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再次转型的必要性：经济与社会间落差效应放大

自组织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创生、自演进、自维系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系统通过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来实现系统的自创生、自演化、自维系的。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带规律性的模式”，[1]它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结构），社会系统有规律性运行的作用和效应（功能），社会系统功能实现方式及过程（方式）。

从运行机制来看待社会自组织过程，我们认为：（1）社会系统是由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结构性的动态系统；与此相适应，社会系统转型是指社会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转型。（2）社会系统转型不是直线式转型，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社会系统转型不只是某一种运行机制发生转型而其他运行机制却丝毫不变，相反，某一种运行机制发生变化会或多或少地会带动其它运行机制发生变化。（3）社会系统转型也不是均等式转型，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不会均衡地发生转型，相反，它们之间是一个持续地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

从运行机制来分析社会系统，我们将中国转型看成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转型，是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及其关系模式的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中国转型而言，社会系统转型会经历三个阶段：以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为主，带动政治运行机制转型和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第一阶段；以社会运行机制转型为主，促进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和政治运行机制转型的第二阶段；以政治运行机制转型为主，深化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和社会运作机制转型的第三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系统是由经济运行计划化、社会运行单位化、政治运行集权化三个子系统所组成的结构性系统，这是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初始背景。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的是短缺经济问题，因此，中国转型第一阶段的重点自然是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其特点是：资源配置从计划调节为主转向市场调节为主；财富分配从按身份分配为主转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劳动力从强制性流转为主转向自愿性流转为主。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经济主体获得自主性，加剧竞争，增进效益，快速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基本实现小康社会。

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带动了政治运行机制转型，全能型政府转向经济效率型政府、政治运作逐步从集权化转向分权化。[2]中国经济运行机制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是政府自我革命与市场发育的双重变迁过程。政府追求经济效率，主动转变职能，培育市场，退出市场，学习与市场“跳双人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激烈冲突转向平静磨合，政府完成自身第一次转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和功能转型），即与经济运行计划化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走向与经济运行市场化相适应的经济效率型政府。

经济运行市场化内在地要求政治运行从集权化转向分权化。经济运行市场化需要激活地方政府活力，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积极性。要激活地方政府活力，就需要促进地方政府竞争；要促进地方政府竞争，就需要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性；要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性，就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执政党在对国内外分权经验、教训的学习中，获得了可控性分权的共识。所谓可控性分权，是指决策者（执政党）建立一种分权收益与分权风险的平衡机制，逐步扩大地方自主权，既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中央权威，激活地方活力，又将分权风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分配看，政治运行机制变革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权、地方事务管理权、部分人事安排权等；最大的变化是决策体制从中央集权转向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决策权。第二阶段是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成为地方政府内部分权的外在推力，而地方政府各层级对权力的诉求则成为地方政府内部分权的内在拉力，正是这两种动力的合力，促成了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就城市政府内部分权而言，伴随市区政府分权，城市管理结构从“一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向“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伴随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分权，城市治理结构又转变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第三阶段是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分权，[3]伴随社区建设和社区功能扩展，政府赋权社区组织，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城市治理结构进一步转变为“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包括社区组织的半自治管理）。[4]

城市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带来了居民社会权利的扩大。事实上，社区组织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与其承担的社会事务之间是不对等的，是责任大而权力小、任务多而资源少，[5]社区组织出于减轻自身压力和促进社区发展的需要，鼓励居民组成各种草根组织，提高自我管理能力，这是居民社会权力扩展的外在推力；同时，居民个性化需求无法依靠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来满足，居民自发成立各种草根组织，自我服务，这是居民社会权力扩展的内在拉力。草根组织成为居民自我管理的初级行动单元，成为社会事务治理的主体，城市治理结构转变为“两级政府、五级管理”（包括草根组织的自治管理）。城市地方治理结构的多层次，既是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社区组织、草根组织之间角色和功能分化的表现，也是它们之间关系调整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关系，而交织着行政命令关系、讨价还价关系、双向依赖关系、交互作用关系。

