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的窗口和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逐渐被提上国家发展日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用社区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国际经验的广泛推介,我国的城市社区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当然,在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的特殊背景下,社区发展遇到了不少难题,目前也正在政府的推动和中介组织、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下,逐步得到解决,把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推向更高的层次。同时,我国的城市社区的发展走向趋势日益明显,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何正确把握城市社区的发展走向,从而站在理论高点有效指导城市社区的建设和促进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从整体的角度,试就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走向趋势作一系统探讨和简要阐释。一、社区发展的道路模式选择的理性定位 当前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但仍处在发展的初期和探索阶段;其突出表现在社区发展的道路模式选择上。西方发达国家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社区建设已趋于成熟,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展思路;由于国内外城市社区的发展背景不同和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构成与分布等条件的差异,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必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在自己现有状况和条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有选择的利用。另外,国内城市社区之间由于社区构成五要素（地域、人口、区位、结构、社会心理）的差异:社区地理环境不同、社区人口的数量与构成和分布不一样、社区空间分布和时间利用形式相区别、社区结构和社区文化氛围以及归属感有差别,都会对社区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现实中社区发展没有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在坚持社区发展的基本原则前提下,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社区,防止盲目的效仿和避免不切实际的照抄照搬。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单位制下社区建设的“一刀切”、全国城市社区发展道路模式千篇一律的情况也随之渐渐消失,全国城市社区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自己的社区发展道路模式。在实际建设层面,涌现了上海、南京、青岛、石家庄、沈阳、大连、哈尔滨、杭州、武汉、深圳等不同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其社区发展的典型是上海市卢湾区、南京市白下区、青岛市南区、沈阳市和平区、哈尔滨市南岗区、杭州市下城区、武汉市江汉区、深圳市福田区等。在理论建设层面,表现出创新改革式、改变习俗式、行为改变式、过程取向式、地方发展式、社会计划式、社会行动式、服务导向式、整合发展式、可持续发展式等不同的社区发展道路理论。可见,在吸取国外丰富的社区发展经验和立足国内各社区本地现状的双向引导和科学理论指导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单位制的终结,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道路模式选择必然走向多元化。当然,我们从现状层面和形式框架下分析了城市社区发展道路模式选择走向多样化的趋势,不容忽视的是在城市社区发展道路模式选择的基本理念和整个过程中,民本化趋势上升并逐步占支配地位。民本化（the people-principle）作为一项社会发展观念,是社区发展观的民本主义理念,强调社区的发展以人为本并立足于社区广大居民和一切为了社区广大居民。对此,王思斌教授对民本主义作了详尽的阐释,认为民本主义的社区发展观是以参与社区发展的人们的分化、分层为假设背景,侧重于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一般居民的作用和利益[1] 。联合国1955年在一份题为《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文件中提出了社区发展的十项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便蕴含着民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指导思想。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发展的思路经验和发展基本理念,都可以明晰地发现社区发展道路模式选择的民本化印迹[2] 。1986年我国民政部引进并推展社区服务,便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民本主义的发展理念,但由于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转接并轨缓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功能错位,强调社区发展的观念与实践显得过于盲目,民本化的发展理念则相对模糊。另外,改革开放开始的十几年里,我国在追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遵循重视社会发展的指导路线,强调以社会为中心,使得以人为中心、以民为基础的民本主义社区发展思想不是主要发展理念,虽然已经蕴含有强调社区发展的趋向。近十年来,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迅速的进展,通过社区自身的积极变改和演化,逐渐变成既对自身也对广大社会有利的状态,使社会的发展与社区的发育、进步协调共进。我国也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在弘扬“社区传统”和促进宏观社会发展与微观团结统一的基础上,选择了社区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民本主义的价值观在理论自觉和实践卷入层次上也将贯穿于社区发展的全过程。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道路模式选择在发展理念上也必然走向民本化。 