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破烂者往往是社会最低层的代名词，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自然生长出一种自治秩序，部落内部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外部权利主体之间自愿缔结契约关系，在互动中形成共同体（破烂王“部落” ）；适应城市社区建设需要，破烂王党支部成立，破烂王部落的权利认同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部落成员与社区居民形成互惠性的政治关系，双方在互惠中增进信任，培育互助和自治能力，积累着社区发展的社会资本。

一．一个特殊群体

在黄石市黄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办事处颐阳路社区，生活着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认为“破烂王部落”。部落位于黄石市公安路地段铁路边，土地使用权属于黄石市火车站。该地段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及黄石市两个区――黄石港区与西塞山区交界地段，东西长度大约为2000米，南北长度大约15米。部落居住区原与居民区尚有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业发展，在部落周围形成了成片的商品房住宅区和单位小区，从部落向东走1里，就是一商品房住宅小区（即“黄石住宅” 小区）。目前，部落与西塞山区上窑商贸区仅仅相隔一条铁路。

如何认识这一部落，它具有什么特点？需要对此作描述性分析。为什么称部落？部落领袖颐阳路社区破烂王党支部书记包树森老人 [①] 如是说：“部落，也就是比较古老、分散、没人管理、贫穷落后的地方，是我征求《黄石日报》记者意见后提出来的，获得了成员的认同。”成员之所以认同部落这一称谓，源于它恰当地反映了部落形成过程以及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居住条件和风俗习惯。

为什么称“破烂王”？包树森认为：拣破烂也是一种行业，应该有自己的行业道德，靠诚实劳动，挣钱吃饭；“王”者就是要带头维护规范，获得社会认同。为了把部落成员与其他拣破烂但不是部落成员的人区别开来，维护部落声誉，包书记下一步的打算是：让部落成员人人挂牌上岗 [②] 。部落成员王志阳老人的体会是：“有的拣破烂的人搞小偷小摸，他在前面把别人的东西钩走了，居民骂后面的人，我都遇见过这种事；成立破烂王部落是要对大家进行教育，不要瞎搞。”

1991年春，第一批成员进驻铁路边，自己搭建临时的棚屋居住。目前，部落成员共有80余名，主要来自于黄石市周围蕲春县、阳新县、大冶市、浠水县、鄂州市等市、县农民，他们以拣破烂为生。从身份、年龄和素质看，他们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暂住人口；老龄化，最小年龄46岁，平均年龄60岁以上；最高学历相当于小学毕业，90％以上属于文盲；拥有耕种土地的经验和技能外，无其它技术专长。

从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居住条件以及社会关系看，部落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部落是一个既不同于农村家族社会，又不同于城市单位社会的特殊共同体。

1．特殊的自我雇佣者。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工不同，他们不是被他人雇佣，为他人打工，而是自我雇佣，为自己打工；又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雇佣者不一样，他们不是有技术或有经营能力的个体户，而是老龄化、低素质和低技能的自我雇佣者。老龄化、低素质和低技能是他们选择拣破烂而不是从事其它职业的重要原因 [③] 。王志阳老人说“做生意又缺乏本钱，即使有本钱，自己也没有做生意的能力，顶多让孩子去做，况且没有本钱。”他们认为拣破烂是他们的最好选择，不需要文化和技术，也不需要本钱。

2．特殊的居住条件。据部落成员介绍，他们居住的地方原来是一个臭水沟，成员自己填平水沟，就地取材，要么是成员捐助的材料，要么是自己拣来的材料，要么是居民赠送的材料（如为居民搬家，居民赠送的门板等），因陋就简地建立自己的住所。成员之间的住所连成一片，相互紧埃着。基本设施简陋不配套，绝大多数家具都是拣来的 [④] 。人与破烂“同居”，外面住人，里面堆放破烂。2002年3月前，部落无照明电，无自来水。

3．特殊的生产方式。成员的生产工具是一把铁钩与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或一个背篓）。在城市经济生活中，他们的生产工具是最原始的，其技术含量低于其他打工者的工具（如水泥工的工具）。部落成员的劳动时间长，劳动价值也低。从时间消耗看，部落成员主要是围绕拣破烂、分类整理破烂、销售破烂展开活动。这是成员共同的生产方式（见下表）。