与政治运行机制自觉转型所不同的是，社会运行机制变革却不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是被迫的、盲目的，伴随“单位制”瓦解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缺位，社会运行机制转型滞后成为整个社会系统良性转型的“瓶颈”。尽管与经济运行市场化相适应的政治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但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与政治运行机制转型之间的落差远小于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与社会运行机制转型之间的落差。

社会运行机制缺位的“落差效应”表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个失衡”：（1）社会阶层结构失衡，有的学者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断裂现象[6]或“丁字形结构”，[7]有的认为除显性城乡二元结构外，城市还存在隐性的二元结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市民与农民工的排斥；（2）社会组织结构失衡，存在过大的政府组织、壮大的经济组织、弱小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巨大落差；（3）社会产品失衡，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文化与传媒、社会管理、人居环境等均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4）社会制度结构失衡，政府与社会远未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协商机制，难以有效解决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5）社会心理结构失衡，出现信仰危机、诚信危机、自杀率逐年攀升等。

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使社会系统远离原有的平衡状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与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巨大“涨落”，社会运行机制转型滞后的“落差效应”放大，中国转型从以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为主转向以社会运行机制转型为主成为必然，经济效率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也成为必然。

二、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性：社会问题社区化

和谐社区建设具有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意义，是政府再次转型所需要的路径。如果说，在中国转型第一阶段，政府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主动转型的，那么，在中国转型第二阶段，政府将适应和谐社区建设需要而再次转型。

伴随“单位制”瓦解，社会建设滞后和社会运行机制缺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并沉积社区。我们以武汉市社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例：

1、禀赋差的社区多，市政基础设施短缺。所谓禀赋差的社区，是指基础设施较差的社区，主要是老街坊社区、混合社区、城郊结合部社区和部分破产企业的单位社区。普查数据显示：旧居住社区占武汉市社区总数的80.24%，[8]其特点是：“四多、四少”：破旧房屋多、违章建筑多、泥巴路多、电线老化的多，活动空间少、活动设施少、绿化少、消防器材少。社区禀赋差导致：安全隐患多，如危房坍塌危及安全、电线老化引起火灾，背街小巷多和消防器材不足使人员疏散困难、难以及时救火；活动空间和活动设施短缺，妨碍邻里交往；出行不便；社区组织压力大，担心危房坍塌，火灾等等。

2、弱势群体比例较大，社会救助需求大。普查数据显示，武汉市弱势群体包括：一是户籍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部分退休人员、残疾人、长期患病者、孤儿、鳏寡老人等，他们占户籍人口总数的9.28%；二是外来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工，占城市总人口的12.95%。弱势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旺盛，社区处于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的前沿。据调查，武汉市社区居民生活实际困难前十位排序：收入太低（67.78%）、没有工作（45.88%）、没有社会保险（43.38%）、噪音太大（37.78%）、看病不方便（25.56%）、没有地方停放自行车（24.44%）、水电修理不方便（20.00%）、买东西不方便（20.00%）、孩子课后无人照顾（14.44%）、老人无人照料（12.22%）。[9]

3、老龄人口增加，老龄服务设施短缺。武汉市已进入老年社会，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1993、2002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分别为8.59%、10.23%、12.00%。老龄人口增加与服务设施短缺的矛盾、老龄需求与服务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普查数据显示：武汉市的养老院和老年公寓、老年大学、老年活动室的平均覆盖率为16.07%、17.89%、62.46%，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10]

4、社区功能拓展，体制不顺，居委会负担过重。在“单位制”解体和居民需求多样化的双重推动下，社区功能急剧拓展。社区功能无限性与社区居委会功能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现。社区居委会的职能范围涉及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功能有效的“全能化组织”不堪重负。某社区居委会（老城区街坊社区）2003年工作任务统计显示：承担的任务总数1712件（次），其中公共治安455件、环境卫生260次、医疗保健167件、社会保障159件、人口管理106件、公共设施维护97次、文体活动56次、内部行政事务412次。社区居委会全能化是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全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关系不顺的表现。

