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援他人而牺牲的志愿者冯勇等人已长眠在可可西里大地。愿死者安息。但他们的不幸遇难，却给中国逐渐兴起的志愿者活动敲了一记警钟。缺乏法律保护，志愿组织自身的管理、培训和项目评估不足，成为——志愿者事业的软肋。

    ■志愿者遇难经过
    11月30日中午12时，青海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以下简称索站）冯勇等6名志愿者开车到野外拣拾垃圾，在距离保护站十余公里的地方，吉普车出了故障，陷入河滩中。冯勇和另一名志愿者徒步返回保护站求援，其他人原地等候。

    下午2时，留候的4人也决定徒步突围，并于下午6时安全返回保护站。回站后得知：为救援他们，当天下午5时多，已顺利返回的冯勇到离保护站不远的南化集团格拉管道工地要了一辆双排座汽车，由驾驶员李明利开车，带上水和食物，又返回寻找他们。当晚，冯勇一宿未归。而当地夜间温度低达摄氏零下三十多度。

    12月1日上午11时30分，在昨日遇险的地方，李亮等找到了去救援的双排座汽车，车尚未熄火，出故障的吉普仍陷在河滩中，李明利躺在吉普的后排座上，冯勇蜷在副驾驶的座位下，两人均已冻僵。

    12月6日，经调查确认，二人是因冻僵、一氧化碳中毒、呼吸衰竭而遇难身亡，此前的众多猜测如遭遇狼群遇险等均被排除。

    12月7日，冯勇遗体火化，部分骨灰被撒在可可西里大地。这是遇难前十天拍下的，21岁的冯勇偶然间捡到了只灰雁，在那个有“生命禁区”之称的高寒地带，任何一个生灵都会引起莫大的关注。如今，一切都成为令人伤痛的回忆。 

    “这是中国第一例志愿者之死。”

    为确保概念的准确性，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特意加上了两个限定词：“公开招募的”和进行“公益活动的”志愿者。

    “志愿者之死”成了一个爆发点，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也好，中国志愿者行动发展20多年，许多问题正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丁元竹说。

    志愿者的公民精神

    1995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长江源和藏羚羊，这一切的改变都与冯勇这样的环保志愿者们有关。

    “我看见索站的志愿者们，站在寒风凛冽的青藏公路上，高举着横幅截断川流不息的车辆，让胆小敏感的藏羚羊越过公路，心里实在是非常感动。”中国环境报新闻采访中心记者丁品曾三上可可西里参加反盗猎活动，他的描述，一下就拉近了人们和那片高原上的志愿者的距离。

    2001年，由杨欣任负责人的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利用义卖书的资金和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的配套资金，推出索站志愿者机制，公开在社会上招募志愿者。

    索站是长江源头第一个，也是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站。在海拔4500米到海拔6000米之间，冬季气温摄氏零下40度，8月也有暴风雪的恶劣环境里长期派出志愿者，在我国也是首次。至冯勇遇难时为止，两年来已有20多批志愿者来此无偿服务。

    凭着一股热情，凭着对一种理念的认同，无偿地去做一件事，这种精神被赞誉为“公民精神”。

    “1979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以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志愿者组织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志愿者大约有2000万至3000万人。”丁元竹说，这个数字指的是合法注册的志愿者组织的登记会员。在中国，登记的非赢利组织有21万个，没有登记的大约有70多万个。

    纯民间的志愿者全国约有10万人。像绿色江河这样的环保组织，大都是真正的“草根层次”的志愿者组织。

    对志愿者的保护无法可依

    “如果死者家属提出赔偿要求的话，就会发现，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双方都无法可依。”丁元竹说，“第一是因为志愿者参加是自愿的，第二法律上没有要求进行赔偿。绿色江河是一个正式注册的合法组织，从法律上来讲它没有什么责任。”

    志愿者之死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提醒社会，志愿者在公益活动中有伤亡的可能性，一旦出现意外，竟没有一部法律可以提供有效保护。

    就法规而言，目前全国只有广东、福建、山东三省有《青年志愿者管理条例》，但这仅是针对青年志愿者的法规，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志愿者。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就如何开展和完善志愿者工作建立一套完善的法规”，“中国政府还没有对志愿者的活动和志愿者的管理，提出一个系统的综合性政策，尤其是在志愿者的培训、管理和招募方面更是没有详细规定。”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委托编写的《志愿精神在中国》一书中说。为志愿者进行人身、医疗保险的话题也无从说起。

    中国民间志愿者组织都处于资金短缺状态。它们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靠国际组织的援助，但国际组织的援助项目里大都不包括志愿者的人身和医疗保险，即使有广东、福建的条例中作出了规定：“青年志愿者组织要为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志愿者进行人身保险”，他们也没有钱买。

