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在我国蓬勃开展起来，但是，与社区建设的其他方面相比，文化建设仍然是比较滞后的。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文化自身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从而加以克服。
一、官本位文化心理
社区文化建设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街居文化建设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的文化建设，街居组织仅仅是上面的“脚”，而居民则更是被动的参与者；而前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在政府指导帮助下的社会行为，它动力和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和民间，是一种民间性很强的活动。但是，在我国很多人仍然以传统官本位的思维模式来看待社区文化建设，具体表现在：
(1)把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官方化”。这里所说的“官方化”接近“主流化”的意思。“主流文化”是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并对其他文化类型具有导向作用的文化形态。在我国，主流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占有中心的地位，而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则处于相对的边缘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文化以宣扬阶级斗争为己任，成为主宰一切的霸权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后，主流文化与时俱进，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基本上适应了经济体制转换和社会转轨的趋势。主流文化的弘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同样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也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只是体现于它在整个社区文化结构中占有多少比例上，而是更多体现在它对其他文化如民俗文化、人文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渗透与引导上。在社区文化结构中，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包括人文文化等民间性更强的文化形式应占有主要的位置。这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把社区文化主流化官方化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有的社区对政府的意志亦步亦趋配合得太紧，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有的地方把社区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工作划等号；有的地方赋予社区文化建设以招商引资的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结果是本末倒置：“官”文化开展得很热闹，而居民喜闻乐见的“民”文化活动被挤向边缘，甚至开展不起来。
(2)组织和运作方面的官本位观念。持有官本位观念的人认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充当社区文化建设的决策主体、组织主体甚至参与主体，否则社区文化是无法真正开展起来的。他们不相信蕴藏在居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为居民们最多只能搞一些零打碎敲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他们甚至没有把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能力放在眼里，他们只相信“官方”的能力。这种观点具有深刻渊源，中国自古是官强民弱的社会，社会和民间一盘散沙，基本上不具有组织能力，也严重缺乏组织资源，一切都要由官方来安排，老百姓只能在官方办的文化活动中充当被动的参与角色。另一方面，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自发的民间文化活动心存顾忌，怕这类活动会招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担忧无异于因噎废食，是没有必要的。
二、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心理
社区文化是一种属于公共生活领域的融通性共享性的文化。因此，只有打破家庭壁垒，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把“小家”与“大家”沟通融合起来，才能使社区文化建设成为可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文化为基石的，所以家庭壁垒是很难穿越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过阐述。陈独秀说，中国人实际上“只知道家，不知道有国。”他说“我们中国，家庭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顶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每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情。”他又说：“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庭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的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的公共心，真算十足了，虽然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家族文化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甚至发展着。从农村看，家族企业在非公企业中所占有的极高比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照说市场经济是揭去家族主义脉脉含情面纱的经济形态，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却反而为家族文化找到了一种很“现代”而又不乏效益的实现方式。当然我们更应看到，在城市，家族主义在表面上不像农村那样严重，但实际上并不逊色多少。依本文之见，大致有如下几种表现：
(1)经济上和生活保障上的家族支持。在城市中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经济上和生活保障方面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一个家庭在经济上发生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家族成员。比如子女读书或从事经营的筹款，等等，主要的经济帮助往往是从亲戚处得到的。中国的家族自古以来就发挥着这种功能。从现实的角度看，在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借贷融资活动)中，家族内的交易成本会由于信用有保证而降低许多。这正应了茅于轼的说法：“当社会上普遍地流行欺诈行为时，信誉成为了稀缺的东西。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至于保障方面，家族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某家庭发生病痛、急难等情况，能够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的往往也是家族。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后的今天，市民的工作生活较以前更加不稳定，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保障功能反而能得到更大的增强。
(2)情感上的家族支持。情感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天伦之乐是儒家文化所向往的最高情感满足。在目前的城市中，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交往常常是最频繁的，最牢固的情感交往。“每逢佳节倍思亲”，凡是逢年过节，最热络的也是最让人乐此不疲的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人情来往。这很形象说明家族文化的巨大的情感凝聚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对“单位”的情感依赖也比较大，这是因为我国的“单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模拟家族文化的缘故，比为“以厂为家”、“爱校为家”的说法就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单位制的逐步瓦解，这种“模拟家族”的情感资源已经枯竭，人们进一步在情感上向家族回归。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是功利性很强的经济，人们在家庭以外的人际交流中，“情感”也往往也成了谋取功利的资源而失去了它的本真性，即便像“同乡会”、“同学会”这样情感性很强的人际交往，也常常不能免俗而带上功利色彩。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也只有在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中，人们能够才能摘去面具，轻松自然地以本我的面目出现，从而得到情感上的补偿。
