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定位上，李鸿忠坚持打“特区”牌。他直言深圳没有资格奢谈“无为而治”，不要埋怨没有“先”可创，没有“特”可写，要敢冲敢冒、敢闯敢试

2003年6月17日，李鸿忠以代市长身份来到深圳。

当时，这座城市正被“抛弃论”的阴影包围，深圳人苦闷而无奈。特区严重内地化，物质和精神绿肥红瘦，特区还能特下去吗？创业者的青春已是远去的背影，深南大道已从泥泞小路变成南中国的香榭丽舍大道，特区还有必要特下去吗？就连在深圳诞生的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也把“特区证券”的名字改成了“巨田证券”，巨大的实验田，而特区实验似乎已经结束了。

“特区这顶帽子还是拿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生死也在我们自己。”李鸿忠断言。从大刀阔斧的“净畅宁”工程，到拨慢深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再到“半步策略”的提出，他使这座城市自主创新的灵魂逐渐复苏。当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战旗已在浦东迎风招展，深圳仍然在等待自己的机会。

20页电报引发的“净畅宁革命”

2004年8月31日，在电波中，深圳人听到了他们的市长与一个名叫敖健男的市民的对话。

敖健男住在深圳南山区一个叫月亮湾的地方，这个片区名字动人，环境却很烦人，交通、商业和治安的秩序都很混乱，他于是给李鸿忠发了一封长达20页的电报，时间是2004年1月6日。一个月后，月亮湾片区全面整治，拆除了10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及乱搭建。后来，这个数字扩大到29.7万平方米。再后来，这成为轰轰烈烈、波及全城的“梳理行动”的序幕。

从2004年2月发起“梳理行动”，据深圳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当年7月29日，不到5个月时间就拆除违法乱搭建3545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等于深圳2004年全年商品房销售总面积935.85万平方米的3.8倍、2005年1至6月商品房销售总面积434.32万平方米的8.2倍。有人测算，约有100万人藏身其中，这等于拆掉了一座内地的中等规模城市，因为就算容积率是1,拆掉的非法建筑也将占地35平方公里。

拆掉的乱搭建中，有一个叫冬瓜岭的地方，这是特区内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安置区，这里一到雨天就污水横流，但蔽护过许多刚来深圳寻梦的年轻人，于是，面对挖掘机，有人泪流满面。而在关外，一个以养鸽为生的非法村落，为不被“梳理”甚至还“挟持”了一名当地干部。所有的感伤与怀疑，甚至质问，通过一篇《铜像照耀下的深圳》的网文迅速传播。

对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敖健男在电波中说的，也正是他们的心声，“我们月亮湾的人说一定当面夸奖你一下。你也是历届市长最负责任的一位，也是最有希望的市长。”李鸿忠此前坦承，“梳理行动”付了学费，之所以要啃“硬骨头”，是因为“为官避事平生耻”。

事实上，“梳理行动”只是“净畅宁”行动的一个分支。“净畅宁”这个名词由李鸿忠一手创造，大意是要使环境干净、交通顺畅、生活安宁。这对于拥有171万户籍人口、1035万暂住人口、实际管理已超过1200万人口的深圳来说，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此后在深圳掀起的城中村改造，包括最近进行的“清无”(无牌无证经营等)行动，都是这个课题的分支，李鸿忠亲自担任“查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还引申说，政府本身也要“净畅宁”，干净干事、政令畅通、不要扰民。

对李鸿忠的城市管理新政，有人形容为“一场革命”。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有多少城市需要这样的“革命”呢？深圳迈出了第一步，南京等城市后来纷纷效仿。

拨慢现代化时间表

创建和谐社会，不少城市的执政者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究竟怎样才算“和谐”？

深圳人把抽象的理念变成了具体的数据，制定了“和谐深圳指标体系”，让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了可考核性。据称，这个体系包括39项指标，有基尼系数、劳动争议结案率、政府民主决策率、每万人心理医生数、群体性事件发生数等。