社会问题沉积社区具有双重社会效应：一是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社会问题下沉的“筐底”，社会问题从因“单位制”解体所出现的游离状态到因社区重建所出现的沉淀状态；二是社区成为利益主体的博弈域，多种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将社区作为博弈的主要场域。社会问题社区化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既意味着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建设和谐社区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意味着在社区这个基层单元、基础层面消化社会矛盾成为可能。

社会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既包括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直接性公共服务和间接性公共服务，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生产方式创新。我们不可能以单一的制度、单一的组织、单一的生产方式来应付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运行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学会与市场协作；同样，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学会与社区合作。

三、政府与社区合作的可行性：地方治理民主化。

社会问题的地方化（集中在地方），地方政府的压力大于中央政府，社会问题的地方化也需要问题解决的地方化。只有地方民主化及其内生的参与机制，才使社会问题的处理、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可行性。社会运行机制转型，就是社会运行的参与制替代社会运行的单位制的过程。

可控性分权带来可控性民主。所谓可控性民主，是指执政党作为决策者力求建立民主收益和民主风险的平衡机制，逐步建立公民有序的民主参与机制，既扩大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又将民主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地方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伴随转型过程而自我完善。就时下中国而言，地方民主化集中体现在：地方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公民参与行政过程的机会扩展和能力提高）、社区草根民主化（居民草根组织的生长以及社区治理过程的民主化）。

处理地方社会问题，治理地方公共事务，地方政府需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收集居民需求信息，如何确定公共产品种类和标准，如何筹资，如何组织公共生产。市场组织面对公共服务会失灵，政府组织单兵突进会失灵，社会组织单兵突进也会失灵；公共服务的可行性依赖于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甚至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合作。[11]

2002－2005年，武汉市在全市所有社区（中心城区和远郊区社区总数为1171个）开展大规模的建设行动，因初期的社区建设行动只包括7个中心城区的883个社区，因而“883行动计划”成为了此次大规模城市社区建设行动的代名词（以下简称为“883行动计划”）。该计划涵盖了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是武汉市建市以来所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12]

1、建立参与式的利益表达机制，将个体需求整合为公共需求。

私人产品不存在需求表露问题，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表达出来；公共产品却存在需求表露问题（即隐藏需求或夸大需求的问题）。收集公共需求信息，解决需求表露问题，需要建立参与式的需求表达机制。

从2000年以来，武汉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的改革实验，加快了地方民主化与居民自治双重转型的过程，自我创生了多种参与式的需求表达机制。它们主要包括：直接的沟通机制（政府与居民面对面沟通，诸如居民论坛、社区对话、社区民主评议政府部门等）、间接的沟通机制（以电话、网络、媒体为中介的沟通，诸如市长热线、电话呼叫系统、社区服务网络等）。多样化的信息沟通机制，为政府采集居民需求信息，提供了制度化渠道。我们以居民论坛、社区对话为例：

普查数据显示：至2005年5月，武汉市召开居民论坛500次。2000年，居民论坛自发产生于江汉区花楼街武汉关社区。它是社区组织主办，居民、辖区单位、政府部门参与的协商机制，具有社区需求表达和公共舆论生成的功能。2001年1月－2004年4月，武汉关社区召开了21次论坛，参与论坛的总人次数为409人次，平均每次论坛为17人次。居民论坛的特征：一是参与主体多元化。从参与人次数看，社区组织92人次（22.49%）、居民237人次数（57.95%）、政府官员60人次（14.67%）、辖区单位代表20人次数（4.89%）。二是协商议题以现实问题为主，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实际问题占论题总数的71.43%，涉及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社区服务、人口管理、社区文化等多各方面。

