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进入旧版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创微课堂公益组织如何进行政策倡导
2017-06-12 00:16:41 来源:益•讯|社创微课堂 作者:陈嘉俊 【 】 浏览:5次 评论:0

 

主持人:亲爱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主持人胖菊。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周三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博世益学堂线上课程。

本次课程由博世益学堂和苏州社会创业家骨干能力提升计划联合呈现。

苏州市社会创业家骨干能力提升计划是由苏州工业园区社会创新发展中心、苏州社会创业家联盟主办、益+学院联合主办,项目主要是为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人士提供学习行业必备知识、提升能力以及拓展事业和资源链接的服务。

公益时报在2014年做过一次统计,有超过60%网友认为助残类组织应该多做一些政策倡导活动。所谓政策倡导指通过呼吁政府通过立法、制定法规等方式。那么公益组织如何正确又有效进行政策倡导以达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目标。本次博世益学堂我们有幸邀请到拜客绿色出行创始人陈嘉俊老师为我们分享公益组织如何做政策倡导。下面有请陈嘉俊老师。

讲师:大家好我是陈嘉俊,今天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想今天不仅是我单方面和大家做分享,也想听下大家关于共享单车和自行车回归城市怎么做有哪些建议。很期待在我的分享完毕后和大家进一步交流。

今天分享主要分为5部分。首先会做简单自我介绍,自我介绍里会将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融入进去,希望不要变成打广告时间,而是透过一些故事和经历向大家介绍我自己,并且在介绍过程中把一些观点和想法分享给大家;第二部分讲下我们机构如何做政策倡导;第三部分分享怎么理解政策倡导所要推动的社会改变;第四部分做个简单经验分享;最后会跟大家一起互动。

我本科读环境工程,研究生读心理学。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本科读环境工程,研究生会读心理学,当时在本科读环境工程时,它属于末端治理行业,污染并不会消失只是被转移而已,在我看来是事后解决。心理学更多反映人心或偏社会科学,当时开玩笑说我是在“弃医从文”。

这些选择对接下来一些工作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潜移默化建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我看来,所有技术和科技都是中性,关键取决于怎么用。

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并不一定是没有解决方案或这个解决方案大家不愿用,而是这个解决方案大家并不认为需要花很多成本去做。例如,我们凭什么去给山区小孩送免费午餐,或那些脑瘫、罕见病甚至一些先天性心脏病这些特殊群体,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凭什么我们要去投入社会资源。所以在我看来,更关心怎么推动社会资源调配,而不是怎么通过所学专业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

这里会展开一点关于公益话题,今天在面向公益小伙伴群里聊政策倡导,那么政策也是放在公益框架里去讨论。不知道大家对于公益和慈善理解有什么差别,在我看来慈善更多是同情心或服务于个体,而公益更多是同理心,或服务于公共,是公共服务推动以及公共价值的捍卫。

关于慈善,可能会理解这个人有需要,所以给他钱,或觉得这个老奶奶、老爷爷晚年很孤独,需要陪她聊天,这是一般的慈善或慈善服务。

关于公益逻辑可能会思考为什么老奶奶在晚年会比较孤独,她的孩子在哪里,或我们民政系统、社会,给这些老龄化或老龄群体一些怎么样的生活和城市基础服务。从公益角度,可能不仅仅是关系个体,更关心这个群体。如果说公益社会倡导或政策倡导,会通过改变政策,推动民政部门关爱老人的政策,推动立法让孩子赡养父母等等方式去做。


2我们可能在做政策倡导

这是两张自我介绍,相比这些机构头衔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更理解自己是一个社会公民。一个孩子父亲,一个自行车使用者,也是一个城市人。所以接下来分享这些公益倡导、政策倡导案例并不是来自于所谓大公无私或为了社会,更多来自于私利,来自于自己的需求,然后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同时想到还有更多跟自己一样的其他同伴,所以选择一个并不简单为自己争取权益而为这个群体争取权益的一些行动。

