组织提出的多种方案中选择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就是科学决策。社会组织还是帮助政府纠正失误的矫正器。任何一个伟大的政府都难免犯错误。问题是能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能不能把损失减少一些。“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的自组织是先知先觉的“鸭”。挪威2005年初被评为2004年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家。可是,不久前他们的城乡差距很大,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农民组织。这个只代表占全国人口6%的农民组织,在议会中占了15%的席位,因此,他们有条件大喊大叫,献计献策,于是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以致如今成为“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家”。只有有了兴旺发达的社会组织,政府才能腾出手来,真正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决策水平。

社会组织是政府机构“减肥”的良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政府机构总是小不了,臃肿庞大,无非是因为社会不大。说“政府职能转移”,请问:受体是谁?往哪里转移?没有社会组织承担岂能转移!社会组织发达,有助于政府变错位为正位,变缺位为到位,变越位为退位。政府应迅速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仅仅从油水小的地方退出来是不够的,更应当毫不迟疑地从油水大的地方退出来。“可退可不退的”怎么办?退!因为很多被认为“可退可不退的”,实际上是“恋栈”的一种托词。转走一项不应有的职能,政府可以精简10%,倘能转走两项不应有的职能,政府可以精简20%,“瘦身”就有希望了。必须看到缺位是由越位酿成的。在肥肉上“越”得多了,便顾不上“缺”的那些骨头了。政府只有站得正,方能行得正,行得快,手脚也才能更干净利索。

社会组织能使政府的运作成本降低。有了社会组织,政府就不再是“万能政府”了。少掉一“能”就是少一笔开支。有了发达的社会组织,政府就不再是“直接政府”了。

流程缩短,环节减少,开支自然下降。有了社会组织,政府就有条件从治国方略的制造者转化为治国方略的选择者了。选择的成本无疑会大大低于建立制造厂的成本。

社会组织是利益表达的高音喇叭。我们常讲“倾听群众呼声”。为什么有时候想听而听不到、听不清?就是因为社会组织少。有了星罗棋布的社会组织,有时不用你去“倾听”,声音就会送到你耳朵里边来了。如果你能注意“倾听”社会组织的反映,真心话、知心话就会源源而來。不必担心社会组织反映的声音失真,假如社会组织反映的声音失真了,公民们会知道如何对付他们自己的组织的。政府只需要求出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就可以了。什么是民主决策?从社会组织的七嘴八舌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到最佳结合点,就是民主决策。“五四运动”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在中华国民时期又把“德先生”和“赛先生”给解聘了。再后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德同志”和“赛同志”。可是正当“德同志”和“赛同志”初试锋芒时,我们又一度把他们冷落了,边缘化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德”、“赛”两同志的庄严讲坛,正在为他们二位施展才华开拓出广阔的天地。

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与政府发生矛盾时,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我们不是无冲突论者,不是无矛盾论者。不是吗?我国近十年来群体事件的增幅,不论是从人数看还是从起数看,都超过GDP的增幅。如何使这些矛盾不至于从局部的演化为全局的,不至于把非对抗性的演化为对抗性的,不至于把对抗性的强度和烈度增大,不至于在时间上旷日持久,这都需要社会组织站出来对话。对话要有代表人物出来对才行,没有组织连个对话的对象都没有,如何对话?在人民群众与政府发生矛盾时,尤其需要社会组织来充当化解矛盾的稀释剂,充当减少磨擦的润滑剂,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之道。“组织群众”依然是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你真要代表群众嘛!你首先要组织群众。你不组织群众,还说什么 “代表群众”!你怕组织它,就不是真心代表它。现在,人均拥有的社团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早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重要指标。