普查数据显示：至2005年5月，武汉市共开展社区对话329次。社区对话产生于2003年，是《楚天金报》作为第三方策划，政府部门主办，社区组织、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参与的协商机制。我们对其中的24次社区对话进行统计分析，其特点：一是普遍性。市政府和6个区政府的职能部门主办过或参与过社区对话，政府官员参与200多人次，60多个社区的300多名社区组织、居民、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与过社区对话。二是多功能性。社区对话具有信息收集、问题处理、结果反馈功能，相对于居民论坛而言，处理问题和结果反馈更为有效；从反馈情况看，通过社区对话，解决了20个环境卫生问题、12个社区安全问题、27个基础设施问题、23个社会服务问题、9个城市管理问题。

需求表达的集体选择机制，让参与者学会辨别什么是正当需求、什么是非正当需求，学会自我约束、彼此妥协，这是克服公共需求表露问题的有效机制；需求表达的集体选择机制也是地方民主化和居民自治交互作用的过程。

2、建立参与式的协商机制，测量和评估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对于同质的共同性需求，政府容易确定供给数量和质量；但对于异质的相似性需求，政府组织、社区组织、草根组织、居民个体等需要通过多次协商，才能确定数量和质量标准。“883行动计划”具体细化到每个社区的每项项目的具体数量和质量指标上，具有面广、规模大、细致入微的鲜明特点。例如小夹社区“883行动计划”项目包括：改造8条道路（2700㎡）、维修房屋12000㎡、改造下水管网300㎡、拆除违章建筑物7处（1410㎡）、修建办公活动用房56㎡、整治油烟扰民（13家餐馆）、新增绿化面积180㎡。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精确量化的，量化的程序是什么？

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计划程序不同，“883行动计划”建立了一套“自下而上、上下互动、多方协商”的项目运作程序：（1）项目申报——社区组织与居民协商，拟定项目数量和质量；社区组织公示，征求居民意见；街道办事处根据资金投入情况和居民需求，与社区组织和居民代表协商，确定项目数量和质量，报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项目审核——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审核上报方案，各职能部门对涉及本部门的项目提出明确实施意见；对批准实施的项目，区财政先拨付启动资金。区政府将审批的建设方案报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备案。（3）项目招投标——对于大型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区政府采购中心通过招投标，确保价格合理，质量到位。（4）项目验收——社区组织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自我评估，向居民公示自我评估情况，征求居民意见；在居民基本满意的基础上，社区组织和街道办事处申请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验收；区审计局对项目资金投入、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评估项目绩效。

居民参与项目建设，提高了居民对“883行动计划”成果的认同程度。居民对社区总体状况的满意率（包括满意和较满意）为84.45%，其中，对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社区绿化、社区道路、社区照明的满意率分别为84.44%、76.66%、78.88%、71.21%、95.56%、92.22%；同时，居民对服务设施效用状况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健身设施、文化设施、少儿服务设施、老人服务设施、卫生服务站、劳保服务站对自己“帮助很大或较大”的居民分别为91.11%、80.0%、61.0%、77.78%、62.22%、88.88%。[13]

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面对面协商，既是各方协调彼此利益关系的民主机制，也是各方协商确定公共需求数量和质量标准的测量机制，这种民主式的公共需求定量方式，是避免公民隐藏需求或夸大需求的有效方法。

3、建立多元筹资机制，整合财政资源和民间资源。

在资源分散不为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组织所独占的条件下，增强地方政府的筹资责任，提高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就尤为重要。地方政府需要依托职能部门，利用行政机制，整合财政资源；依托社区组织和草根组织，利用自愿捐资机制，整合社区资源；依托辖区单位，利用共建机制，整合单位资源。

“883行动计划”三年投资规划总量达5亿元，出现了宏大的财政资源和民间资源流转现象并形成了多元筹资渠道，市、区、街道财政投入分别占总投资量的18.43%（1.03亿元）、33.65%（1.86亿元）、19.99%（1.11亿元），社区自筹资金占2.04%（0.135亿元），辖区单位投入占15.33%（0.85亿元）。

