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动人口迁移机制的国际研究概要

(1)西方人口流动机制研究的主要理论

西方国家人口流动机制研究学说分为宏观理论(非经济学部分)、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理论，这些理论不是一个独立成体系的完整的迁移机制理论，它们实际上是由许多互为补充的理论组合在一起构成的.

在迁移机制的宏观理论方面，世纪末英国科学家E. G.雷文斯坦(E. G.Ravenstein)总结出的“迁移七大定律”最为著名，在这个理论模式中，他对迁移动机作了较为明了的阐证，他认为:“作长距离迁移的人通常是由于偏好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而到这些中心地区的.1938年赫伯尔(R. Her. berle)第一次提出推力-拉力理论，他指出迁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唐纳德.J.博格对推-拉模式作了开创性分析，较完全而又简明地概括了推力、拉力因素.其中推力因素包括资源的减少，劳动方式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政治、宗教、种族的抑制，社区遭到“入侵”，各种灾难的发生，很少的个人发展机会，精神失常，犯罪等12种;拉力因素包括新资源的开发，更好的工作机会，流动产业的扩展，获取特殊的教育和培训，更合适的政治、宗教、种族环境等6种.

当代西方关于迁移机制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主要有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模型、人口压力模型、两个部门模型.其中刘易斯创立的两个部门的模型，被认为是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CZJ这个模型最重要的假设是劳动力剩余，主要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和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两者均由现代部门的生产扩大造成，其速度由现代部门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所决定.托达罗对这一模型的发展是将两个部门理论单独应用于分析城市，认为在城市中同时并存一个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托达罗认为，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很少是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实际上他们大量进入的是城镇传统部门.

西方宏观迁移动机理论，尤其是推力-拉力模型是以分析迁移的经济动因为主，而西方微观迁移动机理论则从行为学角度出发重视分析那些由于社会原因、特异性原因或多种原因迁移的人，只有将这两个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解释迁移现象.

1978年R. R.塞尔和G.德.琼发表了《论迁移决策的动机理论》，移动机理论中的四要素，即:可采用性、价值、预期和诱因.在迁移决策中这四个要素可以看成是一个梯级，前一个要素依次导出后一个要素.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德.琼所说的诱因，讨论是什么因素促使迁移者个人决定迁移还是不迁移，从静态分析主要有如下6种动机;经济动机、居住满意性动机、社会流动/社会地位变动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不迁移决策动机、家庭和朋友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机制研究的主要观点

解放初至70年代末无论是国内或者国外关于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很少,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对流动人口研究渐渐进入高潮，不少专家从城市地理、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了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动因.陈吉元等人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村失业率高分别形成同方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农民进城，胜阻了复杂的农村－城镇人口迁移模式，但可简化为乡城推拉力模式.他认为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点的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较小，中国的人口迁移模式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近年来，宁越敏对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差异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

虽然西方学者研究的思想方法与观点并不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发展中国家，但对我们认识中国流动人口的规律是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的.同时，中国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城乡人口流动机制问题，也为我们认识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思路.

2  制度改革与中国城乡差异

(1)人口流动制度与政策的改革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普遍都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域存在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分，但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城与乡、居民与农民之间不存在制度上的限制，只不过是居住地点和职业分工的不同.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城乡居民迁移(主要是农民进城)比较宽松，一般不受限制.但自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后，中国特有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加上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社会福利以及人民公社等城乡分割制度与政策，逐步形成“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居民与农民等非常独特的两种身份制和两种待遇，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同时国家陆续发布一系列的法规政策逐步疏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环节.例如，1982年9月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全国统一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有关事项的规定》．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不仅使国家对进城市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个体工商户的户口管理条理化、规范化，而且也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在城市进行活动提供了相应的法规依据.并且随着城乡之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品流通、粮油票制度的取消、商品房制度的建立等等，给城乡流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2)城乡人均收人差别的扩大

