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 - 学术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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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

2014-12-13 20:48:03 来源: 作者: 【大中小】浏览:17次评论:0条

一、社会资本的类型、功能及其特征

社会资本，简单地说，就是个人或组织间通过长期性交往而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等的一种资源性力量。作为与物质(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团体、非正式群体、宗族组织、帮派组织、市民社会、社会规范等等相关现象的一个抽象的提升，也是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个体、社会发展中的补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资本”。

由于角度、生成条件、机理和方式不同，社会资本类型也会呈现多样化:(1)按照社会变迁的时代性不同，可分为:传统意义的社会资本(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前者一般基于传统性因素如血缘裙带、地缘、人情等，笔者将之细分为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亲族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情感型社会资本和交易型社会资本等，多带有先赋性的特殊主义特征；后者往往基于现代法理因素而建构，如基于业缘或趣缘关系自然建构的同事型社会资本、同学型社会资本、战友型社会资本、兴趣型社会资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业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社区共同体等法理型(契约型)社会资本，带有学界所说的“第三部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普遍主义色彩；(2)从社会资本所承载的主体及其层次，可分为:个人间所有的社会资本(微观层)、组织所有的社会资本(中观层)和整个社会(国家)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宏观层)乃至国际社会联盟型社会资本(笔者称之为超宏观层)[1](pp37-40)；(3)关于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笔者基于中国“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将其概括划分为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亲友型社会资本、宗教型社会资本等几类。

对于社会资本的功能，学界大多从社会资本对促进关系网络本身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正功能方面来界定，但也有许多学者使用“社会资本下降”、“下滑”(如普特南)、“消极的社会资本”(如波茨和兰多特)等字眼来阐述社会资本的负功能和消极方面。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如同物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在总体上和大多数情况下说是一个中性概念，当它产生于或被利用于某类网络组织时才会呈现出其积极性或消极性来。按照其所事主体的不同及其所呈现的功能不同，笔者将其分为“社会资本积极性”和“社会资本消极性”。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稳定发展在功能类型上所呈现的复杂性，社会资本应该有三种形式的表现:一是纯粹积极意义的社会资本，即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发展都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二是纯粹消极意义的社会资本，即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发展都是起消极阻碍作用的；三是兼及积极消极意义的社会资本。从总体上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伦关系社会里，社会资本的功能表现绝大多数会是第三种形式即正负作用兼有、公私兼顾等。

的确，在现实中，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组合模式不同，其功能也相应不同；同时不同层面的结构组织所呈现的功能，对于另一个层面主体来说可能完全起相反作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团体组织，一般来说其间所蕴涵的社会资本无论对微观个人、中观的组织本身还是宏观整体的国家都应该是积极性的，是促进各主体稳定发展的(尽管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层面上仍然存在些微利益冲突)，因为它们在功能上既满足了微观个人和中观上本组织的需要，又在宏观上帮助减轻了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和压力，利于建构“弹性”自调与整合的公民社会。像我国目前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消极性网络组织如有组织性(集团性)腐败、各类黑恶势力组织、“法**功”组织、传销组织等，其间所包含的社会资本虽或对微观个人或对中观组织有利，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是极其消极有害的，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因而可以认为是消极性社会资本。

从总体上看，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1)无形性。即社会资本与大多数经济资本的形态比起来是看不见的，这是其外在根本特征；(2)增值性。这是社会资本的内在本质特征。即社会资本可以为其拥有者带来“利益”和“搞定事情”(getting things done)[1](p387)，并且因其通过主体间长期交往而具有累积叠加的生成趋势即密度和强度的增加。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资本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3)低成本。即社会资本一旦建构，在“搞定事情”方面通过圈内的信任和熟悉其代价和成本相对较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程序，事半功倍；(4)闭合性。即社会资本对圈外人必然具有一定的排斥，并且对网络内部成员也具有负面作用，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某种行为而且压制了其他行为”。这说明社会资本具有剥夺性[1](p256)。局部性社会资本并非与整体上社会资本成正比例；(5)公共性。即社会资本具有不同于物质(经济)资本那样的可分割、可转让性，可以占为私有财产，而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不可转让的，通过约定俗成的“规范”为其群体内成员所共同拥有和支配使用，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2]；(6)时代性。即所处时代不同，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也各不相同，其偏重点也不一样；(7)空间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域，社会资本的表现类型及其密度不一样；(8)主体性。即针对不同的主体，社会资本的功能效果不一样。