王志阳老人每天的时间分配状况

相关分析：①一般情况下，部落成员月收入为200元左右；以30天计算，平均每天收入6.7元；每天作业时间为11个小时，平均每小时的劳动收入为0.6元。②一般情况下，他们外出作业时间为4小时左右，分早班和晚班两次作业 [⑤] 。③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家作业时间为6小时左右，作业内容是分类整理破烂和销售破烂；由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差异，必须花大量时间对破烂进行分类整理。如，一个废弃的水瓶外壳,下半部分是铁皮,0.02元/公斤，上半部分为铝,6.00元/公斤；废纸0.35元/公斤,报纸和旧书0.60元/公斤；报纸需要折叠整齐,湿纸要晒干；同样是铜制品,不同种类也有价格差异,黄铜3.00元/公斤,红铜11.00元/公斤（王志阳告知笔者：现在铜制品已经非常少见）。④在部落生活中, 主要家务是做饭,做饭与交流很难分开,隔壁邻舍边做饭边聊天,有的是端着饭碗在邻居家边吃边聊,有的是吃完饭以后再到他家聊天。很明显,他们仍然保留着农村人特有的交流方式：串门拉家常,并没有因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斗地主”（城市人中流行的一种休闲交流方式，两人斗一人“地主”即“庄家”，有大小不等的输赢）没有成为其交流和休闲手段。

4．特殊的消费方式。“拣破烂是不可能发财的，有多少，吃多少”是他们共同的消费观念。所拣的破烂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⑥] ，每人平均月收入在200元上下，除了基本生活费外，没有其它开销。张西冬夫妇月收入300多元（张西冬月收入200元，老伴经常在家作家务，“搞”不到200元）。夫妇俩经常性月支出包括两个部分：

①夫妇俩基本生活费开支100多元，包括大米40元，油15元，猪肉30元（每月吃3次左右），水电费6元（水费4元，每吨0.90元；电费1-2元,每度0.50元），其它费用（包括洗涤用品）20元左右；蔬菜主要是拣来的，基本上不需要购买；燃料主要来源于破烂中的废旧木材、煤渣，基本上不购买。

②夫妇俩应交费用27.5元,包括火车站地皮费25元/月（面积大约25个平方，布局上简单地分为卧室、客厅、厨房） [⑦] ,公安部门暂住人口管理费2.5元/月(30元/年) [⑧] 。

部落的特殊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社会中地位低下、贫穷的弱势群体；但，另一方面，他们是积极的生产者，虽然，他们的月收入仅相当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黄石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为195元/月），但不同的是，他们是自力更生者，而不是被动接受社会救济者。

二．部落形成的条件

从形成过程看，破烂王部落是自然形成的，它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也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强制的结果，而是成员之间互动以及成员与外部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正如部落领袖包书记所说：“是先有破烂王部落，后有破烂王党支部。” 那么，这个部落为什么会自然形成？其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部落成员认为：“我们能在这个地方‘窟’下来，应该感谢毛主席和邓小平，毛主席让我们成了主人，邓小平做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我们可以出来”。也就是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与收益权；更重要的是，农民获得了自由选择权，可以自主地选择耕种对象（农作物）、耕种时间，在户籍制度松动的情况下，还拥有了社会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看法比较一致，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党总支王书记的看法：“部落处于‘三不管’地段，是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部落之所以形成，源于它处于政府管理、单位管理和居委会管理的边缘地带。部落成员除与火车站发生土地租用关系外，没有社会管理关系，因为，火车站只能是“管地不管外来人口”：“你占用我的地皮，就向我交租金，作为对我的补偿；但，我不能把你遣送回去”。部落地处黄石港区和西塞山区（原为石灰窑区，今年1月更名）的交界地带，没有被直接纳入两个区政府的管理范围。传统的居委会只管理户口在本居委会且无单位的纯居民，因而部落也不属于居委会管理对象。长期以来，部落处于政府、单位和居委会“三不管”地带。

上述两方面无疑是部落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部落形成的充分条件。共同体是由认同建立的，依赖于内部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各方权利的认同；认同的基础是双方之间出于自愿而缔结的契约关系。约翰·F·A泰勒认为，“契约并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但是只要人们自愿缔结交换关系，彼此认可这种关系对他们双方都有约束作用，契约就是并且总是有效的。” [⑨] 契约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各方需要平等协商，超越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