其中一个是曾经参与澎湃新闻策划,对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地方地铁对婴儿车友好程度策划做评选,这件事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倡导。对于公共服务倡导不一定是公共政策倡导。在地铁里有非常多元群体,这些不同出行群体里可能有推轮椅、推婴儿车、带折叠自行车、需要拄拐杖的盲人朋友,在这些多元群体中,他们的需求有没有被地铁考虑。另外现在地铁里一些满足这些特殊群体需求的基础设施是不是足够。这一考虑刚刚讲到,这是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价值立场,不是为了哪个盲人朋友或哪位推婴儿车的妈妈,是为了这个群体。

基于这个需求,策划了一个活动。找了三位过去一个月没有搭乘过某站地铁的朋友,让他们推婴儿车从地铁站出站达到我们目的地,从地铁车厢到目的地,体验过程无障碍和周边基础设施对婴儿车友善程度,做一些媒体报道。这个事情达到目的,一方面,目前地铁或很多公共交通,更多考虑年轻、健壮、男性白领,这些工作者会考虑的轨道交通。为什么说年轻、健壮的男性呢?因为地铁很挤,如果自己身体差点或头晕感冒,还真不一定能够挤上地铁。另一方面,地铁车厢设计没有考虑太多特殊情况,比如行李或婴儿车,只考虑到把地铁看成一个交通通勤场景。事实上有很多特殊需求要通过公共交通,例如携带大件行李,要推婴儿车,这些细节在公共交通里面没有被考虑太多。

通过这些特殊群体在公共交通的遭遇表达媒体策划,告诉大家并不是这些人不出现在地铁或一些公共场所,而是这些公共场所对他们太不友善,所以他们根本出不了门。另外一个把一些平时没有发现的问题呈现出来,因为作为健全人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问题,但通过一些媒体策划,刚刚讲公益事业具有同理心,能够同理到这些特殊群体,能够看到他们在推轮椅、推婴儿车时所看到的一些画面,无形当中让普通人、健全人能够理解这个群体。

地铁无障碍我们还做了很多,包括我夫人怀孕时,由于上下班时气压较低,或人比较多在地铁头晕,结果发现地铁没有氧气瓶,或其他一些紧急医疗措施。随后我就发了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说要给地铁捐氧气瓶和一些紧急医疗物品。后面也有地铁朋友找到我沟通这个事情。我想要一个更人性化公共交通,或更大一些,对人更友善的公共政策。城市的设计、管理需要表达,而且这种表达可能不仅站在自己立场,还需要一些同理心去发现别人的需求。

有人觉得现在生活美好或认为这样已经足够,可能并不需要推动社会改变或政策改变。但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不协调或觉得这个公共政策、城市管理措施对于像我一样的健全人或有学区房的人来说没问题。但我能够理解到他人,还有其他跟我不一样的人,这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在这种公共政策之下是被忽略,他在这种城市基础设施供应过程中得不到尊重或不被考虑。我能够理解这个群体,同时为这个群体发声。在我理解,这是比较健康政策倡导、发声或立场。

作为例子,过去十年每个骑自行车朋友都会感受到自行车出行不方便,为什么?拜客在推动自行车出行,可能有些人觉得骑自行车不方便,就不骑自行车;城市空气太糟糕就移民或搬到到其他城市。所以想谈推动公共政策其中一个很重要是相信改变,并且相信我们需要参与。如果我们对问题态度避开或视而不见,应该并不会出现所谓的政策倡导,而可能出现移民潮。

我们过去在推动自行车交通回归城市过程中做了件蛮有意思事情,送自行车给市长并且跟市长骑自行车。有人说在作秀,也有人说向公权力低头,在我看来偏偏是我们用这种方法在消解公权力。

在过去或目前政治体制下,往往领导说了算,而且越大的领导决策或权力就越大,而这个领导可能会忽略一些少数群体需要,而我们做法是通过每年持续不断地约市长,跟市长互动,让市长表示对自行车关注。这样舆论成为广州市政府政策惯性,这任市长在跟拜客互动,下任市长也在谈论自行车,下下任市长也在说自行车,那下下下任市长会看到,前几任市长都在谈自行车,这是城市人意志,一个城市发展惯性。

