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过后，北京心理卫生干预网络已正式启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将率先接受心理咨询培训，以疏导居民ＳＡＲＳ心理问题。这种以社区为中介动员民间力量，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值得肯定与大力推广。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结构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与个人之间往往缺乏作为中介的社会团体与民间组织。因此“家事”之外，就是“国事”，个人权利之外的一切事务都交由“公权”去治理，没有中间力量介入公共事务。正是由于民间资源利用不足，致使管理社会的成本非常高，遇到紧急灾害，仅仅依靠政府一己之力更是捉襟见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的觉醒，民间自治力量日益强大。公民自治权开始进入公共事务的领域，出现了各种自治组织和行业协会。其中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格局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时他们将志愿者组织起来，让其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特长，为社会公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旦遇到类似ＳＡＲＳ这样的突发事件，因其组织机构灵活，一般反应都会更迅速，可以立即就近动员志愿者开展宣传、救助活动。

有资料显示，防治非典时期我国民间组织参与率较低。笔者认为，这一是源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民间组织在准政府组织中所占比例较低，数量上匮乏。二是因为ＳＡＲＳ传染性太强，民间组织应对能力有限，而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更为有力。但ＳＡＲＳ过后，如何接纳、善待非典治愈者，如何疏导非典治愈者的心理问题，如何救助因ＳＡＲＳ而生活受到影响的个人等，民间组织则大有用武之地。在现有民间组织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像北京这样由社区来主要承担这样的工作，显然更为实际也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