人口迁移是与两个不同地区的收入、就业机会差别相关，这两个地区本身劳动力供求存在着差别.迁移可以看作是一个平衡机制，通过这个机制重新分配劳动力，以调整收入与失业率的地区差别.多年来，我国政府实行通过在不发达地区增建工业城市和基础设施来消除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准差别的发展政策，使得我国虽然存在着内陆省份部分地区的贫困，但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则是世界上最小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别在迅速地扩大.就拿浙江省来说，1991年杭州、宁波沿海地区人均GDP为浙江省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丽水、衙州的1.9-3.1倍左右.5年后，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2.4-3.3倍.在杭州地区内部，人均GDP1989年杭州市区为淳安县的4.8倍，5年后，1994年，这个差距扩大到6.79倍.对于我国流动人口本身和他们家庭来说，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最重要的城乡迁移动力.

3  农村迁出地(劳动力供给方面)的推动力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尖锐

根据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自增率为1.47%，按此自然增长率全国每年增加人口超过1500万.又按我国劳动力年龄组的划分推算近几年来每年约有1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力年龄组(人民日报，1994年4月4日).

在农村劳动力不断上升的同时耕地迅速下降.特别是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实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和农民住房建设的失控导致耕地加速减少.1957-1990年期间，一方面总人口以1.4%-2.0%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人均耕地从2.59亩减至1.26亩，相应地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从6.60亩减至3.42亩.

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平均每个农户承包约4-60亩耕地，一个农村劳动力借助于资金和技术完全可以自己承担这些土地的劳作，为此每个农村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是多余的.改革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有效地发挥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力生产率，并使过去计划经济时大量劳动力隐形过剩表面化了.这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必然要向非农经济领域寻找出路，形成了推动力.

(2)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局限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冲破城乡壁垒和传统产业分工格局的一种创举，它在解决农业剩余劳力出路、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鼓励在广大农村、小城镇广泛发展乡镇企业.强调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产业转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

然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国沿海省份其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已达到顶峰，并且认为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起始模式并非是终极的、科学的最佳模式.首先，80年代是我国乡镇企业最迅速的发展时期，所经营的企业主要是与农业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纺织、建材、食品等等.近年来，一方面1989-1990年经济收缩政策实施带来了就业岗位的减少;另一方面沿海省份乡镇企业充分利用所在区位的优势，利用进口设备、零件甚至原料，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向型、高质量产品企业，这样，资本密集型产业替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乡镇企业的技术装备系数提高.为此，这些企业雇佣劳力就比以前要少.以浙江省为例，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总产值和从业人数增加百分比在1993年达到高峰，1995年乡镇企业产值虽然比1992年产值增加量高，但从业人数增加量只有1992年的1/3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1993年以后也出现下降.

第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起步模式是农民在对国家尚未彻底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的限制条件下而作出的现实抉择，因此其建设受到行政区划、人口户籍等的约束，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就地办厂，形成分散化、细小化的工业格局.近年来，这种不合理的布局带来的问题愈来愈多.其主要表现有:①土地利用的不经济;②单位产值的能源、原材料消耗高;③交通运输、商品流通成本高;④农村单位工业产值对环境的污染比城市工业严重得多;⑥分散的工业布局限制了工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影响了新技术的吸收与扩散.总之，乡镇企业的“乡土经济”的格局是与现代工业发展规律相背的，付出的社会成本也愈来愈高.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经济逐渐出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发展规模化、经济循环国际化的加速趋势和内在要求，相应地原有乡镇企业经济格局将出现弱化.

(3)农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因素

在我国，影响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农业投入物(化肥、种子、塑料薄膜、农药等)价格迅速上升相比，农民家庭生活水平改善速度太慢.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净增加是:1990年1800，1991年200,1992年5.9%,1993年3.2%.1992年，当农业投入物费用以3.7%和通货膨胀率以4.7%上升时，农产品价格上调仅3.4写1990-1993年期间，由政府将农产品价格再次上调9.8%，但同期农业投入物的市场价格却上升28.5%

在全国农民收入缓慢增加的期间，农业税却以较高速度增长.1985-1990年5年中农业税只增加4%，而在1991年直线上升到21.5%(中国日报，1993年1月13日).1994年67000户农民家庭调查表明上半年平均每户税负担比1993年上半年增加了41.6%,比同年农户收入增长率高出9.5%(农民日报，1995年1月27日).