二、转型期社会资本生成的政治经济条件

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表明，社会转型必然是在多重二难性困惑中逐步推进的，要想顺利到达现代化的彼岸，暴风骤雨的激进模式多次表明在中国是失败的[3]。正是在渐进式过程中，社会资本得以立足和发展，并且有着施展“威力”的广阔空间；也正是在渐进式过程中，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又不断磨合，共生共荣。

(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体制洞”问题

所谓“体制洞”，就是由于社会结构在变迁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许多漏洞，社会资本就应运而生，“嵌入”填补，对整个社会发生作用[4]。“体制洞”的表现，一是分权时期自管自治体系尚未建立或不完善而出现管理上的“真空”状态；二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本身在转型过程中规则设计不科学不合理而出现一种假象“真空”状态；三是国家政府政权完全退出公共领域，新生的合法性组织并未形成而留下管理“盲区”；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权力监督的缺失和乏力，法治结构被人治软化，舆论曝光遭权力干扰，群众监督因执法不严或遭报复而走入麻木，党纪监督松弛等等都是严重的监督空白。1.计划体制打破和国家政权收缩是传统性社会资本复兴的体制性前提。传统性社会资本的复苏在农村要强于城市。自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国家公共权力退出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来，传统性社会资本再度复兴增长。这时的家族化农业、家族化企业经营模式风行全国，这里所蕴涵的家族型社会资本对于本经济实体和本地区来说肯定起着积极作用，但它不利于企业规模扩大和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在一些宗族力量过于庞大、凸显的地方，宗族型社会资本作为内生性权力开始涉入乡村政权结构，有利也有弊，宗族之间利益冲突、流血械斗事件也常有发生；在一些宗族型社会资本过疏而乡村政权组织涣散的农村地区，亲友型社会资本在地方稳定和发展中日益显现出应有的价值来。

2.市场体制条件下公共权力成为社会资本建构的中轴和交易筹码。权力的公共性始终表现在为人民谋福利，因为它来源于人民；然而权力又始终具体掌握在某一人或某一集团手中，这就难以避免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的偏私性和扩张性。而对权力的监督又始终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内在监督即权力掌握者依靠自身人格修养和自身道德自律；二是外在监督即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就有可能变成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源和要素参与交换。而这种交换正是在转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尚不完善的状态中经常发生的。在以公共权力为中轴的社会领域里，人际关系网中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现象在权力监督失控的“体制洞”条件下，一时在中国政坛有相当的表现，“权力寻租”、“权力寻情”、有组织性(集团性)腐败(即“窝案”)等滋生蔓延，即以“公权中轴”为基础而加以运作的现象是今天转型中国在政治生活里始终缺乏法治精神而人治泛滥的结果，这样人际关系依附公共权力俨然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动力[1](p37)。不单单是监督执行乏力，其中很多现象是各类办事制度的“游戏规则”本身制定得不合理、不科学，留下许多让人可钻的漏洞。公共权力一旦从许多领域愈加收缩，就愈加显示其稀有的珍贵性，也就使得这类交易型社会资本的建构愈加迫切并以超常速度和形式扩展。非正式群体在与正式组织目标方面存在一定冲突，但并不能就此否定非正式群体的正功能，在功能上它始终无形存在着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两种，关键是要把握好其中正负的“功能边界”，因势利导，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5]。

3.政权组织在公共领域的消隐退出使得纯粹消极意义的社会资本乘隙成倍增长、死灰复燃。当刚性的公共权力从社会中消隐退出之后而又没有相应措施填补的时候，一些过去曾经类似存在的黑恶势力、邪教组织等在建构其组织内部信任和互助的基础上也开始“乘隙”成倍增长、死灰复燃。这类组织既向国家公权示威，又不断地向社会发泄不满。转型中国，像曾一度兴起的传销组织、“法**功”邪教组织、地方黑恶势力等消极性社会网络就是典型。学者萧功秦在分析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过程特点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契约关系还不够强劲有力的条件下，传统的宗法关系及其变态形式的‘磁场’仍然会填补国家控制力所退出的空间这种由私性很强的社会纽带力量结合起来的游离的社会个体，与西方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有着很大的区别，由这种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更容易适应某些消极性的社会需求，从而产生畸形的社会势力与黑社会现象。”[6]现代转型与近代变迁的过程在中国有时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因为它们一样的文化底蕴有时是不问党派组织及其宗旨是否先进与合理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深刻阐述了“新权威”的观点，就是要用世俗!理性!单一的中央集权这样的国家威权统治去整合地方的!贵族的!教会的或宗族的旧权威[7]，就是中国学者所称的“新权威主义”统治。转型时期典型的“官黑”结合，是市场体制下公权失去监督而留下“体制洞”所产生的交易型社会资本。

