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政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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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14-12-12 15:14:34 来源: 作者: 【大中小】浏览:41次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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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作者：陈家海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06 阅读：399 次日期：2004-4-23

20世纪90年代，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及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和上海市委、市府的直接领导下，上海人民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跨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50%；第二产业通过战略性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产业层次大大提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获得迅猛发展，国际性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功能已日益凸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形成，生态环境建设正加速推进。
　　这些深刻变化，是上海按照“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因此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实践范例，中国经济和社会跨世纪发展中的一种“上海模式”。
　　一、上海模式的形成：时代背景和历史性任务
　　当中国经济步入20世纪最后的十年时，在国际经济环境方面有三种变化趋势是全局性的：
　　第一种趋势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90年代以前，虽然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改革已经历了30年的努力，但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表明旧社会主义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经济的迅速市场化。问题在于，由于政权的易手，苏东各国都已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而提出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还有存在的现实性?中国经济在继续走向市场化的同时，是否还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种趋势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为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在90年代呈现出显著加速趋势。与此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为主要标志，一套新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已经形成，它涵盖了从商品到广义服务、从投资到知识产权等广泛的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轨道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能否在充分利用世界性技术和产业转移所提供的机遇的同时，有效地减弱其负面影响?
　　第三种趋势是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创新能力和引入变革的速度，已经成为赢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也已开始出现。由此提出的挑战是：能否迅速提升创新能力，在技术和经济急剧变革的国际环境中赢得自己的竞争优势?能否使工业化与信息化融为一体，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反观国内，中国经济正处在推进“双重转轨”的关键时期。
　　第一种转轨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轨。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走过了“启动”和“深化”阶段，现在面临着向“根本转轨”阶段的过渡。另一方面，“区域推进式”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起步，80年代的重心在东南沿海，现在正面临着向全方位开放的过渡。体制外先行、计划外先行和计划经济的“边缘区”先行，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要操作性特征。90年代要打的是“攻坚战”，它要向体制内、计划内和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区”发起全面冲击。
　　第二种转轨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80年代的改革和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那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如何向集约型增长转轨，并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是90年代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这种转轨的另一层战略性含义是，如何加快中心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适应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在这一进程中建设以现代金融、贸易和信息等功能为核心的国际性中心城市。
　　如何应对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三大趋势的挑战?如何顺利推进双重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把上海建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上海肩负的任务是历史性的：它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全面探索如何建立起符合国际规范的、高度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它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中，全面探索如何加快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国际性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功能的现代化城市。
　　作为一种城市经济体，上海有自己的特殊性。然而，作为一个以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为目标的经济体，它又是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部分，它要在国家层次上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正是在这个含义上，上海模式在显示它个性特征的同时，也必然具有丰富的普遍意义。
　　二、上海模式的形成：条件、机遇和挑战
　　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中，上海承担了“后卫”的角色。进入90年代后，当上海终于站在“前锋”的位置上开始其跨世纪的腾飞时，它所面临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党的十四大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一目标的确立，使人们跳出了以往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逻辑，从而能够更为系统地研究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及其配套问题，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加以借鉴和利用。
　　其次，中央给予上海的一系列优惠性政策、支持性政策和功能性政策，发挥了持久的推动作用。这一系列政策涉及到投资环境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措，以及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功能的重建等诸多方面。
　　第三，80年代国内各地区，尤其是广东等沿海省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正是这些宝贵的实践成果，使上海在90年代的发展中目标更清晰、思考更周密、操作更稳妥、前进更迅速。
　　第四，80年代上海理论界、政府机构和实务部门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探讨，为90年代的实践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1985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研讨活动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勾画了未来上海的发展蓝图，为90年代上海的发展实践做了战略、政策和方案准备。
　　除了上述有利条件，上海还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经济终于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为上海迅速发展金融、贸易和其它现代服务业，实现城市经济功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被计划过程替代，上海只能沿着主要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上海固有的处在内外交汇点上的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上海的这种区位优势仅仅体现为单纯地作为一个商品出口的重要港口。
