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专家指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群构成应该是“橄榄”型，中间是庞大的中产阶层，巨富和赤贫都是少数。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人群构成无一例外呈“金字塔”型，也就是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做的调查显示，中国适龄人口中只有4.1％的人属于实际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调查：中产阶层比例仅11.9％

       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了这一数据。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书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5大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抽样和电话访问，完成了3038份问卷调查。

      该课题组是依据以下标准得出中国中产阶层占11.9%这一结论的：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认为，在我国，如果中产阶层能够达到就业人口的30%左右，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这个比例是理想的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的最佳比例。”

八成大城市居民自以为是“中产”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

      该书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沈晖认为，这个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

       对于有这么高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沈晖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尽管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但这种不均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关，富的不说自己富，穷的不说自己穷，觉得自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然属于中间位置了。

近七成自认属中下层 或构成社会冲突的隐患

       调查还发现，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和“中下层”的共占68.6%，“人们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倾斜的趋势。”

       沈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暴富，人数虽然不多，但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这让那些辛辛苦苦、靠自己劳动获得收入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拉开了距离，生活水平下降了。“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富豪，大多数城市居民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还有一个原因是，多数城市居民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作为参照物。”

       沈晖说，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和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人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美好图景。但当人们将这种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比时就会发现，许多很沉重的生活成本都在预料之外，比如一路攀升的房价、沉重的就业压力、居高不下的药价等，现实不如预想的美好。另外，媒体也在不断刺激人的欲望，鼓吹消费，对社会大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城市居民不得不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沈晖认为，“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倾斜”是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两极分化差异时的一种反映，有可能构成社会冲突的隐患。

中间阶层发育面临公平性考验

       我国最初出现的准中产有两大群体，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下海”者。张宛丽通过调查发现，私营企业的发展机会比国有企业少得多。私营企业主要获得银行贷款比国有企业难得多，国营企业背后是政府，银行更信任国有企业，而认为私营企业信誉低。这样一来，私营企业主需要花很大代价跟相关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通过这种交换来换取自己发展所需条件。

       还有一部分中产，是通过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获取较好社会地位的。张宛丽说，当年第一批“下海”的人中不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他们可以借助其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的市场上轻松、便宜地获取高回报的地位收益，从而进入中产阶层。

       张宛丽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中还出现了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精英联盟”的现象。地方财政需要扩充，瞄准了市场。而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已经开始要做大，他们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样，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就有可能意识到以各自据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资源相“交换”，以求共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继而形成利益联盟。

       在某一种商品社会需求旺盛而资源短缺时，在缺乏公共监督和规范运作的背景下，特别是存在“双轨制”运作机制的情景下，这种联盟实就能控制市场发展机会，那些中小企业主和无背景的原下层者，很难凭借自我奋斗获得发展。如果你有权力背景，你的发展空间就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且前景难以预测。

体制内的人更易感觉不公平？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些吃“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调查的受访者从工作单位的类型上分为体制内就业者和体制外就业者。“一般认为体制外就业者收入差距大，人们的不公平感要强。”周晓虹说，而体制内就业者收入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本应该相对弱一些。但从调查来看，情况恰恰相反。

       “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大，人们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激励机制，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望提高收入。”周晓虹说，而在体制内，人们首先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其次，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颇多怨言，对于谁提升了、谁加工资分房了有很多抱怨。“这说明，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周晓虹认为，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变成了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阶段。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都会激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则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沈晖认为，相对剥夺感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时期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改革本来就会伤害到一些群体的利益。社会所要做的，则是把“相对剥夺感”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把“相对剥夺感”的持续时间也减到最低限度，以最大可能防止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