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社区调查是社会学工作者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本文中提出的基层社区调查应当坚持的四个准则是作者多年在社区调查中的经验总结和体会,即与前沿眼光结合的草根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的基本方法,与应对智慧联系的清醒头脑和不“左”不右行路的学术准则。
关键词:社区调查;体会;准则
今天能够参加“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和大家一起研讨和交流,感到非常高兴。一年多前,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和郑州市社科联、郑州大学的有关教师合作。不久前,这个合作的成果《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探索———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一书,由中央一级出版社———党建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在对郑州市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联系郑州市这些年的社区制度创新的实践,分析了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着重分析了我们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问题,并环绕这个中心问题,探讨了社区凝聚的核心、社区建设的实质、社区建设的途径、社区发展的重点、社区发展的目标等问题。在这些方面,郑州市的探索,都是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的。
在我们接下去,要出版的关于深圳和广州的社区调查的书中,我们将在分析前一方面问题的同时,着重分析我们时代提出的另外一个新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构建社会认同度高、归属感强的社会共同性问题。现代社区总体特征,就是要这样的社区共同体和共同性并举,硬实力和软实力共育。我看到大家的论文中对社区文化的重视,也表明了大家对这后一方面的重视。
今天我愿意讲几点在基层社区调查中的体会,与大家共勉。这些体会我归纳为四个方面:一、要有与前沿眼光结合的草根精神;二、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的基本方法; 三、要有与应对智慧联系的清醒头脑;四、要有不“左”不右行路的学术准则。这些体会,在各地的实地调查中,得到了加深。这也是我和我的学生的收获。
下面我简要地说一说,向大家请教。
一、要有与前沿眼光结合的草根精神
近年来,社区建设成为不少学者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也成为我们重点研究基地人大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的主要方向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
在郑州市的实地调查中,从广州和深圳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对这一点的体会更深了。社区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研究,一种“特色分析”。这种研究,一方面并不是、也不能是单纯就郑州论郑州,就广东论广东,就深圳和广州论深圳和广州,而是从全国的眼光,同其他各地进行比较中来分析这些地方,没有这种全国眼光,无法进行“特色分析”,无法显示各自的特色。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也一点离不开作为参照意义的世界的眼光。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社区建设的实际中,具体考察郑州、深圳和广州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分析他们取得的进展,他们碰到的问题,他们获得的领悟,他们产生的困惑,为进行比较提供事实基础,没有这种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也无从进行“特色分析”。特色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演绎,而是一种根据事实的理论反映。我们对社区建设的河南特色、广东特色的分析,就是以郑州市为代表,以深圳和广州两市为代表的全国眼光与草根精神相结合的,又以世界眼光为参照的分析研究。
二、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的基本方法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
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
提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我曾做过系统论证。这里不说了。联系社区建设来说,外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同样已有的模式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中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进行适合自己情况的探索。而不能从概念出发,从“应该如何”出发。如果不符合,就说这不对那不对。关键是要拿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区建设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近年来,我们除了考察调查研究郑州、广州、深圳的社区建设,也还陆续考察参观访问过南京、济南、镇海、苏州、北京、上海等地社区建设情况。各地的做法,探索的深度、广度,探索的自觉性,都有差别,但他们都在探索和创新。在这过程中,我接触了不少领导、社区工作者、城乡社区居民,与他们共享制度创新成功的喜悦,共同梳理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也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汲取了许多新鲜的养料。
三、要有与应对智慧联系的清醒头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 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还很年轻、还有很长路要走、但已取得巨大成绩、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决不能掉以轻心。”[ 1 ]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 2 ] 。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征”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有勇气的。
在当前,要坚持和发展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目标和手段的联系和区别,这里不去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没有智慧,但是只知道利用,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所以,我们需要有善于利用的应对智慧,更需要有坚持自己目标的清醒头脑。
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和谐社区建设是新型社会主义的基础。通过对社区建设的调查,我们越来越体会到那样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即中国在“自下而上”地通向资本主义。大家都知道,这是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著名论断。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总的来说,各地是在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调查和考察还表明,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确实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但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尽管如此,各地对后一方面并没有忽视,也正在逐步解决。所有这些“自下而上”的趋势,也不能不使新布达佩斯学派失望和失落了。
和我一起到基层调查研究的学生都很有收获,他们切身体会到,下不下基层,了解不了解社区建设的真实情况,掌握不掌握第一手材料,确实与单纯坐在书斋中不一样。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对那些走极端的言论和思潮,就有识别能力了。
四、要有不“左”不右行路的学术准则
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需要有成熟的“左派”和成熟的右派的争鸣,这种争鸣有助于整个民主社会的成熟。所谓成熟,主要方面之一是不走极端。遗憾的是,从我国“左”右倾向的网站看,两派在主要方面都很极端,都不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做学问,提建议,很不容易。我自己感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有一个敢于坚持和善于坚持的问题。在当今,敢于坚持不易,善于坚持就更难。善于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善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既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实际后果是:在右的人看来,我好像很“左”;而在“左”的人看来,我又好像很右。这也没有办法,我的态度只能是,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中外古今思潮的汇集点。我觉得在社会政策问题上,包括在社区建设的问题上,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不“左”不右行我路,并不是“价值中立”,因为“不‘左’不右”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把“不‘左’右行”这种价值,说成是“价值中立”,是一种误解,是不合逻辑的。众所周知,我一向是对“价值中立”采取分析批判态度的,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还分析了这个问题:
“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3 ]“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4 ]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同样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M ]. 第三卷, 379.
[ 2 ]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250.
[ 3 ]郑杭生. 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 [ J ]. 社会科学研究, 2000(1) . 又见郑杭生1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72 - 173.
[ 4 ]郑杭生. 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 J ]1江苏社会科学, 2008, (3) .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 ,浙江乐清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