慢慢城市发展不完全由政府官员意志为主导,不是说他要修一个高速公路就可以修高速,他要修摩天大楼就修摩天大楼。而真的让民意参与,这种民意参也许不完全是一个一个事件参与,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发生跟政府互动,跟官员互动而形成一种机制。在这个城市就想谈论自行车怎么回归城市,形成一种良好民间和官方及媒体互动关系。

第二个案例是我们过去多年工作。因为广州是一个河网密布城市,也算是滨海城市,在珠江口,所以广州有很多桥,而这些桥在过去绝大部分都不适合骑自行车,甚至禁止骑自行车。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过去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立场是自行车和步行应该具有可通达性,现在小汽车可以去到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反而步行、骑自行车去不了城市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认知。所以一方面在推动广州过江桥梁能够通自行车,允许自行车上桥;另一方面通过这样倡导、呼吁,也在慢慢建构大家对于交通认知,对自行车和行人,每个地方都应该留有自行车和行人通道,反而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禁止私家车进入,要改变大家对交通认知。

推动桥梁增加自行车道怎么做呢?过去一方面通过调研,给广州每条桥做体检,有自行车通道的桥铺装、路面是不是平整,会不会有一些不平的地方会让大家在下坡时摔倒。另一方面有些桥没有自行车通道的原因有哪些,原来有些地方因为有桥的光亮工程,有射灯、有照明,把原来预留自行车通道都用来放置、架设灯光设备,这是可以推动切入点。还有的桥施工建设标准没有考虑到自行车,所以没办法增加,那就会推动他在做新桥建设时考虑增加自行车道。

有两个案例都是在最近一年要在旧桥旁边建设新桥,我们就在两会当中,向媒体发声提出建议,在新桥设计中预留自行车车道,透过这样方式推动基础设施改变。

还有一个案例用行为艺术方式。广州大学城的小洲便桥,广州大学城是一个孤岛,小洲便桥是唯一一条通行人和自行车桥。当时区政府打算拆掉这座桥,然后我们发动大学城师生投票,并且在桥上做行为艺术,写信给市长信箱,通过不同的线上和线下互动方式争取这座桥,除了能够保下来之外,相关政府官员也跟我们说,如果不说还真没有留意到自行车需求。

政策倡导目标很重要,手段也很有价值。手段在于我们通过发声、跟政府部门互动,让他们看到少数人的一些需求或让他们发现一些平常没有留意到,但我们普通市民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点。哪怕这个小洲便桥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争取留下来,但因为我们这种发声方式,通过媒体舆论,通过跟官方坐下来谈的方式,让官方了解民意,某种意义上对未来路桥建设也有好处。对于未来广州甚至周边城市基础设施,慢慢播下一个种子。

除自行车外也曾经推动过广州公开PM2.5。做法也是约市长测空气,最后市长没有测,因为当时数据不太好看。但通过这样方式表达广州市民需要了解这个空气污染信息及空气污染数据。

在约市长测空气同时,还跟广州本地电视台合作发起民间监测空气活动。会在每天找一个市民,可能是知识分子,可能是娱乐明星,也可能是政府官员,又或者是普通市民。每天找一个代表人物测空气,并呼吁广州环保局公开PM2.5。这个策划做了一个月,在20122月份做了一个月,一共28天。还在2月29号那天做了更好玩的策划,找了3个2月29号出生的人测空气,说生日能够再等四年,但空气污染数据公开不能再等四年。