　　第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新特点，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多方面相对优势，大规模引入国际经济资源，大大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变的进程。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正在进行之中：科技产业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点，加快了高新技术的国际扩散；发达国家更多地转向研究与开发，而使生产制造业更多地向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新的特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的引力下降，而其它因素的引力作用上升，例如较强的技术基础和经营管理基础，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相对应的市场容量的大小，以及新产品技术受保护的程度等。对上海来说，这些变化态势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四，亚太经济正处于深刻的整合过程之中，这使上海有可能迅速崛起成为区域内新的国际性中心城市。亚太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这一区域的经济日益走向成熟。这个深刻的整合过程内在地要求发展起若干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它们能够承担起金融、贸易、信息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以保证区域经济能有效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区内原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力求保持和强化自己的地位，而一批新崛起的城市则正在谋求获得这种地位。
　　第五，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趋势，使上海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经济和社会走向信息化，这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紧跟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继续推进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取得与发达国家国际性中心城市并驾齐驱的地位。
　　但是，在获得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上海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除了源于上述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趋势之外，也源于上海自身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后一类挑战主要包括：
　　首先，相对于远大的发展目标和艰巨的发展任务，上海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智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上海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是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三大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三大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以及从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还是在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就此而言，我们的“知识积累”和拥有的“智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其次，相对于长时期、高强度的投入需求，面临着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以80年代末发展严重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起点，要为上海在未来发挥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功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实施较长时期的高强度的投入。而在国家现行的财政和投资体制框架内，在上海现有的财政支出规模下，我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
　　第三，发展高度规范、高度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突破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作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经济体系的高开放度，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以及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备性，是它的重要特征。而上海90年代初经济体系的特征与上述国际性中心城市的特征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上海面临着体制和政策全面创新的任务。在传统体制具有巨大惯性的条件下，这种创新任务显得尤为艰巨。
　　第四，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无法避免“阵痛”，但必须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产业结构方面，上海既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要实现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变，还要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的整体性调整。在上述调整过程中，大规模的下岗、转岗和大规模的动迁是无法避免的。要在这一“阵痛”过程中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需要对化解之法做精心设计，并缜密操作，需要有高超的改革艺术。
　　第五，要在一个特大型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这是世界性难题。城市管理是城市建设的必然继续，而对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型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另一方面，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体，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体。进一步，它还是一个具有特定生态性质的环境。因此，如何对一个正在高速发展中的现代化特大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并且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性，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六，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在建设国际性经济中心的同时建设国际性文化中心，这也是全新的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建设，它同时也包含着精神文明建设。上海的发展目标不仅是建设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它也将成为一个国际性文化中心。作为这个过程的背景，存在着两种重要的趋势性现象：其一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将不断深化；其二是，一个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内在地包含着文化产品的“经济化”趋势。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下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体现它的兼容性?如何在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体现它的多样性?如何在发挥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它的其它功能?
　　三、上海模式：建设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的探索
　　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沉着应对严峻的挑战，确实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创新的勇气、坚韧的精神和操作的艺术。上海在建设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功，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把握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始终坚持发展目标导向。90年代初，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和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具有深远的、全局性的意义。上海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始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划实施的方略。
　　当代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的核心特征，是拥有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其金融、贸易等部门具有强大的全球辐射功能。上海着眼于建设“三个中心”之一的目标，始终坚持实施“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系统深入研究国际经验，不断推进体制创新，优先发展金融、贸易、交通、通信等产业。
　　对第二产业，上海既遵从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又充分利用上海已经具备的优越发展条件，确立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现代工业发展路线，着眼于在国家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强化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上海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内立体化交通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构建发达的对外交通体系，在大力推进航空港、深水港建设的同时，超前建设国际信息港，为上海在未来发挥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功能，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上海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优化城市形态和生态环境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适应城市经济功能的转变，上海结合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按照形成中央商务区、中心商业区、中心城区、辅城和二级市构成的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市形态结构的要求，同步推进生产力布局的整体性调整。依据“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的环境建设总目标，上海不断强化水环境治理和大气环境治理，以大型公共绿地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环城绿带、楔形绿地、干道河岸绿化、大块绿地与郊区森林相配套的都市绿化系统的建设。