1．部落成员与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契约。老人们在乡下都有自己可耕种的土地，有自己的住房（有些老人还修了楼房）。虽然，土地收入微薄，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除极个别老人外，绝大多数老人进城拣破烂不是由于子女对老人不孝敬或强行驱赶所致。相反，他们心甘情愿地“进城吃苦，把好处留给子孙”。他们要么把土地“转让”给后代耕种，收益也留给后代，要么农忙时回家耕种，部分收益转让给后代。可耕种土地较少和土地收益较少，以及为后代谋福利（传统价值观），使老人们产生了进城拣破烂的动机。但，动机要转化为行动，需要通过双方缔结契约来实现。这种契约虽然是不成文的，但却是家庭成员一致通过或默认的。下面以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1991年春，来部落前，王志阳 [⑩] 与家庭成员协商，达成协议：①自己承担母亲的生活费用包括粮食、油、蔬菜等，母亲身体健康时，自己做饭，子女时常关照老人；②农忙时，自己回家耕种自己和母亲的土地，平时，子女看管农作物；③自己拣破烂的收入归自己；全家性的赶礼费由自己承担，支付孙儿、孙女的部分上学费。

张西冬老俩口 [11] 与家庭成员也有口头上的明确协议：①夫妇俩的土地转让给子女耕种，收益也归子女，应交的各种税费也由子女承担；②自己拣破烂的收入归夫妇俩，不承担孙儿孙女的学费；③在不能动的时候，依然回到乡下，靠子女养老。 双方之所以自愿缔结契约，在于契约本身的性质：是一种持续性的互惠关系，不同于市场模型中的间断性交换关系。双方互惠可以增加家庭生产力，增加双方福利。如果没有双方所认同的协议，老人们难以自愿“进城吃苦”并在城里“窟下来”（住下来），靠拣破烂为生。

2．部落成员与火车站之间的地皮租赁契约。部落成员与火车站在地皮租赁上，双方自愿缔结契约，部落成员每户每月平均交火车站地皮费15元（一般住户占地面积12－15平方米，相当于1平方米1元，如果超出面积适当增加）。这是双方就火车站土地出租权和部落成员土地租用权的认同。如果没有双方对权利的尊重与认同，部落是不可能存在且规模由小变大的。至于双方为什么会自愿缔结契约，一是交易成本低。地皮租用价格能为部落成员承受，且无其他费用；同时，火车站不必支付成员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如安全）等成本。二是部落的自治行为降低了火车站对该地段的治理成本。部落成员的自治行为不仅维护了部落社会秩序，而且也为火车站带来了“外部正效应”。部落形成前，不少的当地居民在沟槽两边各自圈地种菜，火车站对居民的“侵入”行为不能采取强制性控制措施，也无法向居民收取土地占用费。沟槽周围也成为当地居民丢垃圾的场所，垃圾成堆，老鼠多，臭气熏天。由于无人居住，有的不法分子利用此处地形复杂，抢劫火车上的货物。火车站允许部落成员进入，在此落户，不仅阻绝了居民的“非法”圈地活动和随意丢垃圾行为，无形中还对“不法分子”构成威胁，抢劫货物的事件得以遏制。实地观察：虽然部落住房条件简陋，但四周干净，没有裸露垃圾。部落自治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正效应”，无形中降低了火车站对该地段的治理成本。这正是火车站愿意保持部落存在的真实动机：宁愿让部落存在，也不愿意让居民“非法”侵入；宁愿借助部落自治能力，改善该地域的治安和卫生状况，也不愿因自身控制能力不足而使治安和环境卫生恶化。

3． 部落成员之间的权利契约。一个共同体之所以会形成，内部一定存在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必定是成员间相互认同的结果；否则，共同体是不可能形成并长期存在的。在部落内部，人人都明确并认同三条规则：一是凡是居住在该部落区域内，并以拣破烂为生者，都是部落成员，成员具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二是各自拥有对自己手中财产的“转让权”，各自独立拥有所拣破烂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任何人不得偷窃和掠夺；三是诚实守信、凭劳动吃饭、不干缺德事 [12] ，这是成员对行业规范的共同认识。邓良月老人说：“拣破烂，不能拣集体有用的（东西）；偷集体有用的东西作废品卖，那是对国家财产的破坏，我们不能干这种缺德事。”陈大爷认为：“拣破烂也不能胡来，我们对有的（人）偷偷摸摸钩走别人有用东西，也看不起；人应该凭自己劳动吃饭，能搞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如果要想发财，就别拣破烂。”部落成员之所以共同制定和认同自治性的行规，其动因在于担心一个人的违规行为会给整个部落带来灾难。张西冬老伴说：“我们拣破烂，不能偷东西，偷国家有用的东西，当废品卖，赚了钱也心虚，会出事。”王志阳老人说：“我们都非常担心出事，被政府赶走。”正是这种担心与忧虑，成员之间认同并恪守行业规范。上述协议是部落成员相互协调行为，保持部落内部稳定以及与外部互动的纽带。