当时2012年国家环保部刚刚发布指导意见,要在4年之内逐渐公开PM2.5数据。可能最糟糕情况在第4年年末,2016年年末时,广州市才会公开这个数据。所以就做了个小小策划,找了3个2月29号出生的人说这句话,其实有点暗讽环保部门,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公开数据。这些内容都会在电视台做录播,发布在新闻栏目上,整一个月每天电视台、媒体铺天盖地说这个事情。所以在同年三月,虽然没有约成和市长测空气,但还是和市长见面,见面第二天,广州市环保局公开PM2.5数据,而广州也是全国第一个公开PM2.5城市。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因为广州有很多监测站广东省省站,所以广东省省站也公开了数据。结果深圳市的几个省站,也跟着公开。这样就从广州、深圳到佛山、惠州等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广东各个地级市都逐渐公开PM2.5数据,后面慢慢全国各地都开始公开。比较取巧是找到了切入点,可能广州数据不是最糟糕,而且它有能力能够监测PM2.5,也在监测,只是没有公布数据而已。换做一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它的数据可能比较好,但是它的监测仪器可能比较落后,没办法立刻公开PM2.5,还需要采购。北京数据比较差哪怕仪器能够监测PM2.5,但领导可能都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3关于社会改变的思考

政策倡导到底要改变什么,最直接是要改变政策。但改变政策又如何,改变政策意味着什么,这个需要思考。在我看来,改变最关键无非是知识、技能还有认知。例如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懂得这种做事方法到懂得这种做事方法,以及过去不认可这个事情变得很喜欢这个事情。

例如以前广州环保部门没有公开PM2.5数据,现在公开了,这是行为改变,这个行为不一定指某个人,也可能是政府机关。我们推动一项政策,推动一个城市基础设施,无非是推动运作机制改变。只要运作机制改变,法律改变,这些政府行为和流程就会改变。政府部门管理方式改变,或某个社会管理方式改变,社会就会改变,或发生问题的环节被解构。

从不知道到知道,例如我们通过一些宣传、倡导,让大家知道原来艾滋病不会通过握手来传播。这可能是比较成功倡导或传播,也包括没有买卖伤害、拒绝吃鱼翅等等。都是让大家从不知道到知道,或从不知道这个事情会造成问题到知道。

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观点和认知。例如,很多做性少数群体倡导机构。一方面在推动政策,另一方面在做推动政策过程中希望其他社会主流重新改变对性少数群体认知,他们并不是滥交、不卫生、不洁。他们只是性取向差别而已,跟普通人并没有太大差异,或说性少数并不是疾病。所以社会倡导既在推动政策,例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一方面在推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和一些文本输出改变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就是PPT里说从不了解、不知道到知道、了解,甚至认可、理解。

用一张图更直白讲为什么需要政策倡导或推动政策改变。这张图是两个人在机动车道上面骑车。但明明有自行车道,为什么不在自行车道上呢?这里面分析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自行车道吗?他们知道。他们能骑上去吗?能!所以在知识和技能层面没问题,那认知层面是什么。认知层面是他们骑自行车为了方便,准点,快捷。修这条非机动车道时路沿石很高,如果普通人,会骑一段然后推车下来,然后再骑。所以这个城市基础设施跟骑自行车人的认知相违背。

从人需求、立场出发,自行车道不应该做成有路沿石的,而尽可能做连贯、平整,这也是一种价值理念。平常说行人优先、非机动车优先,到底什么叫做优先,其中一个很重要是平整和连贯。这是问题所在,并不是我们要把它理解成人们不知道。如果是人们不知道那就会找义工,要求把自行车推到自行车道上。当我们把问题理解成不知道时,可能会做大量宣传教育。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而是大家在自行车道上面不舒服,所以宁愿骑机动车道。当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时,要推动不是知识,而是基于认知去推动。

