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我国县及县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分薄弱，要想解决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问题，应该把重点放在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构建县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终决定着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进程。然而，许多地方在构建县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往往忽视它的可及性（access），把它做成一个“面子工程”或展示性项目，以应付那些外来的参观者或上级领导考察与检查。

    为什么一些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没有多少人去光顾？为什么送到农村的电影、图书没有人去看？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可及性问题。什么是可及性？所谓可及性，就是民众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的“适合度”（the degree of “fit”）。

    可及性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卫生专家卢安·阿德（Lu Ann Aday）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en）于1974年提出来的，1981年洛伊·潘查斯基（Roy Penchansky）和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为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适合性、可承受性、可接受性5个方面的内容。而阻碍服务体系的可及性，一般归咎于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物理因素，即距离远近，是否容易抵达；二是经济因素，即客户是否具有支付能力；三是组织因素，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内容；四是社会因素，即是否存在社会歧视和语言障碍。这套可及性测量指标体系，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所采用，以此来评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病患之间的适合度。199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卡塔琳娜·托马斯瑟夫斯基（Katarina Tomasevski）将它引入到教育权的实现状况评价中，形成“4A”框架，它包括：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适应性（Adaptability）。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采用了她的“4A”框架。

    参考上述可及性概念及其评价框架，我们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和评估：

    一、可获得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服务类型与数量能否足够满足民众的需要，尤其是服务的内容是否多样化，能否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从可获得性方面来看，我国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两大问题”和“一个矛盾”：一是众所周知的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问题；二是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严重匮乏问题；三是刚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众弹性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我国大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集中在县市以上，往往是在乡镇仅仅建有一个文化站，一般地一个乡镇文化站只有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能够服务一个乡镇的上万乃至几万人口呢？即便这个乡镇文化站建得如何“高大上”，配备了“精兵强将”，普通的农民也不可能专程坐几十里路的车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在村一级情况更加糟糕，村里不但没有一个专职的文化工作人员，村文化室也是常年上锁。留守在乡村的农民无处可去，只好去附近的教堂、棋牌室去活动了。

    二、可接近性。民众能否通过一定的交通工具、时间、费用从居住地到达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具体来讲，服务半径是否合理，开放的时间是否跟人们上班时间错开，以及民众是否具有欣赏一定文化艺术的素质，参与一定文化活动是否具备必要的时间、机会和技能。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忽视可接近性的问题更加突出。许多城市都把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视为城市的文化标志进行建设，但是这些新建的文化场馆往往不是坐落在人口集中的居民区，而是交通不便的市郊。而且，许多文化服务机构就像一个机关单位一样上班，以致人们下班之余或节假日无法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地方实行“总分馆”体制，将设在乡镇（街道）和村落、社区的文化站（室）、农家书屋纳入图书馆、文化馆服务体系，将其服务延伸到基层；一些地方还在人流集中的车站、地铁口、超市（商店）、菜市场设置自助图书馆，方便人们借阅图书。又例如，深圳市将图书服务延伸到工厂、园区和工人宿舍区，方便外来务工人员读书；东莞长安镇在人口集中的广场设置玻璃书屋，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三、可适合性。民众是否适应以及是否认可文化服务机构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所提供的文化服务内容是否跟特定的群体需求一致。这也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譬如，目前许多农村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人们戏称为“993861”部队），而一些地方送去的图书、电影等文化服务却是千篇一律的，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留守农民的特性以及他们的特殊需要，其服务绩效之所以如此差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可接受性。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性别、年龄、宗教、服务设施是否满意，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是否存在语言文字的障碍以及信仰、价值观的偏见或歧视。这一点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服务方面更加突出一些。

    简单地说，所谓可获得性就是民众可以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但由于各种限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所谓可接近性就是民众实际所能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所谓可适合性就是民众得到自己想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所谓可接受性就是民众能够心情愉快地得到公共文化服务。

    对比上述可及性要求，当前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注重以下建设：

    第一，要进一步丰富和夯实县域公共文化服务，逐步形成“重心在村社、协调在乡镇、管理在县市”的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结构。同时，根据地方和基层特色，尤其是本地居民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断拓展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从而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

    第二，要进一步合理规划布局，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逐步形成“城镇十五分钟文化圈、乡村半小时文化圈”，并不断努力缩小城乡文化服务半径之间的差距。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城乡居民都能便捷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第三，要进一步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逐步形成以城乡居民需求为主导的最优服务模式。根据城乡社会实际结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内容。

    第四，要进一步改善条件，设立能满足特殊群体文化需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切实保障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使他们也能不例外地享受与其他公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

    总之，如果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能够像企业或商家那样，把人民群众视作顾客或“上帝”，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作商品那样生产和行销，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改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可及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