4．部落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为什么政府未对部落采取强制驱赶行动？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完全是露宿街头的“三无人员”（是指无固定住所，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的流动人口）；但，更重要的是，部落成员与政府事实存在一种无形的合作协议。合作的基础在于信任，信任的一个重要来源，无疑是部落成员自身行为的非破坏性、可预测性及其所带来的声誉。10多年来，部落成员没有与居民发生冲突，也没有对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造成破坏。同时，13位“好同志”（部落对维护部落声誉的有功之臣的嘉奖）的好人好事感动了社会。其中，一位成员在清晨5点拣破烂时，发现被小偷偷窃而未带走的两台电脑，价值1.6万元，部落通过《黄石日报》，找到和归还失主――黄石市燃料公司，该成员未收取对方的“感谢”费，这种义举行为，在黄石市传为佳话。虽然，部落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并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务而进行，但部落成员恪守行业规范，自我约束，未给政府带来麻烦，等于通过自身合作行为，为稳定社会秩序这一公共产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无形中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人们通常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公共产品的主要破坏者，居民、单位和民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防范的重点集中在外来人口身上。部落成员与政府在无形中的合作行为，从而使部落及成员享有诚实可靠的名声，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合作，使部落与政府不断地积累着丰富的社会资本。部落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外部各种利益相关者（家庭成员、火车站、政府）之间自愿缔结契约，自觉信守契约（不是由第三方强制执行），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双方合作，扩大了双方合作机会。部落在“有序”中自然形成，渐进发展。

三．破烂王党支部：政治互动的产物

从内部看，部落拥有内部事务自治权（诸如对资格、权利和行业规范的认同与约束等），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自治不是依托某种权威来实现的，而是依托相互信任与合作来实现的。但从外部看，部落自治权利尚未获得政治保证。如何获取政治上的合法性，寻找到自己信任的“靠山”，是部落成员的共同心愿。2001年3月21日破烂王党支部 [13] 成立，标志着破烂王部落的自治权利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么，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破烂王党支部是怎样产生的？

1．破烂王党支部是对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积极回应

一方面，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企社分开）、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政事分开、事社分开）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脱单位人”（诸如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以及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进城的农民和其它城市流入的市民）。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已经不可能再依托传统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即以单位管理为主，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为辅的依附与庇护式的行政控制模式）。传统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既不能有效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也无法调节公民行为并使之具有可预测性。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城市治理体系，即构建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公益组织（NGO或NPO）、居民间的互惠与信任式的多元互动网络 [14] 。新的治理模式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权利主体由一元化(即政府为单一的权利主体)转变为多元化（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居民）；组织结构由垂直型控制结构转向水平式互动结构；资源配置由单一政府资源的利用转向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整合；运作机制由单一行政调控机制转向行政调控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政府作用范围和功能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即只是在限制伤害上，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和发布行政指令，强制人们进行合作，但对于“绝大多数合作来说，社会必然合乎逻辑地采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什么规则和当权机构的指令，相互作用的过程比当权机构能更好地利用信息和理智” [15] 。另一方面，党员流动机会增多，活动范围扩大，很难像过去一样固定在某一党支部内，出现了“口袋党员”（是指党组织关系已经从原单位转出，又未转入新的党组织，组织关系放在口袋里的党员）和“地下党员”（是指流动人口中的党员进入城市后，无法在原党组织内活动，又找不到新的党组织，长期无法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以及党员寻找党组织和党组织寻找党员的奇怪现象。这种状况不解决，势必减弱党的凝聚力，增强党的离心力，弱化党与群众的关系。

2．破烂王党支部是政府、社区组织、部落成员合作互动的产物

破烂王党支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非常有意思的是，政府、社区组织、部落成员三方在制度需求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与一般情况下党支部的设立完全不同，它不是来源于上级党组织的单一行政指令，而是来源于各方的共同需求。“对制度安排的变化的需求，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按照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 [16]