如果是传统慈善,是授人以鱼,如果没饭吃,就给你饭吃,是授人以鱼。那也会说三点水的渔,如果没饭吃,教会你赚钱的技能,让你有钱买饭吃。

但要更深刻地看待社会根源。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是懒惰还是在这种激烈社会竞争下失去竞争力。如果是勤奋但缺失竞争力,那怎样才能够让这些靠后的人或弱势群体能够重新获得竞争力,可以做再就业培训。为什么贫穷?可能因为被老板欠薪,或因为工伤失去劳动能力,这些致贫原因并不是给他免费午餐或捐多少钱就能够系统性解决。面对这种致贫原因,要找到切入口,可能要推动劳动保障或劳动保险。往更广泛考虑,比如更广泛考虑工伤保险,理赔过程会更加快捷,理赔范围也更加广泛,让因为不同原因受工伤的群体都能够获得应有赔偿,并且能够在下半生得到可持续发展可能性,这个也是我们政策倡导关注地方。

所以政策倡导要推动一种不合理权利关系。为什么企业主能够随时断薪,或凭什么这个规划部门的人能够拍板决定这个城市长得怎么样,这是一种不合理权利关系以及不合适法律规定。另外推动利益重新分配、资源调节。

当然有人说,重新分配资源调节利益关系,那原来利益不是少了吗?可以这样看,所有倡导肯定是带有自己利益群体诉求,但我们站在公共利益立场,代表少数群体,代表还没有被关注、被代表的群体声音。如果你什么都代表,没有特有的价值观,那就不叫倡导。例如,我们代表推轮椅群体的利益,希望能够在马路上有无障碍通道,或盲人道等等。这个肯定是要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如果不考虑这个群体,政府部门会省一笔钱。但考虑这些少数群体,做这种基础设施投入,有人就会说花钱修盲道,也没几个盲人在使用,这个钱投入值得吗?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在我看来,在公共利益或公益立场,可能不是谈效率观而是价值观。

什么叫价值观?如果在中国有个罕见病,只有某个人得了这个罕见病,要不要救他。他可能一辈子的GDP,或为社会贡献可能都不超过一百万,那我们要不要花钱,甚至上亿的钱去研究治疗这个罕见病药方去救这么一个人。如果花一个亿去研究这个罕见病的解决方案去救他,等于亏了九百万。所以从效率观讲,这个事情很低效,让他死掉这个社会成本最低。但从价值观角度,我认为出生在中国,每个社会公民都有免受于灾难或死亡的恐惧,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生存在这片土地尊严。当我们认可这种价值观时,我们会关心这个全国唯一罕见病人,甚至倾全国之力去救他。到底是不是有价值,这个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关心他人氛围和社会文化让社会更加稳定,让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和谐,还有信任。而这种和谐社会、信任感带来的社会资本可能远超过研发这个药成本,所以某种意义上更有效率。

所以我的观点,为了大多数人的政策受益人为少数,为了少数人的政策受益人是为多数人。如果地铁里面,既考虑到推轮椅的人,又考虑到拿大件行李的人甚至考虑到聋哑人群时,是一个为了少数人公共交通,但也绝对为了多数人。因为有一天大家也会老去,大家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情况,当我们拄拐杖时,地铁如果是为多数人准备,为了年轻白领准备,那我可能真的没有力气挤进去地铁。如果地铁可能有老弱病残优先车厢,我们会让这些人优先进去,或说只有这些人才能够进去,肯定对大多数人来讲都好。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少数,甚至每个人既是大多数但同时也是少数。可能是少数民族,可能是近视,可能是女性,可能身高没有一米七零,可能是收入没有二十万,可能没有学区房,可能不是北京人等等,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少数。

如果我们公共政策只是考虑所谓大多数人时,每个大多数交集其实非常少,最终公共政策只可能符合少数人利益。

最后分享一个最近做的案例“有路共享,拒当路霸”。我们策划了“路霸”的概念,泛指道路不文明使用者,霸占道路对道路产生负面影响的人。这个概念怎么来,把妓女称为性工作者这样的概念转移也是非常重要社会推动。如果把性工作者称作妓女,带着一种污名化或歧视,往往带着一种肮脏或下贱的含义。而性工作者是一个中性词,只是描述一种行为,或工作特征。当我们把这个群体用性工作者来代替妓女时,其实我们是放下了成见,放下了歧视。同样,用路霸泛指这些道路不文明行为,其实也要带一种观点,在道路上有些不文明行为,而这些不文明行为会造成道路交通风险。