二、社区建设即社区发展策略的具体落实和实施的选择 社区建设作为社区发展策略的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区规划、社区文化、社区组织、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安全、社区就业、社区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城市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事业正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坚持目标与现实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持硬件与软件并举、重在软件以及坚持社会指标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逐步全面量化的基础上,社区建设正走向有序化[3] 。其一,社区发展的理论研究逐步成熟,社区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不断增强。在联合国倡导社区发展运动并大力的推介下,我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入并推进社区发展,对有关理论、方法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往往凭经验办事,实际工作者与理论研究者的联系脱钩,造成社区建设运作中缺乏科学性、严密性和系统性。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蓬勃的开展进程中,人们越来越要求社区建设的有序化。于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逐渐介入并加强同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促使了社区发展理论的逐步成熟,主要表现在服务型、整合型、发展型社区建设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演进。这使得社区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不断增强,从理论层面保证了社区建设有序化的开展。其二,社区建设的主体与作用日益清晰明确[4] 。社区建设的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全体社区成员。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法人即市、区两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主导作用得到充分认可,企事业法人即社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支持作用和社团法人即处于社区成员和政府之间的各类社会团体（又称中介组织）的中介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多方面普遍参与和居民会议的召开以及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得到强化。其三,逐步澄清了社区建设上的三个误区和正确处理了社区建设中的六个关系。我国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三个误区:社区发展背景条件的历史错位、社区建设上的行政化色彩和社区建设上的全能主义和急于求成倾向[5] 。通过深化认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逐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强化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理念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我国的社区建设也逐步澄清并克服了以上三个误区,同时也逐步理顺了社区建设形势上困难与机遇、管理体制上行政与自治、力量上条与块、形式上个性与共性、方式上教化与法制、投入上社区服务与经济创收的关系。其四,社区建设的具体各个层面也走向规范化。主要表现在社区服务走向社会化、产业化,社区管理走向社区化、自治化,社区组织体系中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主导化,社区文化大众化、多元化,社区经济市场化、服务化,社区教育全民化、系统化等等。对此,本文不作阐释将另文详细论述。 法制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现代社区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在法制化的轨道下良性运行,也只有社区建设法制化,才能保证社区建设有序化的开展。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对国外经验的消化吸收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法制建设是社区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法制化是社区建设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也是社区建设有序化的根本保证。我国的社区建设从以社区服务为主发展到以文明小区建设为主,并进入到社区组织体制建设阶段,人们对社区建设法制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逐步地制订和推行了涉及社区管理和其它社区建设方方面面的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以使社区建设系统的运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另外,社区建设的领导组织机制、投入机制、约束机制和考核机制等方面也逐步制度化、规范化,执法的力度在法制化的环境中也日益得到加强。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正在逐步法制化的环境中和有序化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三、对社区变迁开放化、扩大化、阶层化、隔离化趋向的思考 在城市社区空间层面,城市社区变迁走向开放化、扩大化。其一,行政化社区组织模式的终结,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结构从单位到社区,这改变了城市社会“单位属性”社区的封闭性。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城市居民以单位为其社会空间的组织基础,单位作为社区主体模式,成为城市居民一切生活的中心,社区中不同社会组织尽管居于同一社区,但彼此分属不同的单位或行业,互不往来、彼此隔绝。这种情况致使城市社区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特征:一个完整的城市,其内部却有明显的疆界痕迹[6] 。