(二)市场化因素和公众民主参与意识的增长

1.市场化因素的渗透使得传统性社会资本逐步转向现代性法理契约型社会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使得市场化因素合理地增长。如就业领域，在过去计划体制条件下，曾经存在计划分配就业模式，但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多采取供需双方见面的“双向”选择模式，信息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开媒体和市场化中介组织等“弱关系”。沿海开放地区各类公司量才录用、公开招考急需高新素质人才的举措，一方面说明这些地方倡导社会公正、开掘现代法理型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些地区传统性社会资本本身不很雄厚。”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持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8]

市场化因素所建构的社会资本的主要特点是按照法理契约平等交易、公平交往。目前在一些开放的农村地区，虽然传统性社会资本较为雄厚，但也开始注入市场因子，如在熟人间农具使用、畜力租用、私人借贷等方面也适当地收取一定的损耗费用、计工计酬、租借利息。当下中国农民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大力推广“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实际上是种植业养殖业农民与附近乡镇企业或加工业农民工兄弟之间的协议和订单契约联合。这种联合就包含着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威力”，实际上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现在农民的确需要按照自愿组成一些合作组织，利用其中蕴涵的丰富社会资本去闯大市场，以避免单个力量的单薄无力和不堪一击。县乡政府应该履行牵头组织引导的职能和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促成这类合理性社会资本的建构。

2.公民民主意识逐步增长使得现代性法理契约型社会资本有了长足快速的发展。随着市场化发育的深入和人们经济利益的日趋满足，公众在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要求也开始增长。最明显的例证是单位社区、居民社区等共同体内部民主决策参与气氛的浓郁。这主要表现在现代化的大中城市。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所体现的是村落社区内村民自治意识的提升。转型时期在城市，社会中介组织雨后春笋般发展，这必然会减少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政府执政效率，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这正是社会资本的正功能所在。这类社会资本的最大优势是改过去的“垂直型管治”为现在的“横向型管治”，通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达到既满足组织内成员利益和身心健康，又促进本组织持续发展，进而化解矛盾!疏通关节、弹性自调，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行变迁"普特南在研究西方现代城市社区的发育和培养问题时认为，发展社区之间期的不断交往及其平等交换的规范有助于人与之间的互信，有助于建立一种市民参与的公共络，特别是由市民自主组成的经济(如合作社)和会团体(如福利互助组织与兴趣团体)，将能促进民之间的合作[9]。实际上这样的市民社区就是种现代性社会资本。目前国际上掀起的非政府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热在转型中国较为流行，也就是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崛起。有资表明:中国NGO数量正在急剧上升，社会团体1978年前的6000多个猛增到2001年底的13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从0发展到70万个。其中些自下而上的NGO往往被称为“草根组织”，它崛起于民间服务于社区，其草根特性不是来源于府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的特殊照顾，相应地也多不受控制和支配，而是来源于社会渠道!社会成员它们以提供社会服务!扶助弱势群体为己任[10]。