4经验总结
        最后做一些很简单的总结吧。我觉的在做政策倡导的过程中,对话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你还没有什么资源,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或者说你给政府部门提建议,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所以往往需要站在政府部门的立场,你要给他提一些他能够努力够得着、做到的。而这个过程都是需要聆听的,是需要双方去聆听的。也要去对话,不是说我不管你,我就要这个,你就要给我一个,不是小孩发脾气然后向父母亲哭闹。而是一个平等对话,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会造成什么问题,而解决方案有哪些,并且你是可以怎么做到的,需要对话沟通。

还有就是数据和事实。当没有数据和事实的时候,就会变成争论,就会变成谁的声音大就是听谁的。这样并不好,可能会造成群体性的事件,就是说我要争取这个群体的福利。例如某个小区,突然间把这个小区从这个学区划到另外一个学区了,失去了上这个平台高中的机会和名额。这个小区的业主就会组织一些群体性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可能在目前国内比较难去达成的手段,达成推动政策改变或说实现诉求的手段。他是一种逼政府的方式,而不是对话和交流。当然就是在空间有限的时候,也没办法,如果能够在政策情况下达成效果,那谁愿意这样子的。

回到我们说的数据和事实,并不是仅仅表达诉求。我要自行车道,就要给我自行车道。而是要告诉政府部门,有了自行车道之后会怎么样呢。我的GDP是涨了还是降了,有了专门的自行车道之后,是不是自行车的交通安全会提高,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会下降,而因为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自行车就没有走到机动车道上了,机动车的车速也会提高等等,需要有一些数据和事实。很重要的就是利益相关方,这并不是一个迎合的游戏,并不是我要然后你给,我们是一个价值的网络,甚至说我们推动改变的对方不管是政府还是一个企业,也是我们价值网络的一员,只是作为双方做的方式不一样,角色不一样而已。可能政府是制定游戏规则,企业是提供一些服务和产品。例如,有污染排放的企业,他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我的对手而是实现洁净生产的一个携手的对象,帮助他减少污染的排放,而不是把他打死或者让他关停。所以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的话,我们就能够连接或是整合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或者说是联盟。你叫政治联盟也好,或者是诉求的联盟也好,这个诉求联盟越大,网络越广泛,或者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争取的越多有权利、有掌握话语权、有决策权的人都支持你的时候,成为你这个联盟的一员的时候,你再推动这个事情的改变其实就是顺理成章。如果别人发现这个事情的利益相关方都站在你的对立面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推动这个事情的改变的。

这里面怎么去争取利益相关官方的支持,我觉得还是对话交流以及站在对方的立场。还是拿自行车道的这个事情来说,政府不修自行车道并不一定是他不想修,可能是他没钱。所以对于交通部门来讲,可能我们是需要联手去向市政府或者说更高一级的部门去申请经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交通部门就是一个政治联盟。而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或者罕见病群体,医疗部门、教育部门或者是民政部门就是我天然的一个政治联盟或利益相关方。一定要把他们纳入进来去共同去争取这个群体的利益。

最后就是时机和节点。我觉得时机和节点的话,就有点像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吧。例如这个政府部门就是要把这条桥重新翻修和改造,而你在这个过程中跟他提这条桥里面加自行车道就好很多。而这条桥刚修好你就跟他讲你这条桥很差、有问题,要增加自行车道,那就是讨人厌,而且也不现实,重新立项也很难。所以一定是要找一些能够切入的、在你能力范围能够做得到的,以及你切入了之后政府或者是你要改变的对象能够很快就能做到的。