和谐指数体系，不仅是深圳的创新，也反映了李鸿忠的务实。

他还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把深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2005年拨慢到了2010年。他坦言，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有42项衡量指标，其中23项难以如期完成；借此“以退为进”的机会，深圳增加了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登记失业率、万人医生数、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等13项指标。

尽管从1980年到2004年，深圳GDP年均增长28%，2004年深圳人均GDP超过7100美元，全国第一，但在2005年5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李鸿忠没有提GDP总量指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了，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李鸿忠说，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变，深圳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继，必须要走“效益深圳、和谐深圳”之路。

深圳告别了GDP崇拜，转而看重每万元GDP的能耗。2004年，深圳每平方公里产生1.75亿元GDP和6000万元税收，每万元GDP能耗为0.55吨标准煤，而同期每万元GDP能耗，全国为1.4标准煤，上海和北京都是1.07标准煤。

拨慢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也为深圳的产业布局赢得了时间。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李鸿忠还提出了适度重工业化的想法，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他认为，深圳工业化程度较高，但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所以要坚持产业第一，以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实施适度重型化战略。一度对“汽车城”怀有梦想的深圳人似乎被碰到了伤疤，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忠没有解释。或许，一项决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后来的实践，这需要时间。

“半步策略”的想象空间

25年后的今天，浦东拿到了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入场券，天津滨海新区也有望入场，深圳的改革新空间在哪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李鸿忠提出坚持“半步策略”，实行渐进式改革，积“小胜”为“大胜”。

李鸿忠的“半步”新政值得期待。其可能的方向是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深圳最近重设“改革办”与李鸿忠的“半步”新政有关。我国各地的“改革办”1980年开始设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专门机构，在1998年机构改革时撤销。深圳不仅重设，而且由一位市委和市政府的双料副秘书长担任主任。一位广东中山的官员撰文称“深圳市政府是明智的，也是有勇气的”，他认为，今天的改革重点已转为政府职能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面对这样繁重的改革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而且毫无自身利益的机构来统筹，那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相映照的是，深圳提出，要从市场体系、财税体制、国资国企、投融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人口管理、各项社会事业、行政管理等9个方面深化改革，核心和关键是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尽管此前已进行7次政府机构改革、3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但深圳的行政管理的越位、缺位、不到位问题，还没有根除。

李鸿忠说：“政府要从能够由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解决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积极推动这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化，加强以议行分设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自治建设。”他的话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半步”新政事实上已经展开，比如，深圳盐田区已率先开展议行分设，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彻底分开，居委会不再既是政府的“腿”、又是居民的“头”。

事实上，在特区定位、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李鸿忠也都展示了自己的策略和艺术。

在深圳的定位上，他坚持打“特区”牌。他直言深圳没有资格奢谈“无为而治”，不要埋怨没有“先”可创，没有“特”可写，要敢冲敢冒、敢闯敢试。当选市委书记后，他正式提出了特区的新内涵，指出今日特区之“特”，在于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要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改革创新做得好了，好的政策和支持改革创新的条件就会来。”

刚刚亮相深圳政坛时，李鸿忠就表明自己有勤政、廉政和善政三个目标。“我们现在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无论谁撞到了，都将对事不对人地开火”，曾在干部军训中用20发子弹打出163环成绩的李鸿忠，在“梳理行动”中表示他的决心。大概是他的“善政”，让一些官员觉得难以亲近。2004年3月，李鸿忠在北京参加“两会”，买了上百个纪念封，逐一签名寄回深圳，给政府班子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展示他温和细腻的一面。

1999年6月，时任惠州市市长的李鸿忠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他带去的案例《软性策略推动惠州工业发展》入选哈佛教程。工作在一线的中国市长的案例进入哈佛教程，李鸿忠是第一人。6年之后，2005年3月17日，李鸿忠当选深圳市市委书记，他“编写”的深圳改革的案例目标已十分明确：今后五年GDP年均增长保持13%，2010年人均GDP12000美元，这一次，他能达标吗？深圳会再创造多少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