　　第二，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先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要把上海建成为“三个中心”之一，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需要获取广泛的智力支持以突破自身“知识积累”的瓶颈。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市委、市府十分重视对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先行研究。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了集中性研究、定期性研讨和常规性研究三者相结合的方式。
　　90年代初进行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课题研究，就是一项有重大影响的集中性研究活动。该课题研究由市府直接牵头组织，除全市各类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外，还邀请了国内外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和咨询机构参加。这次研究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涉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发展目标的特征、发展模式的选择、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战略的实施规划和实施条件，以及分门别类的、操作性较强的对策措施体系。这些成果对上海日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全面的、积极的影响。
　　作为一种定期性研讨活动，自1990年开始一年一度，上海已连续12年召开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越来越多的国外城市市长、著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历届咨询会研讨的问题，几乎涉及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发展和管理的各个领域。
　　作为一种常规性研究活动，自1993年开始，市府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设立一批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和热点课题，向全市各研究机构公开招标，就上海改革、开放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各种政策和规划问题，做预备性和超前性研究，供市府有关部门决策时参考。
　　第三，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指导和协调功能。要把科学的决策转化为发展的现实，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指导和协调功能。从1993年开始，上海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建立“两级管理、两个体系和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形成了市和区县国有资产两级管理和两个运营体系，其中，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分为三个层次，即市国资委、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资运营机构，以及国资运营机构出资形成的各类企业；二是把工业、建设、商业、农业、交运等系统19个企业主管局改制为控股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使原来的行政隶属型管理体制转变为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三是重点理顺工业、商业、外贸、旅游等部门的管理体制，从系统内管理过渡到对全社会各类企业实行全行业管理。
　　另一方面，相继组建了市场管理领导小组、规划委员会、证券管理委员会和社会保障协调小组等机构，进一步加强了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能；注意配套运用重要商品储备、专项调节基金和风险基金等各种经济杠杆，对全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进行有效调控；同时，抓紧制订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法规条例，规定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共同准则，规范市场活动的秩序。
　　从上海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作为探索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新模式的重大举措，还实行了“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一是按分清事权、明确责任、调整权益和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扩大区县的管理权限；二是按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强市与区县之间的协调和各区县之间的联合；三是按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相应扩大街道和乡镇的管理权限。实行这种新体制后，区、县及街道、乡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使上海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第四，通过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来汲取广泛的发展资源。上海的制造业有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但对于能源、原材料等投入品的市外输入和产品的市外销售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再者，为了构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挥功能的物质基础，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强度的投入，这就要求有巨额的资金来源。进一步讲，为了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还必须有充裕的人才资源。对此，上海的认识是，既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来获取发展资源就是题中之义。在整个90年代，上海着力推进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等的建设，构建了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性市场相配套，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个市场体系，上海获取了充足的物质资源，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筹集了巨额建设资金，吸引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
　　在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方面，上海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整个90年代，上海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总额达3100多亿元，其中上海财政的投入仅620亿元，约占五分之一。其余的五分之四建设资金从何而来?主要途径之一是有序利用土地批租。90年代上海利用土地批租累计投资基础设施上千亿元，并借此同时营造出了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主要途径之二是灵活运作BOT方式。1995-1997年期间，这种方式是上海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筹措途径，通过这个途径，高架环线道路的修建得以提前实现；通过转让南浦大桥、杨浦大桥部分特许专营权，上海用获得的25亿元资金建造了第三座跨江大桥——徐浦大桥；而转让延安东路隧道北线专营权，则使隧道南线工程得以顺利竣工通车。主要途径之三是采用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体制。2000年8月，总投资达100亿元的沪青平高速公路、同三国道上海段、莘奉金高速公路、外环线越江隧道工程和卢浦大桥等五大项目向社会招商获得成功；其后不久，全长650公里、总投资达400亿元的上海高速公路网十大项目向国内外投资者招商又获成功。
　　第五，着力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性和市场开放度，不断强化对内对外辐射功能。正如一个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发展，要靠来自外部的对它的物质产品的需求来支撑那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中心城市同样要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对它所提供的服务的巨大需求来支撑。进一步讲，上海也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力量来建成国际性中心城市，而必须为海内外企业构筑起让其实现其发展宏图的舞台，让海外客商经由上海走向广阔的中国市场，让内资企业经由上海走向全国和走向世界。因此，90年代上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着力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和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内外交汇枢纽，形成了海内外大企业、大银行、大财团云集的局面，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功能的能级不断提升。
　　到2000年，上海已有外商投资企业2万多家；世界排名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有250多家进入上海；跨国公司在上海已设立了61家地区性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在沪的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已达70余家，有24家外资银行可开展人民币业务，有19家外资银行将主报告行设在上海。2000年，上海港的年吞吐量突破2亿吨，保持了世界第三大港的地位；集装箱吞吐量已超550万标准箱，世界排序升至第6位，而在1995年仅列第20位，1998年列第10位。2000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54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已达98%；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1093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达23%。经过10年的运作，到2000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达548家，上市总市值在全球100多家证券交易所中已列第28位。