部落成员对新制度收益的预期：自身的权利和需求取得合法性 [17] 。据包树森介绍：成立破烂王党支部有三个目的：一是使部落具有合法性。包树森与部落成员协商，先成立了破烂王部落，并挂出破烂王部落匾牌，但又感觉“部落”不具有合法性，继而向黄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党工委提出成立破烂王党支部的请示报告，获准成立 [18] 。二是使流动人口中的党员重新回归党组织，做到“两个生命同步”即党员的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步，从而使党员权利具备事实上的合法性。三是使部落成员权利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同，取得合法性。

社区组织对新制度的预期：减负。社区党总支书记兼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开仁认为：“把他们组织起来，总比不组织起来好，让他们自治，也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和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办23号文件）要求以社区自治导向，加快城市社区建设。这有利于社区居民委员会回归自治组织性质，也有利于扩展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力。但，由于体制转换时期所存在的多种关系不顺（包括政府与社区组织间的关系、社区组织与居民间的关系、社区组织与辖区单位间的关系等不顺），社区组织既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又要回应居民的需求，工作中往往处于两难处境。面对社区规模扩大（包括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工作任务剧增（包括流动人口管理、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与再就业、老年人关照、青少年课外活动等任务）、工作压力加大，加之自身知识和技能准备不足，减负就成为社区组织的最大愿望。对于社区组织来说，如果能找到外来人口自治途径，等于减轻了最大的负担和解决了最头疼的事情。出于减负考虑，社区组织积极支持成立破烂王党支部，以规范部落的自治行为。

城区党委和政府对新制度收益的预期：体现特色，创造全国有名的经验。黄石港区陈区长告诉笔者：从1999年以来，该区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社区党建来带动社区建设，以党员来带动居民，开展自治活动，成立破烂王党支部无疑体现了该区社区建设的特色。黄石市为争创全国首批“社区建设示范城市”，也鼓励和希望各个城区多创特色、多出经验。黄石港区作为黄石市市委主要领导挂点联系的城区更希望争创全国或全省首批“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自身也需要创造“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色和经验。如何有效地规范外来人口行为，抑制他们对城市公共秩序的危害，是社区建设的一大难点。如果能走出一条流动人口自治的道路并取得可推广的经验，无疑会加重争创“示范城市”和“示范城区”的筹码。在调查中，市、区党委和政府无数次提到：“在全国，他们成立了第一个破烂王党支部”，并告诉笔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记者曾来作专题采访；从查阅文字资料看，市、区经验交流材料无一不例举这一典型经验。

在制度的供给上，部落成员和包树森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倡议者，社区党总支是制度的同意者，街道党工委是制度的决策者，各方在互动中共同完成了新制度的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 [19] ，制约能力和意愿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制度供给成本的高低。在破烂王党支部成立过程中，制度供给的低成本来源于下列因素：一是协商成本低。部落成员的愿望与政府的愿望合拍，不需要反复协商；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长期以来部落与政府在无形的合作中培育了信任与合作，增强了政府供给制度的能力和意愿。二是制度设计和运行成本低 [20] ，如何组建和运作一个流动人口党支部除自身已具备丰富经验外，也有外地经验可资借鉴，不是“另起炉灶”，同时，几乎不需要提供基础设施和工作经费。三是决策成本低，现行体制赋予了街道党工委独立决策权和社区党组织的管理权 [21] ；如果仍然停留在街道党委这一体制下，街道党委是无权审批的，如果仍停留在居委会党支部这一体制框架下，居委会党支部也无权管理，如此，决策成本也会增大。可见，低交易成本促成了新制度安排的政治互动过程。

四．破烂王党支部：社区自治的参与网络

破烂王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部落由过去的单一社群融入到由不同社群所组成的社区共同体之中，融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网络之中。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何种制度绩效？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制度绩效？

1．破烂王党支部使部落自治走向组织化。我们可以采用5条规则来进行分析（见下表）：

部落权利合法性的表现

第一，资格认同规则：由封闭的部落成员转为开放的社区居民。根据社区体制改革精神，凡是居住在本社区的，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居民，或者是单位职工，或者是“三有”（有固定住所、有固定职业、有固定收入）的流动人口，均是社区居民；但要获得社区居民资格，必须按现行户籍管理规定，办理暂住证（部落成员统一办理暂住证，并向公安部门交纳管理费30元/年）。对部落成员社区居民资格的认同，标志着外来人口具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权，获得了国民待遇。

