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旧城改造加快,城市的空间扩展迅速。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大部分城市居民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职业序列中不断向高端移动,同时出于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需要纷纷从中心城区迁往新城区,他们是城市扩散和郊区化的主要力量。日益扩大的市内迁移流,和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庞大迁移流相互作用,形成了转型期的特殊社会生态。但是,有关城市内部迁移的研究,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比较薄弱。 2000年人口普查为我们研究市内人口迁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较之199”年人口普查,其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时间与空间界定方面都有重要变化,第一是将常住人口在本地居住的时间界定从一年缩短为半年,常住人口的口径随之扩充,不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计入了城市常住人口;其次,普查的基本区域明确为乡镇街道,所有跨越街道、乡镇一级的人口迁移都得以反映。 2000年人口普查中首次调查了有关迁出地的情况,这也为我们研究城市内部迁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方面的变化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户口登记状况的资料,根据户口登记状况(R6)中户口登记地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非正式迁移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本县市其他街道的“人户分离”人口,他们主要是在近年来城区建设改造或迅速发展中迁居、但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变更户口登记而形成的,这部分人可称为“市内移居人群”,资料表明,这一部分的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另一类是去除第一类人口的“人户分离”的人口,他们是来自本县市外、可能具有不同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特性、结构、就业渠道和劳动供给方式的人群,也是真正的“外来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还调查了5年内迁入人口的来源地,该项目提供了到县一级的地址信息,不仅包括了城市区县内部跨街道、乡镇的迁移,也包括了城市所辖区县之间的迁移。另外,在迁移原因方面,增设了“拆迁搬家”一项选择,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及内部迁移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通过对市内迁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研究武汉城市空间形态变化中的人口与社会特征。 2、市内迁移的主要特征 武汉市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和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就其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经过汉口开埠、洋务运动,到武汉三镇城市形态初步形成,构成现在的老城区;1950年代至70年代是武汉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从1950年代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到“三线”建设时期,国家若干重要建设工程布局武汉,同时将大量科研教育力量集中在武汉,武汉城市功能扩展和提升,武汉城市空间形态发生明显变化,在老城区周边形成新城区;改革开放以来是武汉市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住宅建设继续向城市近郊扩展,出现大量新型住宅小区,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开发区建设,在城郊结合区形成新的增长区域。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一是不断向外扩展,二是向内填充。 根据武汉市城市历史的沿革和城市规划,以及研究的需要和所能利用的资料,本文将武汉市按行政区划分为市区(包括7个城区和2个郊区)和郊县(4个区)两个大的部分。其中市区根据建成区形成的阶段,进一步划分成4个圈层,即老城区、新城区、城郊结合区和远郊区。 从人口增长的情况看,1990年代期间,武汉市区不同圈层人口的增长率有显著的差异,老城区和远郊区的人口增长率相当缓慢,新城区、特别是城郊结合区人口增长速度很高,反映了城市空间形态向周边扩展的明显势头。 表1.1990年代武汉城市人口增长状况 圈 层 | 2000年总人口(万人) | 2000人口圈层 分布状况(%) | 1990-200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 老城区 154.48 19.19 0.47 新城区 250.49 31.12 2.91 城郊结合区 74.4 69.25 9.29 远郊区 41.53 51.6 0.91 市区合计 520.97 64.73 2.58 郊县合计 283.84 35.27 -1.82 全市合计 804.81 100.00 1.55 |
2.1 市内迁移呈离心化趋势 作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因,迁移人口的流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计算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中可以看出各类迁移人口的强度有很大差别,反映出地区指向的不同。迁入新城区的强度最高,城郊结合区次之,两者差异不大,迁入老城区的强度明显低于前面两类。 表2.武汉市1995-2000年迁入人口的圈层分布及其占迁入地总人口的比重 迁入地 | 迁入人口的圈层 分布情况 | 其中市内迁移人 口的圈层分布 | 迁入人口占迁入 地人口之比 | 老城区 23.29 24.62 27.0 新城区 48.56 54.88 34.02 城郊结合区 13.75 16.24 33.38 远郊区 3.89 3.82 16.2 郊县合计 10.52 0.44 6.47 全市合计 100.00(16957) 100.00(6971) 21.90 |
城市内部迁移不同于一般迁移,从市区迁出的移民,其空间行为特征和外来迁入人口的情况往往有很大差别。我们根据迁出地的不同将移民分为市内迁移和郊县及市外迁入两个大的类型,前者即是从市区迁出的人口,郊县及市外迁入包括从武汉市郊县、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所有县市以及省外等类型,统称为外部迁入。从表2可以看出,在武汉市市内迁移的人口中,分布在新城区和城郊结合区的比重明显高于总体的分布水平,这种分布模式,和其他移民的分布模式有显著不同。 2.2 市内迁移以“拆迁搬家”为主 各类迁移人口的迁移指向的差异,与其迁移动机不同有关。从迁移原因的构成上看,从市区迁出的人口,其首要的迁移原因是“拆迁搬家”,占全部迁移的1/3以上,加上“随迁家属”一项,两者占比超过半数。而从其他地区迁入武汉市的人口,主要的迁移原因包括“务工经商”和“学习培训”两项,各占总迁移的1/3强。 2.3 市内迁移人群“人户分离”现象突出 市内迁移出现了大量“人户分离”现象。随着城市的扩展,不少城市居民由市中心区迁往城市周边新区居住,但由于公共设施、教育条件以及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少居民仍然将户口保留在原有街道或者是工作单位所在地,造成了“人户分离”的现象。从武汉市的情况来看,市内迁移人口中,仅有3418%的人口的户口在本地,“人住本地半年以上、户口在外地(本市其他街道)”的人口高达6215%,这种户口登记构成的情况与外部迁入人员的情况非常接近,“人户分离”人口基本上都占到约2/3。 2.4 市内迁移的年龄选择性明显 市内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以成年为主,其中男性峰值年龄在15~19岁年龄组,女性移民的峰值年龄在25~29岁年龄组,从而在总的年龄分布上形成两个峰值。通过占市区同年龄段人口之比可以看出,移民占各年龄段人口的比重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年龄选择性,从15~34岁之间的年龄段高于平均比重,表明移民的年轻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上年龄组的市内迁移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性别构成方面,女性移民总数多于男性,但在低年龄组,男性则明显多于女性。 2.5 市内迁移对文化程度的选择性很强 市内迁移对文化程度的选择性十分明显,虽然市内迁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学文化程度人群,但较高文化程度人群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市内迁移的文盲人群只占全部文盲人群的不到7%,而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中差不多20%以上在过去5年中都有市内迁移经历,文化程度越高,市内迁移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反映出文化程度在人口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性别构成方面,也反映出明显的规律性,市内迁移人群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男性处于绝对优势。 