最后一章说的是对成败的定义。做政策倡导一方面要推动很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说政策的改变,又或者说推动一些污染的企业减少排污,他们的产品更有良心,或者是用有机或没有使用农药的方式去生产等等。这些改变其实是需要很多利益相关方,很多外部性的,并不是说研究提出这个建议就能做到,他的链条很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政策倡导其实也是强调手段本身。手段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消费者运动、一种公民运动的过程去播撒种子让我们的掌权者、政策制定者知道要考虑我们基层市民的需求,要考虑利益相关官方的需要,而这个潜移默化的改变也是一种改变。可能未来我们的推动不一定改变政策,而是我们让一群人改变了对另外一群少数群体的认知观点或者说他对这个少数群体的知识更加丰富了,面向这个少数群体的管理方式从而改变了。

最后就是我们机构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益+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甚至一些质疑和批评。



问答环节

Q1: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在邀请市长参与您们的活动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如何解决的呢?还有就是你们如何邀请到他们的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其实也挺有问题的。邀请市长送一辆自行车给市长的这个事情当中没遇到任何问题,所以后面也觉得挺奇怪的,后面我们总结说时机正好,就他们想表达关注自行车的时机,另外我们当时是一群大学生,年轻人的身份,而且是用一种送单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是联名抗议之类的,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见到市长。见到他,再跟他洗脑或者提建议可能就会比直接,可能会委婉一些。如何邀请到他,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幸运的,跟几任市委书记、市长都有积极的互动,我估计我们都进了白名单了。但这个肯定也是积累,透过慢慢建立别人对你的信任,第一次可能是运气,后面就是你能不能不靠运气就能够跟他互动并且是良好的互动,到后面就是你的能力和智慧了。比如说我们约市长骑自行车,在广州市出台限牌政策时候,市长想表达重视公共交通这个出行方式。就算他不骑自行车可能他也会坐地铁,那我就说自行车是公共交通系统的很重要一环,除了公交还得要转乘搭车,骑自行车回家,所以自行车的接驳也很重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同时顺带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效一些,如果你就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还给他制造很多麻烦,不是不可能但是就是挑战大一点。


Q2:南方发达地区政府比较开明,倡导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内地以及欠发达地区,应该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呢?

这个问题两面看吧,一个是既然南方城市这么发达或者是开明,那为什么只有广州发生了这个事情。或者为什么拜客做了这个事情,其他团队在相似的背景环境舆论之下没有做出来,这里面肯定也有团队的技巧和做事方式的原因。我想今天的讨论也是要剖析这个部分。当然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在南方地区会好操作一些。但是我的观点还是说同样的资源背景,肯定有些团队通过他的经验智慧、努力和坚持,也肯定能够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到的,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目的所在。不然如果一看环境,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了,我找一个好的环境。

对于和政府打交道,我觉得一是一定要了解它的诉求,这个诉求就包括了利益诉求、还有政治上的抱负、他想要达到政绩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用好法律法规,肯定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跟政府谈法律,而且我们的利益也应该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去争取,我们也不可能去争取一些超越了法律所赋予的一些利益回来。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合作伙伴,其实有很多机关单位、事业单位还有媒体,其实是相对比较好谈的,甚至说它有政府里面的资源但是它又不是政府。可以从这些社群、利益相关方入手,让他们认可你,支持你的价值观,支持你的诉求,然后通过他们去帮你争取。更加深刻的说,就是我们没办法能影响政府部门,但是我们都能够影响有能力影响政府部门的那些人,可能是某些学者,可能是市长的老师,或者某些行业协会,又或者是一些联盟,这些联盟里面某些企业也在里面。通过影响A,然后让A再去影响你想影响的那个对象,而不是直接去影响你就要影响的对象,可能也是一个取巧的方式方法。最直白的一些方式就是可能我要找实习生,但是我没办法说服这个学生,那我找他的老师,这个老师要求这个学生来我单位去干活,就是这个逻辑。


Q3:你们在第一次送单车给市长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如何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边界啊?