第二，利益表达规则：从无渠道到依靠破烂王党支部。部落成员反映：“长期以来，部落居住地没有照明电，只有点蜡烛或点油灯，窝棚容易出现火灾，容易遭小偷；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比乡下还苦。我们希望用上电灯，但我们不知道向谁反映我们的困难”。部落党支部成立后，很快向社区组织反应他们的需求。社区居委会为减轻部落成员的经济压力，利用原居委会剩余的电源接口和电表，请供电部门为部落成员安装电线和电灯，供电部门只收取材料费，免收安装费和技术服务费。

第三，权利保障规则：由个体行动转变为集体行动。过去，常常有人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对部落成员搞敲诈活动，强制收取管理费和卫生费。一位老太婆被敲诈200多元，一位老大爷被敲诈30多元。遇见这种敲诈行为，成员不知道向谁寻求保护。王志阳老人为了摆脱忧虑，在房间里贴上5张毛主席像，希望能够“压邪”。现在，成员遇见这种事，立即有人给包书记打电话，社区组织和派出所很快会给予救助。

第四，参与范围规则：由部落内部事务到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党总支王书记认为：“目前，社区组织要管的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社区计划生育、社区教育等”，根据社区公共事务自主管理要求，在社区党总支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部落成立妇女计划生育 [22] 、卫生保洁、治安巡逻、学习宣传等4个工作小组，制定规章制度 [23] ， 开展组织化的自治活动。费用的交纳也采取组织化的运作机制：小组长统一收取地皮费、暂住人口管理费、水电费等，交包书记，包书记再转交相关部门。组织化机制之所以有效，源于它使双方（部落成员与相关部门）都降低了交易成本，都获得了旧的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益。

第五，受益范围规则：由不能享受公共服务变为享受公共服务。部落成员认为：“他们沾了共产党的光” 。同城市居民一样，他们享受同等价格的水电，比农村便宜（张西冬老人说，农村每度电过去是1－2元，现在也是0.7元）；政府部门和社区组织共同保护部落的公共安全；社区组织为部落派一名卫生保洁员（政府发给工资350元/月，部落成员不交卫生费）；社区组织为部落提供一份《黄石日报》。

实质上，破烂王党支部作为部落利益的代言人，与部落合为一体；在部落成员心里，“部落就是党支部，党支部就是部落”。党支部不仅使部落自治走向有组织化状态，而且使部落成员获得了过去只有城市居民才可以享受的公共产品。至于，因自身素质和能力制约，部落成员难以享受社区阅览室等公共设施，已无关紧要，因为，社区为他们提供了平等的选择自由和选择权利。

2．破烂王党支部是社区自治的初级地方行动单位

目前，城市社区存在大量的公共问题，诸如：卫生问题、治安环境问题、公共设施问题（如路灯无人照管）、破坏草地问题、流动人口的超生问题、公益品变成公害品（如公共厕所臭气熏天）、邻里关系不和睦问题等等。博弈理论认为，“诸如洁净的空气和邻里安全环境一类的公共品，每一个人都能分享，不论是否为此作出过贡献。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还有动力去提供这些公共品，结果，由于太少人去生产，大家都受罪。”[24] 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悖论，也就是说，面对公共品，“永不合作”是一种均衡。如何通过社区居民的互惠行动，合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或解决这些公共问题，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正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

合作源于信任，没有信任就不会产生合作行为，而信任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培育的有效途径是发育初级地方行动单位（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这就是居民参与网络。“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这些······公民参与网络，·····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小社团这样的公民参与网络使每个人对对方行为可以预测，能有效避免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初级地方行动单位的功能在于：①它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既无法从未来的交易中获益，也不能从他目前参与的交易中得到他期望的收益；②它培育强大的互惠规范，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③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使得名声得以传递和溢美，使所有人的行动都具有可预见性，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④它培育了公民文化即关注公共事务，投入公共事务，文化的过滤装置会使非正式约束成为连续性互惠的重要来源。 [25]