　　为了提供发挥经济中心功能的物质支撑，上海在不断推进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航空港、信息港和深水港等具有强大枢纽功能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这是上海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然而90年代初，上海的大批国有企业已身处技术进步滞缓、冗员多、社会负担重、债务沉重的困境。在改革实践中上海认识到：国有企业不可能每一个都会发展壮大，企业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方式；国有经济不可能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行业都占主导地位，关键是要抓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重要领域。因此，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整体搞活国有经济。
　　按这样的思路，上海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全新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体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改变企业外部环境方面着力形成“五个机制”，即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职工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以及覆盖全社会的保障机制；在提高企业自身整体素质方面着力体现“五个加强”，即加强产品开发，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市场开拓，加强内部管理，以及加强队伍建设。与此同时，探索并构筑了劣势企业、多余劳动力、剩余生产能力和企业坏帐的退出机制和通道，调整了国有经济的布局。
　　通过改革，转换了发展机制，实现了“五个优化”。一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1994年的80%左右下降到了2000年的50%左右。二是劳动力结构优化：1994-2000年期间，全市共分流安置了下岗职工160万人次；另一方面，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人均增加值已超过8万元。三是社会负担结构优化：全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和企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已达98%以上；全市离退休人员100%实现足额发放养老金。四是企业效益结构优化：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面2000年已下降到14.4%；消除了行业性、集团性亏损现象；各主要工业集团全部实现盈利。五是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到2000年底，在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60%左右的企业已按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形式完成改制，其中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83.5%。
　　第七，积极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90年代，上海紧紧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着力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了巨大成功。整个90年代，上海累计吸收了3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一半以上落户上海。
　　在制造业领域，上海结合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利用外资来推动汽车、通信、冶金、精细化工、电站及大型机电设备、家用电器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转变。到90年代末，在汽车和通信产业中，外资企业已占80%以上。大量外资的进入，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利用外资，上海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曾用几十年才走完的技术发展道路，大大缩短了上海工业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迅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上海外贸出口规模的扩大，2000年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42.6亿美元，占全市外贸出口的比重已高达56.2%。
　　第八，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设国际性文化都市。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在推进文化发展方面，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一方面，贯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另一方面，提倡文化产品风格和样式的多样化，强化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上海顺应这一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尊重文化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规律，按市场经济方式来配置文化生产资源，通过发展规范的文化市场来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例如，1999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就是在政府不出资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来运作的。参与组织演出的12家单位在承办30多台剧(节)目时，基本完成了从市场预测、成本核算、剧目洽淡、项目承接、广告宣传到票务销售的整个市场运作过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艺术节期间，还成功地举办了国内首次国际性的演出交易会，境内外96家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团体、演出场所的代表参加了交易会。
　　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文化都市，是建设“三个中心”的题中之义。整个90年代，上海一直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播中心和世界优秀文化的一个汇聚之地。目前，在硬件方面，上海已拥有了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演出和展览场馆；在交流形式方面，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视节和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等重大文化活动已蜚声海内外。近几年来，上海每年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已达300项左右，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高，上海作为一座国际性文化都市的功能已日益凸现。
　　第九，强化社区建设，引导广泛参与，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上海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抓好“载体”。从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上海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强化社区管理、完善社区服务和发展社区文化结合起来，使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上海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个方法，是强调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90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百万市民看上海”、广场文化、窗口行业规范服务达标和市民行为“七不”规范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活动，增强了市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与此同时，上海还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相继建成了上海博物馆新馆、上海影城、上海图书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和上海大剧院等一批现代化大型文化设施，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第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高度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关系，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在世纪之交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上海在推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高度统一。其所以要有开创性，是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而必须承担风险，进行勇敢的探索，善于抓住机遇开拓新局面；其所以要有坚韧性，是因为每前进一步都会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有时还要迂回前进，这就要求能顶住巨大压力，作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将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制定和实施任何政策、措施，都要有可操作性，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把握好次序、节奏和力度。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是坚持“三性”相统一的重要体现。战略上按改革、发展、稳定布局，战术上按稳定、发展、改革操作，这就是上海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辩证观。例如，在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面临职工大量下岗、转岗的难题。按照“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思路，上海设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一创新的机构，为职工从国有企业走向劳动力市场铺设了缓冲带。与此同时，抓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了职工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后顾之忧。由于抓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上海在五年内顺利地完成了百万职工的大转岗，并平稳地实现了向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全面过渡。