我觉得机会不会留给那些把事情都准备得百分之一百完美的人,当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你就要去action了,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感受。有很多人都曾经想过要为自行车做一些事情,就像现在的共享单车一样。共享单车一出来,大家都说我以前都想过,但是绝大部分人想过,但是有些人做了。我觉得困难都是需要用行动去解决的,当你没有去行动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想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困难。但是你去行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边行动,我觉得困难就一边在解决。一边往前走,你的能力,你的智慧、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高,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是一个深度的德鲁克迷,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建构和思考。我觉得未来只会有组织,不存在政府、公益机构,也不存在企业。未来可能就是人的一个结社或者是人与人的群体,因为说到底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暴力机关,其实好像现在绝大部分职能都可以有其他替代品。而公益机构好像也是,公益机构提供什么,他提供的服务好像没有企业提供的服务更有效率。他提供一种公共关怀吗?他又没有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去解决的好。好像公益机构也就是做一些监督和倡导,或者说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帮扶。但是现在企业又在做公益,公益组织也在说要做社会企业,而政府也谈和谐社会,谈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另外政府也在做企业,国企。所以现在感觉每个地产或者说每一个社会三元角色的每一个角色都在跨界,而这种跨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互相消解或者说边界越来越模糊的过程。最终可能,我觉得甚至连军队都是自发或者是说志愿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护一方水土。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人只愿意保护这个地区,那个地区的人只愿意保护那个地区,可能就会从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这个是开脑洞,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五六十年后的一个想象。


Q4:公益组织很多时候都是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例如心脏病儿童,随着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所以有些公益组织不做政策倡导,但是做着做着服务受众就被政策给覆盖了,那么这时候公益组织如何做转型呢?

其实正常组织都在转型,是吧。政府的职能也在变,企业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同样的公益组织肯定有不同的使命和定位。而且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做着做着服务受众就被政策覆盖掉了。只是也考虑政策覆盖的服务方式,给受众所提供的的是不是受众最需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公益组织也是可以做一些引导,或者提供一些更加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监督,从没有政策到有政策,有这样的服务。然后我们就要监督这个政策的落实。例如说原来邓飞在做免费午餐,后面政府部门在拨款,可能我们一开始从自己捐钱给小孩到推动政府去拨款,再到监督政府在拨款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或者贪腐的东西。伴随着议题的不断变化,公益组织对议题的切入点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讲,我觉得公益机构的价值还是把一种价值理念做传播,把一些未被发现的议题变成主流以及做一些第三方的监督,不管是对政府还是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结社,让有共同价值理念的人在一起,通过民主协商和协作的方式,围绕着公共的利益去探讨和行动。我觉得是公益组织通过普世的一些价值理念和做事方式去重构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的价值。基于社会的一些特殊服务,慢慢可能会变成企业,它会去做或者政府所关注的。


Q5:你觉得拜客推动的目标,和摩拜的目标是否一致?你如何看待公益和商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也谈得挺多的,目标的话还不完全一致。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一个自行车友好的城市,目前摩拜还更多地是让更多人骑上摩拜,或者说一个智能化的物联网的城市。这里面有差异,包括做事方法以及跟政府的互动,来推动这个事情的一些路径。我们更强调的是公众的参与,更强调的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公益,企业的话它不会承担这种外部性吧,更多的是怎么样让更多的用户在使用它的产品本身。

但肯定有合力的地方,绝大部分是交集的,所以我觉得解决社会问题,肯定不能单靠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可以是支点,做撬动、做桥梁、做对话的平台、做监督,但是它可能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主体,一旦它成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可能它的角色就变了,或者就变成企业或者政府了。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主流的服务和产品,是通过捐赠、通过一个自由结社产生的,目前可能短期内比较难。另外一个就是只要这个事情是社会的、大众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巨大的商机,所以企业或者用企业的形式,我觉得会对发起人更加有利吧。

相同的地方我觉得肯定要有社会需求,如果没有社会需求的话,没有人要骑自行车,那不会有摩拜,也变不会有拜客在为骑自行车的人争取路权嘛。所以大家肯定要回应这个社会需求。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
Tags:政策倡导 责任编辑:admi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株洲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可购买..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