破烂王部落“嵌入”社区这一更大的共同体内，扩展了社区居民参与网络，有利于增强部落成员与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囚徒困境所描述的“永不合作”的均衡解，是以博弈双方不能相互沟通为条件的；当博弈双方多次博弈并培养信任以后，“永不合作”就转向“幸福合作”。过去，部落处于居民委员会的边缘地带，不能与居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发生交往，双方难以形成信任关系；现在，部落与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之间的交往逐步增多，信任、合作关系正在培育之中。社区党总支王书记说：“我经常应邀参加部落大会和部落党支部会议，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事实上，社区治安、社区计划生育、社区卫生等工作在部落都能较好的落实。”部落卫生保洁员（下岗职工）告诉笔者：“部落保洁任务很轻松，因为他们都已经养成习惯，自己的生活垃圾用塑料袋装好，外出时就放入附近的垃圾箱。”以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人既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也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托克维尔提出的“正确理解自身利益的人”（托克维尔，1945，P131），意指在互惠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的人，初级地方行动单位鼓励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彼此互惠，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他人利益。也就是说，“正确理解自身利益的人”的行为结果，提供了一种混合性产品，犹如部落成员的行为一样，“我自觉约束自己行为，不给他人带来麻烦，就等于我减少了他人的负担。”囚徒困境中的不合作解，是以“经济人” 假设为前提条件。因此，通过建立居民参与网络，发展互惠关系，人将超越“经济人”，成为“正确理解自身利益的人”，从而超越囚徒困境。

“依赖初级单位所产生的长期利益具有更大的意义是，实行互惠形式的地方居民中出现了学习现象，互惠也扩大到涉及更大的重要共同体的更特殊的关系。地方居民学会的互惠可能转变为地方社团间的关系” [26] 。在彼此互动交流中，社区组织和其他居民会从部落成员身上学习到自主管理的知识和技能。社区党总支书记告诉笔者：“从部落自主管理活动中，我们得到一条经验：外来人口的管理最好由他们自己来管理，既省事，又省力。”从部落自治行为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共同体的发展就是自治，参与是自治能力的体现。要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不仅仅把城市作为暂时赚钱的地方，而是自己生活的地方，要让外来人口认同社区，归属社区，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不要采取强制控制措施，而应赋予他们公民权利，让他们自治。总之，破烂王部落融入社区，与社区组织、居民社团 [27] 合作互动，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这有助于构建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网络，有助于人们真正理解社区内涵：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地域共同体 [28] ，而是互惠共同体。

注释：

 [①] 包树森，男，75岁，共产党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黄石市矿务局离休干部，离休以后曾担任法院里居委会（颐阳路社区的前身）第二任党支部书记，现担任颐阳路社区流动党员党支部（即破烂王党支部）书记，还担任原单位（松四炼矿）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②] 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开仁介绍：包书记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把全市范围内所有与破烂行业有关的人员（包括拣的人、收集的人即废品收购站、运送的人即开拖拉机的人、打扫卫生的人）全部吸纳进部落，全部挂牌上岗，实行行业自治。但，由于涉及不同城区、不同社区、不同部门，难以实现。

[③] 除老龄化、低素质和低技能这一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混一混”的意识，没有想到成为城市人，张西冬说：“管他的，在动得了时，找一点钱，实在动不了，只有回乡下，还是靠土地和三个儿女来养老。”王志阳说“混一混再说，拣破烂总比呆在村里，一分钱都没有要好一些，在能动的时候搞几个钱，不能动时想搞也搞不了”。在他们看来，自己是农村人，根在农村，不可能成为城市人，自己最终要回到农村去。

[④] 部落成员作业对象包括：变卖的商品和家用的物品；前者出售以换取收入；后者供自己使用，但没有被他们看成是收入；

[⑤] 大多数部落成员是早上和下午两次出去拣破烂，但，有的是早上5：30－9：00外出拣破烂，下午不再外出（如接受采访的邓良月老人，60岁）；有的夫妇俩分开外出，1人早上外出，1人下午外出（如接受采访的张西冬夫妇，张西冬55岁，老伴53岁）。

[⑥] 张西东老人说：“过去，还可以帮居民搬家赚取一部分收入；现在，这种生意也难找了，有许多搬家公司专门做这种事。”

[⑦] 部落成员平均每户交铁路部门地皮费为15元/月，面积大约12-15平方米。

[⑧] 部落成员全部是老年群体，没有育龄人口，不交计划生育管理费；另外，卫生部门未收取卫生费。

[⑨] 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28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