转型前的“单位制”实际上是一种“垂直型控制”的社会制度；转型后应该转向横向型管理的“社区制”，它要求成员平等参与、协商议事，不是按照单位制中的地位、等级、身份而是法理契约，以平等身份分担权利和义务。契约本身分为“法理契约”和“伦理契约”，本文所谈的“契约”主要是指前者。家族、宗族、亲友和乡土、宗教型社会资本所体现的都是传统性血缘、地缘和亲缘特征的社会资本，带有“伦理契约”色彩。这些传统性社会资本一般缺乏现代市场化和法理契约因素，由于中国农民倾向于易分而难以合[11]，所以这种传统性社会资本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按照梁漱溟的分析，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即“缺乏集团生活”，“在中国因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个人问题”[12]。中国人与善于集团生活方式的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擅长于分家而居住，这种分又分得不彻底，只分到家这一层面，而不像西方社会分到个人[1](p187)。个人之合容易在法理契约基础上合作为一个集团,也需要借助集团的力量维护和帮助个人对付外部集团而家庭之合则难以合到集团里,因为家本身就包含了小集团利益,这种小集团虽不强大,但有一定的维系作用,中国的小农意识就体现在这个小集团利益里。这正是社会资本“闭合性”弊端所限制的表现。也许这种分散经营!易分不易合在农村表现得要强于城市。现代社团的兴起表明市场因子与民主因子正在深入渗透古老而传统的中国大地。

(三)其他相互影响和相互重叠的社会原因

现代科技的日益发达也使得社会资本生成的广度拓宽、密度增加、方式更新。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因特网的出现都使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紧密互动的“地球村”,承载着传统性或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条件在宏观上成为社会资本生成的土壤环境，那么传统文化底蕴和社会心理机制则是其微观建构的基础和过程。“关系网”从而与“信息网”联结,其建构方式更新,密度叠加,层面加宽,情况愈加复杂化。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导致外来文化迅猛传入,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忐忑不安中慢慢接受和理解了一些外来生活文化模式并且不断地进行中国式的模仿和改造,其中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转型中国正日益步入多元化多样化社会[13]。现代化的发展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不断分化进而不断整合的过程"/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对于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就越高…….社会合作的理念便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共识,成为全社会非常现实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14]社会多元多样的分化态势使得人们愈来愈依赖社会资本尤其是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威力。也正是多元多样化的分化发展，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趋势以及个体(包含个人、组织)兴衰都无可把握、无可预测，再加上国家对于公民生存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公正结构在现实中的缺失即“软政权”的调控模式，都会使得大家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需要寻求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保护神”，这样不论传统性还是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其建构方式和存在模式都会个迅速暴露出来。

三、转型期社会资本生成的文化心理机制

(一)中国传统“家文化”当为首要载体和主要要素

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的个人利益一般高不过家族利益。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在于“家文化”，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首先是家庭，其次为单位、学校、家乡，“其中家庭、家乡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1](pp39-40)。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社会本质时也指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15]。以“家”为核心，进一步扩展便是宗族。“宗族”强调共同祖先、男系血缘嫡传、按辈分排列长幼次序[16]；宗族在发展中带有地缘特征,也可以越出地界发展。平常所说的“自家人”、“本家(家门)”都带有血缘认同特色。以“家”为基础,出现生育和婚姻事实的社会关系,便是亲属关系。亲属网络可以以“己”为中心向外一圈圈无穷推出去,便形成费孝通先生所称的人伦“差序格局”[17]。“一表三千里”、“五百年前是一家”等就是家的外延。“家族型”、“宗族型”、“亲族型”这三种社会资本中又以家族型社会资本最为雄厚。这在中国农村仍有顽强的表现。

1.家族型社会资本。在国家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的条件下，家族型社会资本在养老事业中的作用愈显重要而不是弱化。家族型社会资本在地方纠纷中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明显。在农村常见的是家族与家族之间为着住宅地盘、田间用水等的争斗，这是社会资本的”闭合性“因内部”公共性”增强而加大的表现。

2.宗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在当前农村社会复活率较高。我国行政村村界的划分，基本上就是沿袭传统性的宗族血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以及村民的意愿，并同时参考地缘因素和现代的业缘关系。资料调查和实地调查表明，可以将行政村按照宗族性质划分为；主姓村(即以一个宗姓为主兼有其他)、单姓村、杂姓村、两姓村。杂姓村和单姓村很难在村内形成具有对抗性的宗族型力量和社会资本，原因在于；前者虽有地缘关系但无较近的血缘关系;后者血缘地缘关系皆具备，但没有强大的对抗性宗族存在，因而也很难生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族型社会资本。两姓村最容易形成宗族对抗力量，如果人数相当，其对抗性愈加强烈;主姓村，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形成宗族对抗性力量，但如果牵涉到重大利益，非主要宗姓会出于宗族利益单独结成宗族型社会资本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和稳定，而与村内主要宗姓或另一宗族形成对抗，这种情况一般在汉民族地区中夹杂少数民族的村落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中易于产生[18]。所以，在那些具有两个以上主姓宗族的村落中最容易对抗出宗族型社会资本，而且内求互信、一致对外，或者虽内斗但外联。当前农村社会普遍的修订宗族家谱的活动又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家族的荣耀，从而使宗族型、家族型社会资本叠加生成具备了“文本”基础和依据。宗族力量和宗族型社会资本一般是基于维护某种共同利益而形成的。

