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精心策划的“社区对话”活动陆续推出后，引起了政府、媒体、群众的高度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拉近了政府官员与群众间的距离。通过“对话”，政府官员能真正了解群众实际，直面群众的疾苦，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而群众也能积极参公共决策，理解和支持政府工作，这样一来，政府官员与群众间就形成了一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的良好氛围。其次，加强了媒体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对话”，政府部门有过去的“怕媒体监督”、“被动接受媒体监督”转变成“欢迎媒体监督”，“主动接受媒体监督”，借助媒体力量更好地开展工作，而媒体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政府部门的工作，其宣传报道也就能更加到位。第三，增进了媒体与群众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话”，媒体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将报道的试点放在群众急需解决的实际困难上，而群众也能更热心地参与到媒体所策划的“对话”活动中来，从而加强了媒体与群众互动的力度。这三种社会效应显示，金报的“社区对话”活动巧妙地将政府、媒体、群众汇聚一提，通过共商民生，共叙民情，政府树立了威信，媒体赢得了受众，群众获得了实惠，创造出了一个“三赢”的局面。
金报“社区对话”活动能够得到政府、媒体、群众的认同，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固然值得称道，但是我认为，“社区对话”活动背后所体现出的对话式传播理念则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和借鉴。
什么是对话式传播理念？
首先，对话式传播理念提倡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我-你”对话式的交流关系。这种“我-你”对话式的交流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对话双方必须既是言说者，也是倾听者，既是参与者，也是思考者。对话双方的互动是对话得以进行的基础。如果在对话中没有互动，则对话就会沦为独白。二是对话必须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只有在直接的、面对面的情况下，对话才更容易进行下去。三是对话必须是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公共领域中进行。平等、自由的公共领域能使对话双方真正敞开胸怀、畅所欲言，这样对话才显得诚恳、真实。四是对话必须真正做到“转向他人”。对话理论研究家马丁·布伯认为，真正的对话应是“转向他人”的交流①。在这里，“转向他人”并非指一个人身体的转向，而是要求对话双方抱着尊重他人、尊重自我的心态，倾听他人的意见，看看他人都说了些什么。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面对不同意见，我们才能体谅他人，理解他人。金报“社区对话”活动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在政府与群众间建立了一个“我-你”对话式的交流关系，使政府与群众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面对面地对话。在对话中，政府与群众不但既是言说者，也是倾听者，既是参与者，也是思考者，而且还真正“转向他人”，虚心听取他人意见。通过这样的对话，政府和群众间的矛盾消解了，误会消除了，彼此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了。
其次，对话式传播理念强调，对话是一个能够产生理解的过程。对话理论研究家戴维·勃姆认为，“对话是人类交流中意义的自然流动、汇集与分享。对话之所以能产生理解，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流所创造的意义不是水泥一般静止不动。对话能使交流的意义在其间不停地流淌，从而不断创造出能使彼此观点接近的认识基础”②。这也就是说，“对话”不同于“争论”，它不求你输我赢，不求说服他人，或者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对话”旨在求同存异，即对话双方相互交换不同的意见、观点、看法，力求找到其中相一致的地方，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换言之，当人们的意见、观点、看法不一致，各说各话，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在集合了各种意见之后，通过对话，也许能形成相互理解的共同点，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依此而论，金报的“社区对话”活动正是尽可能多地将群众意见集合在一起，让人们尽可能地发表不同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而政府官员与群众代表一起通过讨论，力求找到相互一致的方面，并朝着这个一致方面去努力，从而达到政府与群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的目的。例如，在金报举办的第四次“社区对话”活动中，针对居民区内一楼餐馆扰民问题，青山区政府与受扰居民、餐馆经营业主分别对话，广泛听取多方面意见。在彼此不断的交流、讨论中，青山区政府一方面与受扰居民达成一致意见，下决心取缔居民区内扰民餐馆，另一方面，拿出完善的整治方案，通过三条途径为餐馆经营业主解决今后的“饭碗问题”，打消了餐馆经营业主停业的顾虑。这样一来，餐馆扰民问题就解决了，青山区政府既赢得了受扰居民的称赞，又得到了餐馆经营业主的理解。
再次，对话式传播理念主张，对话决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交流，它更应是对话双方情感的交流、心灵的碰撞。有人说，在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现代传播技术使得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缩小，但是人们之间心灵的距离却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的确，在实际对话中，我们常遇到彼此间很难相互理解的问题。戴维·勃姆将它归因于“技术的对话”对“真正的对话”的干扰。由于“技术的对话”的宗旨是“交流就是信息的流通”。因此，“技术的对话”习惯于将对话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诚然，在我们的对话中，信息的传播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彼此间情感的交流、心灵的碰撞，那么这种对话决非真正的对话，因为真正的对话决不仅仅重视信息传播，它更看重的是对话双方情感的真实流露、心灵的相互呼应。只有这样，人们在对话时才能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政府与群众之所以很难相互理解，正是因为政府、媒体往往过于重视信息的传播，而忽视了与群众的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不错，政府、媒体与群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要求政府、媒体尽可能多地发布信息、传播信息，以此来缩小乃至填平三者间的“信息沟”。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信息传播看作是对话的全部。我们应认识到，与群众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不仅是对话的基础，更是我党“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尊重人”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金报的“社区对话”活动将“情感的交流、心灵的碰撞”的思想引入政府与群众的对话中，就是为政府、群众创造一个可以进行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平台，让二者在这种“真正的对话”中增进信任，加深了解。彼此间心灵的距离缩小了，遇到问题大家也就更能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最后，对话式的传播理念认为，对话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对话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人类认识空间。也就是说，“对话”不仅可以使人们就各自的差异进行自我调整，形成他们在认识过程中，能共同把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对话还会通过差异的碰撞，带来新思想、新发现、新转变。金报“社区对话”活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认识，在对话中，通过彼此间不同意见、观点、看法的碰撞，发生了新的变化。通过对话，领导干部认识到，政府职能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政府工作应该变“与群众对立”为“与群众对话”，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变“背对群众”为“面对群众”，变“机关办公”为“现场办公”；通过对话，群众认识到，积极参与公共决策体现的既是自身参政、议政的权利，又是自身主动配合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此外，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金报“社区对话”活动的影响下，对话模式如今已成为政府处理日常工作的常用模式，对话机制已成为武汉市基层民主的一大亮点。例如武汉市江岸区政府在对吉庆街进行整治时，就组织了十多个职能部门与社区居民对话，以取得居民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对话式的传播理念还充分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对话”这种形式本身就具有贴近性。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对话”的内容必须“三贴近”，不符合“三贴近”要求的“对话”，肯定引不起群众兴趣。金报的“社区对话”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由于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坚持了“三贴近”。
人类的传播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交流；不是封闭的自我言说，而是开放的对话；人类的对话不是单纯的“信息的交流”，而是“情感的交流、心灵的碰撞”，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创造新的人类认识空间。
注释：
①RonaldC.Arnett.CommunicationandCommunity,ImplicationsofMar-tinBuber'sDialogue,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86
②DavidBohmOnDialogue,Ed.ByLeeNichol,Routledge.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