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城乡收入差别急剧扩大了:如表1所示，1998年，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别是2. 5 : 1:此后，便呈逐年扩大之势，到2002年时，城乡收入差别己经扩大到3.1:10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别实际还要人得多，“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后者是访的3.5倍以上。”(李哗鸿，2003)。更为严重的是，城乡收入差别这种小断扩大的势头迄今尚未显现任何颓势的迹象。

对于近些年来的这种城乡收入差别持续不断地急剧扩大的势头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本身就应该是中国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且还因为快速提高（占全国人口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从而增加农村家庭的有效需求）还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不断扩张的国内需求来支撑一个持续、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以及防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的城乡收入差别急剧扩大的背景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长（从1998年—2002年，GDP基本维持在7－8％之间，但这种较高水平的增长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分布却极不平衡；在过去的五年中，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增长率最低，年均增长率仅为3％；而同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则比第一产业增长率高出许多，分别为9％和8％左右。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非农业部门的增长率维持一个大大高于农业部门的增长率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合理的；换言之，中国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增长率都将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别扩大果真不可避免吗

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有先恶化，而后再改善的趋势。对这种倒U现象的理论解释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易斯两部门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主要集中在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有限，随着现代部门规模的扩大，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多，最终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殆净，从而引起农业工资的上升；但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合拢之前，它们之间的收入差别会先扩大，而后再缩小。

然而，2000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利用时间序列资料，在考察了(6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消费增长与吉尼系数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诸如吉尼系数这样的收入不平等之间并没有系统的关系……；（例如)20世纪90年代乌干达恢复了经济增长，平均每年达到5％以上；吉尼系数在5年中，从0.36下降到0.34,。该结论表明，库兹涅茨的倒U论，迄今为止还仍然停留在假说阶段。

上述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经验性分析还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是趋于扩大还是趋于缩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政策。如果政策选择科学，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就完全可能避免城乡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使之有所缩小。

三、乡――城迁移的严重滞后是中国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城乡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差距的条件下，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还将持续下降（1996 年，中国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0.4%,到2002年，该比重仅为15.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乡――城迁移，那么，与农业附加值较低增长率相联系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也必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如果不存在乡――城迁移，农民的收入则基本决定于农业附加值的增长，或即使存在乡――城迁移，但由于这种迁移的规模过小以至能够给农户家庭带来的收入增长赶不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那么城乡收入差别仍将会继续扩大。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收入)增长率的差距越大，那么（与防止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所要求的乡――城迁移规模就越大。因为在乡――城迁移规模已定的条件下，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增长率的差距越大，则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在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收入增长率差距已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乡――城迁移规模越大，则城乡收入差别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从过去一个时期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变化看，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1985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还不到1/5，可是，到2002年时，该比例就已经上升到了1/3。显然，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的提高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从发展的趋势看，鉴于在超小规模均田制条件下，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仍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就业岗位难以大幅度增加的实际情况，那么，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就主要取决于乡――城迁移规模的扩大了。

目前的乡――城迁移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如上所述)城乡收入差别不是随着人均GDP的快提高而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当然，由于受到户籍制和城市政府的政策限制，农民工不能获得城市正式工作岗位，而只能获得城市非正规就业岗位；农民工进城只能对其相关劳动力市场工资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直接考察农民工工资与农民纯收入之比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然而，即便如此，城乡差别也相当大。2001年，农民工人均工资为5553元，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两者之比为2.4:1。

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当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时，就会导致工资的下降，反之亦然。而根据劳动力剩余两部门理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如果市场机制在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能够较为充分地作用)，城乡工资差别多半会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大约在50%左右 (刘易斯，1989)。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目前城乡工资收入差别仍然相当大，同时由于乡――城迁移受到非经济因素的严重干扰，乡――城劳动力流动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这可能就是中国在(自80年代中期乡――城劳动力流动制度和政策松动以来的近20年时间里，城乡工资差别仍然没有明显缩小的重要原因。

除了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可以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外，还有其它许多可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概括)消除或减轻贫困主要有三种方法：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支付和为穷人开发新的项目。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第一种方法似乎并不明显，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财富(GDP)增长很快，但农村穷人福利的增加却相当有限。第二种方法(转移支付，如救济)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形成造血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农村贫困的目标更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来实现。目前，中国农村贫困的劳动力人口最需要的可能还不是救济(因为救济并不能使之彻底地摆脱贫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歧视性待遇。实际上，“今天亚当·斯密的社会和谐论已经被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原理，即在市场体系中，竞争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泰勒，2002)。如果城市政府在就业问题上，能够较为公平地对待来自农村贫困劳动力人口的竞争，那么，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就不会那么难解决了。第三种方法是开发新的项目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机会在城市地区已经很多，重要的是促进农村贫困的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

四、城市政府歧视性政策及其对乡――城迁移的影响

迁入地政府对乡――城迁移活动趋向于否定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最重要障碍。在最近的几年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性政策仍然十分杂乱和繁多；关于这种限制性政策或手段，有关专家（以北京市为例）做了如下归纳：第一，对外来人口实行总量控制，优先保证北京下岗工人的再就业。第二，限制外地人就业的行业和工种。第三，限制用人单位使用外来劳动力。第四，通过烦琐的管理增加农民工来京就业的成本。第五，经常采取运动式手段清退外人口(李强，2001)。

毫无疑问，上述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含有明显的歧视性特征。这种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使原本单纯的经济活动复杂化，扰乱了正常的迁移活动，而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农民工在城市获得较高工资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城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迁移活动的发生。比如，现假定有A和B的两个工作地点，工作地点A提供的工作对特定求职者(如农民工)具有明显的歧视性特征，而工作地点B提供的工作岗位则对工人一视同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它条件相同，求职者显然都会倾向选择工作地点B提供的工作。除非工作地点A的工作岗位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待遇作为对被歧视者的补偿，否则工作地点A就不可能象工作地点B吸引那么多的工人。在工作地点A，工人所受到的歧视程度越高，他们所要求的相应补偿性工资也越高。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城市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如北京、上海等)，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程度往往也越高，反之亦然。这是为什么大中城市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一直与小城镇农民工工资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更为充分地作用(即减少歧视性政策)，那么大中城市必将能够在吸纳农民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城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外，信息的不完全也严重地制约了迁移活动的发生。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农民工进城寻找工作的方式是仍然非常传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途径是依靠“家人、亲戚和朋友”，其分值(3395)远远高于其它途径的分值(如重要性排在第二位的区县公立职业介绍所，其分值仅为2687.，李强，2001)。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非农业经济增长率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可能维持一个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要试图成功地遏止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就必须有(与这种增长率之间差异)相应的乡――城迁移规模。中国能否在未来一个时期实现相应规模的乡――城迁移又将取决于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经济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民工在城市搜寻工作提供先进的系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