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是2004年颇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体现在新闻媒体上则可谓表现得爱憎分明：对其大加挞伐者有之，在他们眼里，“城中村”是“城市毒瘤”——“普遍存在着违法建筑、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威胁到周边的社区，拖住了城市发展的后腿”；为其辩护者亦有之，在他们眼里，“城中村”是“个人进入城市发展的最低门槛”——“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制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数以十倍百倍计的外地人。”

平心而论，“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虽然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规划，规划图上花花绿绿的街区何其齐整。但是，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新区的开发顺序必然是由易及难，由简及繁，由低价地块到高价地块，插花着一点一点地被蚕食。对于政府和开发商而言，哪些地方最不好打交道呢？自然是有人聚居的地方。至少因为多了“拆迁”问题，建设的成本就上去了。于是，这些地区往往被放在开发的时间表的最后，这就是“城中村”的由来。

“城中村”又怎么成为一个“城市问题”了呢？这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到城市来谋发展的人绝大多数并不富裕，甚至是一贫如洗。因此，当务之急便是要在城市中谋一“立锥之地”以求安身立命。经济学的铁律告诉我们：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于是，“城中村”的原住民就操持起供应“出租屋”的市场来。

接下去，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出租屋的供求双方是以“廉价”为成交的基础的。所以，供应者不可能提供更好的设施和服务。说句大白话，凑合着过，就是出租屋市场供需双方交易心理的真实写照。其次，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城中村还是被划在“农村”这一边的。即使村中的原住民的户口都已转为“非农”，但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仍然被政府，乃至全社会贴上“农”字号标签。因此，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譬如社会治安，还是只能指望本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在行政地位、执法手段和资源配置方面都会产生问题。何况，村里要应对的是数量上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原住民的流动人口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对此村官们和村民们大多无能为力。再次，由于相关的就业政策不对路和不到位，村中“农转非”的居民常常会面临生计断绝的危局，升斗小民为了糊口，便有可能越轨而走向“地下产业”。而一部分流动人口则为这些“产业”提供了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上述种种，才是造成城中村社会秩序混乱的真正原因。

城中村确有问题，但是否如一些城市的领导们所见，一拆便万事大吉呢？恐怕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城市区划建制中带有一部分郊区的现状是难以改变的（要不然，领导们会着急城市没有“发展余地”了）。于是，这便铸成了城市发展中的另一个“硬道理”，就是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已经离不开源源而来的外来劳动力。可以预见，拆除城中村的结果只是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再流动一次而已。同时，上述种种越轨违法的活计，只要“人还在，心不死”，只须挪个地方——譬如从城中挪到城边——照样有适宜其滋生蔓延的“三不管”的地带。尔后，随着城市的扩张，城边村又必然会变成城中村。

所以，治理与城中村相关的问题，并非实行“鸵鸟政策”就可以奏效的。问题在于“综合治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如何进村的问题。同时，在村里存在的问题中应该作出合理和不合理的划分：流动人口需要落脚之地，原住民可以提供廉价出租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自谋生计”的绝好市场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地去破坏它（当然需要规范）。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够拥挤的了，把所有的劳动力都赶到那里去“竞争”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至于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政府管理不到位，不要把责任都推到村民和村官的身上。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城中村的问题，我们要着眼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虽说“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官方文件和媒体宣传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种先进的思想仍然没有能够和我们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

目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高楼比谁高、广场比谁大，再加上立交和高架，最多就是再上“绿化、美化”。

其实，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城市郊区的农民，尤其在他们失去土地而“农转非”之后，必然要面临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改变。远道而来的流动人口更是这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将这两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融入城市社会，我们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失败的，而且必然带来对城市生活的负面的冲击，城市中的社会和谐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恐怕还应该指出：2004年的“城中村热”，还有其幕后的原因。因为中央下了死命令不让批土地“搞建设”，所以以“经营城市”为己任者便看上了城中村。让其背上种种罪名后，推土机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轰然进入。其实农民心里最明白：“什么经营城市，还不就是经营农民”——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