3.亲友型社会资本。所谓亲族，一般包括内亲外戚，即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这样说家族又包含在亲族之内，亲族的外延显然广阔，包括“堂”、“表”两面。笔者把朋友这一层关系的社会资本也加进来，是因为调查中基于村民的口头话语使然。比如农民建房子缺钱、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不够等等一些重大事情首先想到的一般找兄弟姊妹借，再不就是找叔伯、舅舅借。依靠亲友型社会资本出外打工、经营产业是十分普遍的。所以亲友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差不多居第一位因素。这在陆学艺等人的行仁庄村调查[18]和曹锦清的河南调查[11]中都触目可见。

4.乡土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始终依托着地缘和血缘两种关系的叠加。如果说，乡土型社会资本在本地并不突出的话，而一旦越出本土地界则成了人们事业发展的珍贵资源。因为在外地生存中没有过多的血缘亲缘关系而只有地缘乡土关系才是关系，尤其在大中城市中的现代务工者群体中，有时因与血缘亲缘关系胶合在一起而更具特色。如深圳的“四川人”、“湖南人”，北京有名的“浙江村”以及法国巴黎的“温州人”组织[19]，等等。在生存与事业发展中，因为在外地的老乡更值得信任，在言语上便于交流，由此形成了不仅仅是个经济关系网络，更是一个以亲缘、地缘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打工提供了机会和安全保护，并且生活上互帮互助、融资上互援互供。

总之，家作为人生的起点站，始终成为个人先赋性社会资本的成本因素。在中国，家除了智力教育这一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孩子往后的就业、职位升迁和发财致富方面的“社会支撑”功能。由“家”而衍生出来的亲族、宗族、地缘乡土“家文化”等传统性社会关系资本，其作用是十分强大的。许多情况也表明，在社会转型初期，家族化乡镇企业经营模式的确降低了管理和生产成本，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单个企业生存发展经受着竞争压力，使得一些民营(私营)企业主看到了家族化的弊端和家族成员素质的低下，开始积极寻求外界人才加盟，并以法理契约因素加以规约，这就是说“家文化”虽为社会资本的首要载体和因素，但也经受着社会现代化的严峻考验，但在转型过程的初中期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二)信任、互惠(互助)和规范乃是社会资本的支柱性心理因素

1.信任。何谓信任?按照英国学者迪戈#甘姆贝塔的解释是；信任是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个或一群特定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发生在其能监控此特定行动之前，而且这种评估在一定情境下作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20]。笔者认为，信任应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性信任或说是人伦关系信任，一种是现代性信任或说是法理契约信任。有的学者则把信任区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前者是指“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即传统社会结构中以熟人社区为基本单位的信任，带有特殊主义色彩;后者则指“对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建立在抽象的系统之上，它所依赖的两个最大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通常以学历社会为背景，带有普遍主义色彩[21](p5)。这两种形态又正是相应的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相分野的重要基础。所有信任的形成及其在此基础上最终生成的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正如卢曼所说的“社会简约机制”[21](p170)，因为信任的存在，就能避免行动中许多不必要的烦琐和减弱较大的风险，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又正是社会资本运行过程中低成本低代价高产出高增值的功能体现。

2.互惠。笔者认为，互惠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所谓“理性互惠”就是指在交往行为发生之前施事者就已经非常理性地预计和考虑了是否有回报、回报会有多大程度、时间长度、没有回报应该持何种心态等等，从这一方面来说，就带有科尔曼社会资本界定的理性选择色彩;而“非理性互惠”，意指交往中的投入完全是出于道义协助和感情交往并非事先有所图，其“惠”的产生往往来自于受事者“知恩必报”和“尽忠尽孝”等传统道德伦理感。彼德·布劳在分析马克斯·韦伯“价值合理”和“意图合理”后指出；”人的某些行动具有表现意义而不是打算获取特殊利益，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行动是无理性的，而可能意味着，它是价值合理的不是意图合理的，就是说，它取向于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不是对直接报酬的追求。”[22](p5)因互惠的时间长度和情境而被分为市场下的“即时结清”和人际网络交换中的“延时结清”。理性互惠与非理性互惠也只是形式上的区分，而在现实中则可能是两种因素相互夹杂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生成始终存在着一些规律即；邻近律、对等律、一致律、互补律和个性特征影响[23]比如信任问题涉及到第三者即“代理人”的信任关系即我们常说需要熟人引见给对方。