市区街财政投资采取了按比例配套的筹资机制。市财政按1：1配套，向各城区拨付建设资金；区财政也按1：1配套，向各街道拨付建设资金。按比例投入机制的可行性：第一，它具有双向约束与激励功能。市区街之间构成了正比例投资关系：区财政投入越多，市财政配套资金就越多；街道财政投入越多，区财政配套资金就越多。这种投资机制能有效避免隐藏投资需求或夸大投资需求。如果街道隐藏投资需求，导致供应不足，自己吃亏；如果夸大投资需求，导致供过于求，成本增加，得不偿失。第二，它以市区街财政分权为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武汉市开始了市区街三级财政分权过程，2001－2004各年区级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总收入比例，分别为33.05%、33.41%、53.41%、52.72%；[14]市区街各有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按比例投资是可行的；三级分权也使市区街的利益边界趋于明晰，地方利益走向制度化，通过内部投资吸收外部投资，改善辖区内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有利可图，因而有投资的内在动力。

社区自筹资金总额达1135.2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2.04%，它来源于社区自有资产收入和居民自愿捐款。2000年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时，武汉市与全国其他城市做法不同，没有将社区自有资产收归街道办事处，而是让社区自主经营，其出发点是社区组织经济上的独立，有利于行为上的自主。[15]社区在“883行动计划”中自筹资金状况，证明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资本密集型产品，需要政府财政投入；但楼道清洁、居民互助、邻里交往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居民捐资自治，由于这些邻里产品贴近居民实际需求，居民也有自愿捐款的内在动力。

武汉市七个中心城区参与共建的企事业单位5504家，单位共建机制包括自筹自建机制和自愿赞助机制。“883行动计划”要求单位型社区，费用由其所在单位自筹并自行建设，政府负责指导和监督；辖区单位作为利益相关者，与社区存在利益关联度，也有筹资的积极性，如小夹社区辖区单位赞助14.2万元。[16]

多元筹资机制既是地方分权所带来的资源分散与流转的表现，也是成本分摊和收益共享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

4、政府转变角色和功能，建立多种协作式生产机制。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依据产品种类、角色分化（安排者、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将“掌舵”和“划桨”的职能分开，建立多种协作生产机制。

“883行动计划”实施项目分为：一是硬件建设，包括改造电网、拆除违章建筑、改造下水管网、道路建设、安装路灯、增加绿地和活动场所及健身器材、新建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等。其中既有资本密集型产品（如街道服务中心、道路建设、电网改造等），也有劳动密集型产品（改造下水管网、安装路灯、增加绿化面积）。二是软件建设，包括推进政府转型，改善公共服务职能，发育居民自治，提升社区自治功能等。

（1）硬件建设采取多种生产机制：内部生产Ⅰ——政府既是安排者也是生产者，即政府作为安排者自己组织生产；内部生产Ⅱ——单位既是安排者也是生产者，即在单位型社区，单位作为安排者自己组织生产；合作生产Ⅰ——安排者与生产者合作生产；合作生产Ⅱ——安排者与消费者合作生产；合同生产——安排者通过招投标，以合同方式，把资本密集型产品外包给企业生产。对此，我们以江汉区满春街为例，用下表说明。同乐社区“私养公助”的绿化模式，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合作生产Ⅱ。同乐社区是一个老街坊社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拆掉危房，建起数栋多层楼房（称为“插花”），没有绿化带。只有“插花楼”留下的平台是唯一可供绿化的空间。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在沟通中，找到了“私养公助”的生产方式：街道办事处出资购买花草，由居民种植并归其所有。其可行性：政府出资，解决了资金问题；产权明确，居民有了种植花草的内在动力，也实现了长效管理；具有正外部效益，花草虽归个人所有，但改善辖区环境，人人受益，这是最重要的。

江汉区满春街社区硬件建设的生产机制[17]