鉴于农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村劳动力愿意放弃他们长期承包的农田，而加入流动人口行列是不足为奇的.

4  城镇迁人地(劳动力需求方面)的拉力

(1)资本增长刺激劳动力迁移

为了促进经济技术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80年代初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以来，基于发展外向型、高技术工业需要，我国在选定的城市中建设了52个科技工业园区，其中有30个是建设在东部沿海省份.对外开放与开发，使得国家资金和海外资金流向沿海城市，紧接着形成了满足手工操作劳动、基础设施建设和许多服务业需求的外来劳动力巨大市场.

例如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对外开发开放，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热点，同时也带动了浙江沿海城镇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日益增加.1990年10月1日-1995年10月1日省外迁入浙江省的人口总量是前5年的1.34倍.省内迁移中，由乡村迁出的占81.45%，比前5年从农村迁出的多了17个百分点.再从浙江省会城市分析来看，当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从珠三角、闽三角向长江三角洲推进之时，杭州以其特有的区位、交通、环境复合优势成为国内外到长江三角洲南翼投资的首选城市，同时也使省内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商人不断汇集起来，杭州的金融、商贸、房地产业由此兴旺起来，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增长肯定刺激劳动力迁移，因此杭州城市劳动力市场急剧扩大.

(2)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老化

城市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业经济转变是吸引外来人口的基本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城市青年利用自身的知识与技能等优势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择业需求趋向脑力劳动为主的产业.与此同时，传统产业中一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老工人退休，城市中以“脏、累、苦、险”为特征的行业便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岗位需求，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产业和低层次第三产业转移形成了拉力.

中国城市自1964年起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以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与此对应的出现了劳动力年龄的老化.例如1994年杭州市区人口的优势年龄组为30-44岁，占人口总数的30.78%，而外来流动人口的优势年龄组18-35岁，占56.6%.城市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使得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增大.

(3)企业用工制度和利益导向

由于所有制不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用工制度比较灵活，加上这些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雇佣流动人口一般付出的薪水低，企业承担的医疗、教育、住房、退休、失业的生活保障费用少，因此当这些企业集聚在城市时便产生了一个低薪劳动力市场.

(4)城市生活方式的诱导

在我国，由于户口制度实施的结果，城乡差异不仅仅反映在收入方面，也反映在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设施的水平和退休或失业的生活保障以及就业安排、住房分配等方面，还反映在观念、文化等方面、因此，除了城乡收入差异是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外，城乡多方面的差异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对杭州、绍兴的迁移原因调查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其中杭州样本点中一部分外来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为了想转为城镇户口(占抽样调查数4.06%)、认为城市生活条件好(占8.38%)和羡慕城镇居民政治待遇高(占1.02%).绍兴样本点调查表明为了城镇经济收入高、生活条件好而迁移的人口占抽样调查人数的28.51%.

5  小结

<1>长期以来的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市涌入大量流动人口的主要原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将农村剩余劳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上乡镇企业对这些劳动力吸收的有限性和农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因素，自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中的一系列迁移政策放宽，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了许多就业机会，产生了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的拉动力.

<2>我国目前存在的流动人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城市各种市场发展的趋势看，城市人口不应是静止的而应是动态的，人口的“常住”是相对的，而“流动”则是绝对的，只有流动着的人口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几千万农民工之所以在城市里可以站得住脚，经济上的原因就是进城农民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力，同时，城乡商品、资金、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

<3>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人口的流出既是一个必然趋势，又是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严重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仍是有增无减.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早已为零，今后农业将走高投入、高产出、提高单产的路子，将出现越来越强烈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这无疑又将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剩余劳动力的行列中.据研究，本世纪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达到1.6-2亿人.这些剩余劳动力积累在农村，并不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对他们有特殊的吸纳力，而是各种措施抑制了他们的流动和进城的强烈愿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关系的重塑以及对城市常住人口“大锅饭”等保护性政策的打破，必将对农村的人口流出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