[⑩] 王志阳，男，65岁，湖北鄂州市农民，家中有6人，老伴去世，有一老母亲（86岁），家里有楼房。他是第一批部落成员，在破烂王部落已生活了10年，每年来回奔波于乡下家庭与部落家庭间，农忙时回乡下种地（一般回去4－5个月，去年回乡下6个月），农闲时回部落。全家耕种3－4亩土地，平均每人0.5－0.6分地，一般情况下，土地收入包括：年产水稻4000余斤、黄豆300余斤、花生几十斤、油菜籽300多斤，年产生猪2头，除交各种税费之外，只能“落得吃”（只够自己吃的）。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孙儿孙女上学需要花钱，老母亲看病需要花钱，走亲戚要送礼（由老人代表全家“赶礼”，一次送20元左右的礼品）。

[11] 张西东，男，55岁，湖北省浠水县农民，家中有楼房，夫妇俩在村里承包1.2亩土地，1996年与老伴一起进城拣破烂（老伴53岁），花了10天时间，填平铁路边的沟槽，建立了自己的棚屋，除逢年过节回乡下外，基本上在部落生活，以部落为家。

[12] 在社区组织和部落党支部的协助下，行业规范具体表述为《“五不拾”行为规范》：①不是废弃物不拾（若拾得贵重物品必须交给有关部门处理）；②公共场所公、私财物不拾；③易燃易爆物品不拾；④有毒有害物品不拾；⑤城市公共设施物品不拾。

[13] 破烂王部落有12名党员，其中有3人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由于没有融入城市党组织，他们的党员资格和权利与义务处于自然消失状态。

[14] 参见陈伟东：《构建多边互动的社区治理网络》，载《中国社会报――社区建设周刊》第3版，2002年1月11日。

[15] 参见林德布鲁姆著：《市场体制的秘密》第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6] 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3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

[17] 用王志阳老人的话说，就是要找到一个“靠山”，共产党是最好的“靠山”，只有共产党才能“避邪”；从老人房间悬挂5幅毛主席画像中体现了老人真实想法，老人告诉我门：“毛主席可以‘避邪’”。

[18] 黄石市民政局陈局长认为：如果是成立部落，属于社团，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方可取得合法性，按照社团登记条件，破烂王部落是不可能申请登记的；成立破烂王党支部符合社区党建要求，具有合法性。 [19] 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4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

[20] 社区四个主体组织是由沈阳市创造的，在设计这一组织结构时，沈阳市委、市政府付出了较大的设计成本，诸如信息收集和学习成本（到国外如日本、美国、加拿大，国内南京市等地学习考察）、人力资源成本（成立市、区、街道三级领导小组和工作专办进行设计）、时间成本（据说耗费了半年时间，经常加班）等等。

[21] 根据党员属地管理原则，2000年中共胜阳港街道党委改为中共胜阳港街道党的工作委员会，即体制上由街道机关党委转变为区委在该区域的派出机构，工作任务上从机关党建转变为辖区党建，教育和管理对象从机关党员转变为辖区内所有党员（包括流动人口党员、辖区单位党员、街道机关党员、纯居民党员等）；居委会党支部转变为社区党总支，流动人口党员纳入其管理范围。

[22] 王开仁认为：“虽然，部落内无育龄妇女，但仍需要这样一个组织来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落成员不要为其他超生的流动人口提供场所。”

[23] 如《治安工作制度》：“为了更好地配合社区居委会搞好‘破烂王’部落的治保工作，特制定如下工作制度：一、成立治安小组，指派专人负责每日治安、防火、及治安巡逻工作。二、遵纪守法，不打架斗殴，和睦相处。三、不为犯罪分子提供避难场所，不窝藏罪犯。四、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管理，对来往进出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及时办理暂住人口登记证。”

[24] 罗伯特D·帕特南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第19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25] 参见罗伯特·D帕特南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第2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26] 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14－115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

[27] 目前，社区正在生长出各种各样的居民自发性团体，如武汉市江汉区常二社区的门栋自治协会、武汉关社区的居民论坛、青年社区的居民公决制以及志愿者组织和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团体等，它们是居民参与网络。

[28]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人们对社区的认识仅停留在一个地域概念上，即中办23号文件所说的“社区范围是指经过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