近几年来,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全方位转轨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空间正由单位向社区转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模式正逐步确立。城市社区的功能多元化、社会化的同时,城市社区的变迁也表现为由封闭走向开放。其二,城市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相对封闭趋于消失,开放性增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时期存在,城乡分割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城乡社会身份的固定化和世袭制,在某种程度上使城乡居民之间、城乡居民内部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过于封闭。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城乡二元格局逐渐瓦解;另外,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也正推进着城乡向一体化迈进。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间接导向着城市社区变迁的开放化趋势。其三,我国实施城市化优先战略和加大城市社区建设,促使了城市社区的逐步扩大。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扩张性,随着我国城市化优先战略的实施,城市向郊区、城市边缘推移,郊区伴之也横向扩展,城市系统朝着网状关系扩张。郊区的发展并非孤立的,是中心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是城市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开发作为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正高速全方位推进,我国的城市社区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也逐步趋向扩大化。 居住区是地域性社区形成的要素之一,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的住宅社区。从居住区位视角研究社区变迁是西方社会学家分析变迁特点、规律、走向的一个重要范式。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伯吉斯的同心圆区域假说、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核心论,都从居住区位角度表述了下层、中层、上层社会住宅区,是西方社区阶层化的早期形态[7] 。鲍恩(Bourne,L.S.)在用邻里生命周期研究郊区化阶段与邻里变迁的关系中,阐述了社会阶层收入与住房类型、区位环境的相关性:社会阶层收入高且趋于增加,则选择住房类型往往倾向于独家居住或低密度多家合住,住房区位环境的选择也趋于一致[8] 。随之,甘斯、马勒对内城、郊区社区类型的划分,深深烙上社会分层状况的印迹[9] 。现代西方社区阶层化格局已初步形成。社区阶层化作为社区变迁中社区分化的一个必然趋势,在西方社会学界已达成共识。在我国推行社区发展计划的过程中,我国的社区建设正由起步阶段进入全面深入发展阶段,而目前我国正处在特定的社会转型加速阶段,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运行产生各种影响。我国城市社区的变迁首先表现在社区分化上,具体到社区群体、社区活动、社区文化、社区利益、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等不同层面的分化,使社区内部各阶层之间产生分裂意愿和对立的断裂带,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我国城市社区走向阶层化的潜在根源。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阶层化程度不高,并多有混合式综合社区或演替式边缘社区介于自然型和阶层型社区之间,但在社区分化的内驱力和阶层型社区相对于自然型社区而存在独有优势的引力作用下,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居民必然选择自己所归属的社区居住;另 外,由于经济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土地区位优劣日益显著、住宅逐步商品化市场化和单位制的瓦解、职业流动的增大,阶层型社区取代自然型社区成为社区变迁的必然趋势之一,社区阶层化的条件与机制日渐成熟,我国的城市社区必然走向阶层化[10] 。然而,在社区阶层化的同时,城市贫富分割日渐形成,城市社区隔离化也随之成为社区变迁的又一趋势。城市社区隔离化,是两部分人（群体或阶层）在空间上的分割,一部分越来越被私人堡垒所庇护,另一部分却被社会所排斥[11] 。其主要表现为公共空间越来越私有化、阶层意识日趋封闭、不平等增多和不安全化,从而导致民主的丧失、阶层的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开放、平等、自由流动的现代性原则会一定程度上减小社区隔离化的程度。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思斌:《论民本主义的社区发展观》,《社会科学》（沪）,2001年第1期。 [2] 参见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3] 参见邓伟志:《关于当前中国的社区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4] 参见吴铎：《论社区建设主体》，《社会学研究》， 1997年第5期。 [5] 参见赵佳琛：《澄清社区建设上的几个误区》，《城市问题》2000年第6期。 [6] 参见张鸿雁教授的论述,转引自毕素华:《“两岸三地基层社区组织变迁与发展研讨会”综述》,《学海》,2000年第4期。 [7] 参见 Harris,C.D. and Ullman,E.L.: The natural instincts of city , Scholary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al-science , 1945年第11期。 [8] 参见 Bourn,L.S.: Housing supply and housing market behaviour i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 1976, citing from Herbert,D.T. and Johnston,R.J.(eds): Social Areas in Cities (Vol.1). [9] 参见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0] 参见徐晓军：《论我国社区的阶层化趋势》，《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1] 参见[法]热罗姆·班德:《“城市贫富分割”即将形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