　　坚持“三性”统一，还要求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例如，上海的城市建设，按照跨世纪发展的要求，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上海以三个三年来分阶段地逐步走向这一宏伟的目标：第一个三年以修路造桥为主，缓解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第二个三年重点改造旧区，全力启动房地产市场；第三个三年以环保和绿化为主攻方向，以适应城市功能发展的需要。经过了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
　　四、上海模式：基本特征及其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验证
　　面对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上海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应对之策，一一化解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极大地推进了上海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上海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高起点、赶超型、跨越式的发展。在“三大趋势”和“双重转轨”的背景下，90年代上海的发展，始终以“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为其目标。而要实现这样高的发展目标，必须采取高起点、赶超型、跨越式的发展模式。“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现代工业发展路线，强集聚、强辐射的国际性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国际经济中心功能与国际文化中心功能的同步建设举措，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充分协调和城市形态优美和谐的严格要求，所有这些准则都贯穿于90年代上海发展的全过程。
　　第二，高度规范、高度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高度规范、高度开放的市场体系，既是上海跨世纪发展的基础，也是上海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体系，上海才得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巨大的物资、资本和人才“瓶颈”，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发展资源；另一方面，正是在建设这样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上海不断地克服体制“瓶颈”，才得以形成海内外万商云集的格局，对内对外的辐射功能才得以迅速强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转变才得以实现，并不断加快向高能级国际性中心城市迈进的步伐。
　　第三，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和规划功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首先是一种政府推动的过程，这种改革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处在中间层次上的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和作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改革和发展绩效。以往发展现代大工业和管理特大型城市的能力的深厚积淀，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对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思想的引入和借鉴，以及政府与学术界在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正是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在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和规划功能。
　　第四，改革、开放、发展各个层面的充分协调性。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不论从目标的角度看，还是从过程的角度看，都是一个需要各层面之间保持充分协调性的系统工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等等，这种充分的协调性既是上海跨世纪发展目标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也是政府的创新能力和领导艺术的体现。
　　上海模式是独特的，同时也映射出中国跨世纪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趋势。上海模式作为一个实践范例，充分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一，上海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上海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90年代以来，上海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迅速高度化，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第二，上海模式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上海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运行，有力地证明了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上海在充分利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挥政府的强有力的指导和规划功能，在推进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三，上海模式探索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构造和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上海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所有制发生了深刻转变，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实施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探索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特别是股份制、中外合资等形式，不仅显著提高了国有资产的质量和营运效益，而且大大增强了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
　　第四，上海模式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分配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上海与中央的财税关系、上海地方两级政府间的财税关系逐步理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推进市政建设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与此同时，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调整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间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个人财富积累。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通过完善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采取经营者股权、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等形式，并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第五，上海模式证明了对外开放应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国策。上海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市政建设、旧城区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等，都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借助于国际经济资源来实现的。这充分证明了，只有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才可能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和国际市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上海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逐步形式的，是面对机遇和挑战作出坚持不懈的创造性努力的成果。一切成功的发展经验都具有动态的性质，随着条件的变化，上海模式也必然会不断地“调整”和“发展”自己。
　　上海模式中所包含着的一系列思想和工作方法，则具有长期性的意义，例如，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战略、政策、规划研究先行和广泛汲取“智力资源”的科学决策机制，协调发展的思想，高度规范性的准则，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准则，以及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的方法等等。正是这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成果，将成为上海在新世纪的发展中赢得新优势的制胜法宝。
　　21世纪初，是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新时期，也是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上海要顺应这样的国际发展趋势，着眼于中国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国情，结合上海已率先迈入了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变期的实际，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高度统一，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上海模式，开创新世纪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全面增强上海联系世界、服务全国的综合能力，通过5—10年的努力，把上海基本建成为高能级的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