因此,作为政府,一要努力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二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所谓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是要求政府为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以阳光和雨露。阳光就是登记准入,雨露就是沟通。沟通就是把知情权还给社会组织。《西厢记》里说:“长相知,不相疑。”有了沟通,才有相知;有了相知,才有理解、支持和参与。沟通既要主动,又要广泛,包括信息沟通、思想沟通、感情沟通等多渠道沟通。所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组织群众的组织作用,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鼓动群众的鼓动作用,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带领群众的带头作用,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于群众的服务功能,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充当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桥梁的桥梁作用。社会组织不是海啸,不必恐惧。对社会组织要管,但要管理有方,管而不死。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学会依法办事,公平办事。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一、非政府组织有行政化的倾向。组织上的行政化表现在官员要到社团里附庸风雅,社团需要官员进来化缘弄钱;工作上的行政化表现在学会里也是官气熏人。二、非盈利组织有盈利化的趋势。三、空壳化倾向。有少数社会组织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形同虚设。四、平庸化现象。有少数社会组织拿不出ABC三种方案,喜欢拾人牙慧,搞制度依赖,看上司眼色发言。

针对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现状,在二者关系上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处理好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有人认为人无不有立场,无不有倾向。是的,在一时、一地、一事上,人总有自己的看法,可是,也应该看到,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与这些人看法一致,在另一个问题上又与另一些人看法一致。这不叫两面派,这很可能是客观、中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性吹得天花乱坠固然不好,否认社会组织的客观性更加不对。社会组织也难免受利益的左右,但是,依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传统说法,社会组织毫无疑问不属于“当局者”。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承认社会组织的客观性,并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性当作自己的支撑系统或矫正系统。

二、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是指大方向上的“合”,最终目标上要“合”,可是,在职能上应该分,在组织上更应该分。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主要应该强调的侧面是政社分开。

三、处理好生与死的关系。“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高”,社会组织的状况也是差参不齐的,有的社会组织说不定会消亡。新陈代谢是正常的。不过,只能是自生自灭,除非犯法,一般不宜搞“他杀”。遵照马克思的学说,社会组织是万古长青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名“社会”,是意味深长的。社会主义,说到底是社会组织的主义。

为制定社会政策献计献策

规则的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社会协商不是耍嘴皮,要有准绳。这准绳就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一系列有关社会公共领域的法令、条例、措施、办法以及谋路的总称。社会政策是社会的生命。社会政策化和政策社会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政协应当为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献计献策,运用正确的社会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我国过去很重视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相对滞后。由于社会政策的滞后以及某些经济政策忽略了社会影响,以致造成了社会政策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失衡,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在和谐社会提出以后,应当从侧重于经济政策向侧重于社会政策转变。应当看到,在人均收入提高以后,人们在教育、医疗、文化方面的公共需求在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需求在大幅度攀升;还应当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在急剧增长。这都要求用社会政策来加以规范,用社会政策来大力推动。当务之急是要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健全公平正义的利益协调整策;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完善公平参与的共同治理政策;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实施体现人文精神的公共文化政策;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一步充实生态环境政策。

社会政策的制订是一门科学,要有严肃的科学精神,严格的科学态度,严密的科学方法。过去那种“会前拍脑袋,会上拍胸脯,会后拍屁股”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问责制要变“拍屁股”为“打屁股”。

社会政策一定要交给社会来讨论。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转变。有公开方有公平,越公开越公平。公开讨论透了,政策就昭然了。日前有个省,为了防止因人工流产而导致性別比例失调,规定人流要持计生部门介绍信。公布之后,群起而攻之,立法之时就是废法之日。事前怕麻烦事后带来大麻烦。政策社会化就是要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一要公平,二要公开,以公开促公平、公正。该公开的不公开,一般是心里有鬼。

政协人才济济,看问题客观、冷静,有科学头脑,有世界眼光。每年都有很多有材料、有观点、有对策的调研报告写出来。这是制定社会政策不可缺少的依据。水涨船高,政协提供政府决策的报告水平高,政府决策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当然,这还要慧眼识珠。倘若政府不识货,把政协高水平的报告贱卖了,政协还应当拿出它的监督职能,促进政府决策。监督也是爱护。监督是真正的爱护。被监督者不怕痛,监督者在监督时才会动真格。

和谐社会的和谐度是有高中低之分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矢志不移地往前走,开展社会协商,壮大社会组织,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积极推进社会工作,就一定能够因地制宜,在不和谐的地方,变不和谐为低度和谐,在低度和谐的地方,变低度和谐为中度和谐,在中度和谐的地方,变中度和谐为高度和谐,一个高幸福指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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