3.规范。社会资本中还有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规范”，即文化、习俗、契约之规。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子和人情是人际信任的重要成分人情构成人际交往的核心，“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间底关系，亦即-人相处之道.”[24]。中国人是重情而不重理。”在社会交换中，人情可以说是媒介或者说社会性交往是靠人情来维持的。人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及”这次你帮我一个忙，下次我帮你一个忙就体现了“恩报伦理”。尽管如此，交往者的形象态度、能力、人格、信誉和威望成为信任和社会资本建构的实在性基石，决定了信任的长期性和复加度，决定了社会资本的维持力、致密度和成事率。

四、转型期建构良性社会资本模式的对策

社会资本的生成与繁荣体现了转型时期社会科学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使得人们从一度低迷徘徊的精神信仰危机中和沉湎于经济理性物质享乐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社会资本的复兴正是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的表征。应该说，社会资本不是公共政策的替代物，而是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5]社会资本的正功能是提高政府管理社会行为效力的重要弥补措施。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在形式上有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分，在功能上有积极性与消极性之分。它们在当下转型中国产生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中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底蕴和心理机制又多少使得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在形式上始终是以传统性社会资本占主要地位，从而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的“社群主义”特征而基本上排斥西方式的过分“理性选择”的模式。然而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从人伦到法治的客观进程，因而传统性社会资本占主导显然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这就要寻求合理的模式，把现代性法理型社会资本的构建放在第一位。转型时期我们必须在策略上有所考虑；一方面要对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即文化、习俗、规范、信仰等)进行改造，发掘传统性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性社会资本的规模和模式[26]。具体来说，就要做到；

(一)尽力扩展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在社会阶层分层中，让该大的大起来

这里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几个阶层的合称而非某个阶层的代称，它包括；老的社会中间层如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以及新的社会中间层如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也包括各阶层成员交叉于其中的各类中介组织如农民自愿合作组织、私营企业家协会、各类非赢利性的专业行业组织(协会)和社区俱乐部等等。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这一部分大起来因为这一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法理型社会资本，它们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增强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和创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在政治上缓冲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强对抗，因为对抗与暴力的出现会影响广大中间层的经济利益和地位威望等他们的言行和策略具有强大的牵制性。许多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稳定过渡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在社会分层中要让该小的小下去

所谓该小的小下去主要包括高居上层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阶层和底层过于庞大的农业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因为这三大阶层最容易爆发强烈对抗，主要的在于上层决策与利益的特权性引起的底层不满，使得底层成员具有相对剥夺感;而且管理人员过大会增加政府开支，而开支经费基本上来源于底层的劳动创造。这样就会增加底层的不满和中下层积极谋求公权职位和寻求公权保护的交易行为发生率，这就使得传统性社会资本的消极性功能日旺，社会转型处于动荡不安中，所以这上下两大部分都得小下去。另外，底层队伍规模过于庞大必然会增加社会动荡时的强度，而且底层队伍成员素质较低明显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三)要在整个社会中利用制度创新造就制度公正的局面

笔者认为，制度公正才是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强调制度公正意指其关键就是制度制定的合理性方面即事前合理预设，同时也更包括对现有制度不公正的修正、制度在执行中要谨防偏私性，力保公正性。当前，寻求制度公正就要；打破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配置的垄断，弱化权力组织的干预，倡导公平公开，抑制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关系资源的参与;完善社会流动机制，加大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打破长期推行的严格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僵硬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加大改革力度，对升学就业等要打破地域、行业的分割，实现资源共享和机会公平。总之，既要体现“能力主导”，又要注重“社群关怀”[27]。制度公正是构建现代性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反过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或积极性社会资本又促进制度公正的创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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