（2）政府管理与服务采取承诺制。2000年以来，武汉市率先在江汉区开始政府服务承诺制试点，[18]市委市政府以“883行动计划”为契机，全面推进政府服务承诺制，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武汉市新一轮政府服务承诺制的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包括了所有与城市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部门，解决了试点阶段存在的试点部门与非试点部门的冲突。二是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配套。政府部门服务承诺做到：明确承诺主体、明确承诺内容、明确履行承诺时限。以江汉区消防安全为例，承诺主体是区消防科；承诺内容：“119”火警电话畅通，24小时“有险必救、有难必帮”，五个工作日内受理消防许可证审批或建筑工程的装修、改建、扩建等审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咨询和消防素质教育。[19]为解决承诺效果的及时监督问题，武汉市开始在江汉区实施城市管理网格化试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政府公共服务承诺履行情况，实施全过程、全时段的监控，技术创新带来制度创新，解决管理中相互扯皮、相互推诿的顽症。

（3）多种形式的居民自治。普查数据显示：至2005年5月，武汉市开展民主评议社区组织成员595次、民主评议街道办事处464次、民主评议政府职能部门409次、居民论坛500次、社区对话329次、社区事务公开3100次。居民自治得到较大发展，居民自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自治形式，诸如文化团体自治、门栋自治、院落自治、业主自治等。居民自治的特点：组织化，草根组织是居民开展自我管理活动的组织形态；制度化，居民自我创设了以共享、合作、互惠为基本特征的社区规范，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如小夹社区的草根自治：[20]

小夹社区位于汉正街，是商业和居住混合的社区，辖区有13栋多层楼房（1-3层为商铺和仓库，4层以上为居住用房）、4个大型市场、800多个商业网点。社区通道狭窄，房屋走廊狭长黑暗；物业公司管理1-3层，4层及以上无人管理。偷盗抢劫、垃圾暴露、邻里纠纷常常发生，政府多次整治难见成效。1998年，该社区的5号门栋在朱文娟等的带领下，经过多次协商，共同出资安装电控防盗门。后来，住户又自我管理楼道照明和卫生，2001年成立了自管会。到2003年，该社区共有23个门栋成立了自管会，制定了门栋自治章程和门栋宣言，负责防盗门安装、楼道清理、路灯更换、水费收缴、纠纷调解等。调查表明：80.41%的居民找过自管会，87.63%的居民有事会先找自管会，81.44%的居民认为自管会能解决多数问题，认为治安状况、楼道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的居民分别为62.8%和90.72%。95.88%的居民认为有必要成立自管会。

多种协作生产机制既是政府角色和功能转变的体现，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居民角色和功能的调适，更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发展社会资本的过程。

四、基本结论：新型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

我们可以从分析中国转型过程和武汉市社区发展经验这两个角度，提炼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社会运行机制的7条基本原则：1.分权：分权是社会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中央和地方分权，不仅是中央和地方角色、功能的调整，也是促进地方内部分权的重要变量；它既可以激活中央活力，也可以激活地方活力。2.公正：公正是社会对政府角色的期待。在中国转型进入第二阶段，政府需要更多地把效率交给市场，把公正留给自己，建立现代社会福利体系。3.协商：协商是和谐社会的标志，是地方治理和草根民主的运作机制，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机制；党和政府要善于将协商民主植入社会建设和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过程中。4.协作：协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机制。不论是需求表达、数量和质量确定、筹资、生产、评估等环节，都需要政府内部、社会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作；协作首先需要分工，从中国实际出发，需要明确划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不可简单套用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所谓权责模糊，我们需要经历先明晰再模糊的过程。5.竞争：竞争是公共生产的效率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政府需要将“掌舵”与“划桨”两种职能分开，引入民间资源，促进竞争，当前，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创设，激励富人投资于慈善事业，增强社会救助能力。6.法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它既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制度保障，也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制度保障。7.草根：草根组织是社会发育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地方政府民主化与社区草根民主化，是城市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两个齿轮；草根组织是社区草根民主的组织机制；居民自治既是重建社会运行机制的慢变量，更是制约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