    中国志愿者组织的经济窘困来自于法律地位的窘困。

    对于低偿的和无偿的公民服务，英美发达国家有的是立有《公民服务法》，有的是在《劳动法》里有所规定。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社会地位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组织也因此得到法律的保护，它们可以依法筹措资金。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的资金来源组合是：公共部门43％、私人部门47％、私人捐赠10％。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支持慈善事业。

    “我们一直在讨论为志愿者立法的问题。目的是通过立法使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形成一个政府和各界认可志愿者、支持志愿者的社会环境。”

    做志愿者不仅需要热心

    一个好的志愿组织，就意味着它有好的项目，好的项目管理，合格的志愿人员，这些人不但有感人的志愿精神，还要有志愿技能。

    中国大部分的志愿组织缺乏的恰恰是这些。凭着一种想法，借着一股热情，到处去找钱，找来了钱就把它花出去，至于效果怎样，没人知道。这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志愿者组织的现状。

    “志愿者之死，绿色江河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一是项目设计有问题，这个季节不太适合在高原开展工作，而项目设计时考虑不周；二是招募的志愿者本身不适合在高原生活，项目的培训又没有跟上，造成志愿者的高原生存技能不足。”丁元竹这样认为。

    志愿服务有很多环节，比如招募、使用、培训、管理、评估和激励志愿者，但在我国的现实是：宏观上没有相关法律，微观上没有相应政策。

    丁元竹介绍，国外每一个项目都有项目官员，这些项目官员一般都有很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从项目的立项、管理到评估有一整套程序。

    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评价组织。中国的志愿组织是造势多，干事少，最后的结果没人管。很多志愿者付出了时间和劳动，却没有预期的效果。“每年3月5日动员1000多万人，上街清扫，但效果怎样？如果效果不怎么样的话，那这个项目的设计就有问题。”丁元竹说。

    呼唤中国的“公民服务法”

    美国公民参与促进中心执行主任苏珊（Sus调查nStroud）女士认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一个值得称赞的事情是，公民服务在国际上正成为一种潮流，成为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在美国，人们日益认识到，服务将成为一个人终身从事的活动，而不是局限于成年的某一时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公民服务正从大学生，扩展到中年人和老年人。

    2002年初，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要求美国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每个人一生中应参加不少于4000小时的服务活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界的志愿服务活动正在日益增长。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的来华服务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各自不同的职业背景，他们有的二三十岁，有的已年逾60岁，他们志愿到中国西部艰苦地区进行志愿活动。

    专家认为，中国未来应该更多地引入“公民服务”概念，希望未来中国能够有自己的《公民服务法》。

    专家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公民服务立法应当包括：

    ———年满18岁的公民都必须参加公民服务，对于违反者依法处罚，服务是公民的神圣职责，也是对公民进行国民教育、培养公民精神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公民服务不得少于6个月，当前要特别鼓励公民参与社区建设、社会服务和环境保护；

    ———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参加公民服务的公民要给予一定生活补贴，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国家设立专项资金，通过项目方式推进公民参与服务；

    ———公民服务基金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专门划出，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赞助公民活动。（本文采写得到新华社青海分社记者朱建军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志愿者如是说

    ■李亮，索站11月志愿者，冯勇遗体最早发现者之一。

    兄弟，抽烟了，你爱抽的三五没有了，给你买盒中华先对付吧。

    兄弟，烤肉、饼子、羊蹄、腰子、酸汤面都上来了，吃吧！兄弟，我无法闭眼，你年少健康的身影无法从我脑海离去，为调查交配期藏羚羊，我们越野在可可西里，30天我们朝暮相处，今天，是我离去的日子，可是没有你送行，我无法独行。

    ……

    兄弟，有人问我，为了一堆垃圾值得冒险吗？

    兄弟，你帮我回答吧。

    兄弟，抱着你好轻啊。

    兄弟，闭上眼睛吧。———摘自李亮日记

    ■赵伯生，索站10月志愿者，比冯勇早半月入驻。

    我们这拨有点特殊，管理几乎处于真空状况，很散漫而且随意，其间我还去了趟拉萨。

    30天的驻站时间，我们没有坚持就提前下来了。从我个人来看，在索站做志愿者有意义，但意义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比如青藏沿线，媒体都在大肆渲染如何注意环保，实际上那么多人，那么多民工，谁会把垃圾真正运到格尔木去销毁？我们索站距离青藏线也就100来米，每天都有灰尘往屋子里飘。

    应该说索站对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保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应该对这起事故担负责任，就此反省，索站难逃其责，但不意味着让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