2.6 市内迁移的行业选择性突出 市内迁移人口的分布受行业结构的影响,新兴行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流动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即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也很难实现完全的人力资本定价,加上行业垄断的存在,部分行业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肯定会高于其他行业。不同行业的流动性有很大差别,金融保险业中迁移比例最高,达33.6%,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主要行业也属于迁移比重很高的行业。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迁移比重则明显低下。 3 市内迁移与外部迁移的互动过程 由于市内迁移呈现离心化趋势,从而加剧了老城区的空心化程度,这主要表现为老城区人口老龄化加剧,失业和非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增加等特征。从各圈层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老城区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接近10%,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老龄化的程度相对较高,而其他地区除远郊区外,均还没有进入老龄化。从平均年龄看,也基本上按与中心城区的距离逐步下降。 从就业状况也可以发现老城区的空心化趋势。在业率方面,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是比较低的,尽管新城区低于老城区,但是考虑到新城区中不在业人口中在校学生所占比重很高,达35.88%,老城区就业问题应该更突出一些。从不在业人口的构成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特征,一是老城区不在业人口中离退休人口比重高,二是老城区中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比重高,这些都是老城区空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
对比迁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本地人口老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部迁入人口则相对年轻,不仅0~14岁组人口所占比重明显低于总人口,而且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大低于总人口的水平,进入老城区的外部迁入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仅有0.6%。平均年龄,迁入老城区的人口为25.1岁,较之老城区的人口平均年龄要年轻10岁。 从在业率看,郊县及市外迁入人口的在业率变化幅度很大,迁入老城区和城郊结合区人口的在业率接近70%,明显高于迁入地人口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迁入老城区人口的在业率,高出迁入地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迁入新城区的人口中,由于在校学生比重很大,在业率明显低于迁入地平均水平。 城市人口外迁、老城区空心化、外来人口大量填充的情况,在若干街道表现得更加明显。以汉正街为例,其从汉口开埠就一直是武汉老城区重要的商业街道。改革开放以来,更发展为全国闻名的小商品一条街,其市场辐射范围达到周边的河南、湖南、重庆、江西、安徽、陕西等省份,早期以经销日用小商品为主,这些小商品大多来自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等。近年来,服装加工业迅速发展,并树立了一些品牌,形成面向中低档市场的“汉派服装”。在这个市场发育的地区,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分化的过程,本地劳动力在行业高度化之后,大多迁出汉正街,其留下的岗位空缺纷纷被外来劳动力所替代,并形成一个分工发达、产业链条完备、本地人口和外来劳动力互相依存的新型格局。从2000年普查资料看汉正街常住人口中户口在本地的人口已经不足半数,户口在外地(包括武汉市区)的人口占到54.1%,显示出近年来人口替代的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分析汉正街本地人口的结构特点,一是年龄老化十分明显,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4.5%,而外来人口只有1.1%;二是性别比差异很大,本地人口的性别比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而外来人口的性别比仅为79.5,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因为其占主体地位的服装加工业、零售业中,女性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三是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明显低下,他们中的相当部分通过为外来劳动力提供场地、住房等获取非劳动收入,成为食利阶层,外来劳动力的在业率很高,其从事的行业,既包括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加工、小商品零售等,又包括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中的打工者,还有各种自我就业者,包括提供餐饮服务,货物搬运,甚至包括人力车夫,挑夫等。市场竞争的结果,形成精细的市场和劳动分工,本地人口和外来劳动力形成依存与共生格局。 4 总 结 1990年代以来,武汉市和其他许多大城市一样,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在人口稳定增长和城市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内部迁移频繁,其中以“拆迁搬家”为主要迁移类型,他们多由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区移动,呈现离心态势,形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群体,是城市扩散和郊区化的主要力量,由于其迁出,老城区出现明显的老龄化与非就业特征,而外来“务工经商”的移民则向市中心城区填充和向心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本地居民外流而引起的空心化格局,并在整合过程中形成一种社会转型期互相依存的社会生态。 城市内部迁移的新动态和城乡人口交融的趋势,给城市发展和公共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首先,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需要对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加以及时、科学地修订。我国原有城市总体规划大多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产物,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对城市人口规模的行政限制,但这种限制指标被反复证明是无效的。城市增长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既不合理,又不可行,当前迫切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建立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城市良性发展机制。第二,城市户籍管理体系急需改革和完善。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城市内部迁移中“人户分离”的情况十分突出,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城市人口和社会管理的,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完善城市内部户籍变动的登记制度,另一方面要从城市内部均衡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布局公共设施,更多关注城市内部的问题地区,同时努力解决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第三,武汉市的情况表明,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老化加速,必将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这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空间,这一趋势预示着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一个稳定的出路,但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解决一个素质匹配的问题,就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适应城市经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