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的专业性、社会性和人文性都很强，一轮规划制定后，到底要管多久，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而且每个城市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不可能千城一律。笔者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根本大法，一经通过，便不宜随意更改。对一个城市来说，规划的频繁变更极易造成巨大的建设性浪费、损失和破坏。
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管了多久，没有详细的资料来加以证明。但从一些个案资料中，还是可以略知一二的。如，北京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上报了3次总体规划， 1982年和1992年又分别上报了新的总体规划；常德1988年撤地建市，1991年完成第一轮规划修编，从1999年开始又进行了新一轮规划修编；有报道称，南京的第四轮规划是聘请世界著名规划专家帮助制定的，不知能管多久？当年，北京的规划也是请了世界级专家帮忙制定的，并把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方案给否定了，结果被公认为已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由于规划的失误，不仅导致北京明清旧城被破坏，而且
更重要的是给北京城市功能造成硬伤，致使其“先天”畸形。新华社资深记者王军分析过北京的情况： 北京现有机动车200多万辆，可伦敦有400多万辆，交通也没像北京堵得这么厉害。为什么？是因为北京的路修得没有人家宽？立交桥建得没有人家多？都不是。而是规划把那么多办公设施、商业设施都往旧城里塞，上班大家都往旧城里跑，下班又纷纷出城，每天人口大规模钟摆式流动，能不堵吗？
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被破坏了，需要多少年才能修复，又要付出多大代价？现
在一些城市的规划修编虽然有的已包含了这样的修复，但结果仍不理想，甚至事与愿违。就拿北京来说，为了缓解压力，北京在市区外围规划了10个边缘组团，主要用于居住。如望京地区，规划可居住25万至3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但望京只是一个居住区，大家还得进城上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是世界上最先进发达的城市恐怕也难以招架。现在还有城市在人为地把工作与居住分开，休憩广场与居住分开，把商贸活动集中起来，结果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城市交通负荷。
城市规划不能为修编而修编，更不能为急功近利而频繁
修编。有些城市的“圈地运动”更是仰仗规划调整，规划是有法律做后盾的，加上土地的国有性质，规划圈定的土地谁敢不从？现在土地之上的附属建筑物还没有明确的保护法案，规划修编更无所顾虑。在国外，土地是私有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政府对城市规划做任何小小的变更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基于成本核算不敢轻举妄动，常常一个规划就管上好几十年甚至更长。
并不是说，规划就要一成不变，但无论如何要慎重对待，要尊重民意，维护民利，事先搞好策划，科学定位，做到规划一块建成一块。巴黎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城市与市长》杂志上有一段文字这样说：不管城市如何变迁，巴黎都在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在每次的城市规划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前，政府都强调民意的力量，市政府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咨询和民意调查，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及；针对任何一个已确定区域的规划项目，以及对某个街区改建发展的设想，政府都要和广大居民展开对话，广泛寻求共识，这也真正体现了巴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宗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