(3)道德上的家族支持。道德感是正常人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特殊情感。人们需要通过道德的自我认定来得到某种心理满足，也需要借助道德来完善他的外在形象。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对封建道德的恪守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费孝通说：“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回答了他的学生，最后归结到心安二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另外，如“问心无愧”、“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等说法也说明这个道理；第二方面，人们通过对道德的恪守展示了自己的外在形象。因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道德面貌对于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往往是颇有德行的，因此能得到较高的道德认同，从而维持了自己“好人”的形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道德有“公共道德”与“家庭道德”即“公德”与“私德”之分，上面所提到的中国传统道德从根本上说只限于私德范围。梁启超认为，中国道德发达很早，但都是私德，如《论语》、《孟子》诸如所教，十居八九为私德，公德不及其一。私德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道德。按照福山的说法，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社会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而高信任度社会的信任则超越了血缘关系。公德的基础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与平等、权利、义务和正义等理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私德是以血缘为纽带，与狭隘的私利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两种道德的基础和形成机制完全不同，因此两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无法沟通与对话。社区道德是一种公共道德，如果社区居民不能摆脱私德的窠臼，不树立公共意识，不接受现代的道德理念，那么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三、小市民文化心理
按照《辞海》的定义，小市民是“指旧社会城市中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居民。一般属小资产阶级，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实际上，小市民在当前城市中是存在的，而且在人口上占有较大的比例。需要指出的是，小市民比之于它的“前身”——小农则具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勤恳善良，为我国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但是，如果以现代社会城市市民的标准来衡量，小市民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弱点是明显的，这些弱点不克服，社区文化建设是难以得到顺利开展的。
(1)心胸窄，“自尊”强。小市民由于生活天地不够开阔，又受到学识的限制而缺乏视野，因此心胸比较狭窄。他们常常会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而烦恼不已，或者吃一点小亏就会承受不了。小市民在人际交往上往往格外敏感和自尊。稍微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就会以为受到奚落而作出过度的反映。在与强势人物打交道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小市民也因此特别讲排场、要面子，如在办婚丧喜事时，平时很“抠”的他们会不惜巨资，把这些事情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因为这些是他们赢得“自尊”的途径，而这样的途径对他们一生来说是不多的。按照阿德勒的观点，人们追求优越感的冲动恰恰源于“优越感”的反面，也即自卑感。小市民由于社会地位不高，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尊心格外地强。
(2)急功近利，容易满足。小市民十分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是小市民恪守的信条。至于长远的利益或者要通过与人长期合作才能获得的利益，他们是视而不见的。小市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比较容易获得满足，只要衣食无忧，也就差不多足矣。精神上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多少非分之想，比如“创业热”、“探险热”不大会在小市民中产生。每天能够看看地摊上的刊物和港台的肥皂剧，或者打打麻将、扑克也就很满足了。小市民中少有虔诚迷狂的宗教信徒，但他们多少相信“命”，他们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归结为“命”，因此心态很平和，但也不够积极。
(3)缺乏平等观念、权利意识。小市民从骨子里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在他们的家庭里，长幼尊卑是比较分明的。在家庭以外就更是如此，他们心目中真正有分量的是“官”至于经商发财的人要逊一筹，教师学者之类的他们虽然尊敬，但在心里头却没有什么地位；至于“乡下人”他们是看不起的，话里话外总是拿“乡下人”作为笑资，并在笑声中得到某种满足。近年来，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城市中比较看不起农民工的往往就是小市民。
小市民虽然胸无大志，但如果谋到一官半职、握有一点小权或者发了一点财以后，立刻就能无师自通地找到“人上人”的感觉。小市民对于平等、权利这一套现代观念基本不信，他们认的是权势，认为只要当上了官发上了财就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权势，否则，哪怕厄运连连他们也能承受。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他们虽然崇尚“官”，但对“官”的公正性道义性缺乏起码的信任。如果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犯，首先不会想到“法办”、“官办”，而是会本能地去找关系托路子去“私了”。这种心态还表现在信息的获取上，他们一般不太相信来自官方的渠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的信息，而是喜欢一味打探小道消息。他们对小道消息具有天然的敏感和兴趣，拥有小道消息来源的人，往往能让他们高看一眼。
四、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
社区文化建设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从较低的目标来看，社区文化以满足居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主；从较高的目标来看，社区文化建设是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但是，许多地方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不管是从决策、目标角度还是从参与角度，并没有把居民的主体地位放在应有的位置来考虑。这主要表现在：
(1)讲排场，做表面文章。有不少地方十分“重视”社区文化建设，也抓得很紧，又是电视又是上报纸，不可谓不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做给上级或外面看的，与当地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没有多大关系。有的社区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得奖，于是一切的一切都围着奖杯转。理应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老百姓对这种现象是十分不满的，他们不甘心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充当陪衬或“托儿”的角色。长此以往，他们的那一点儿本来就不算很高的热情会被形式主义消磨殆尽。
(2)重硬件，轻软件。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由于有的地方对文化建设理解上的偏差，往往把目光盯在硬件方面。他们以为，文化建设无非是一个钱的问题。只要筹集到资金，什么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在社区文化建设上，一味注重硬件而置软件不顾，那么再多的投入也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弊多利少的，比如有的社区耗巨资建设成的设施齐备的文化馆、娱乐中心，结果健康的文化活动难以开展起来，倒是被当成打麻将的赌博场所或是播放不健康碟片的场所。有的地方，虽然搞了许多文化设施却不许住在社区内的外来户、农民工入内，搞歧视政策。殊不知，这种做法本身是对社区文化建设莫大的嘲讽。
(3)重宣传、娱乐功能而轻心理关怀。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宣传和娱乐性的功能，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理应把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但是，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对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作为一种“现代病”，人们在心理上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忧郁症、孤独症、焦躁症患者急剧增加，心理失衡现象也相当普遍。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社区，这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困难，疏离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美尔《时尚的哲学》中指出，由于城市人口数量多、密度大，人们接触到大量的人和连续不断发生的事件，所有这些都对个人产生种种刺激，大量的刺激会使人难以承受，为了防御被过多的刺激所淹没，城市人往往会产生和形成一套减少刺激的适应性心理机制，这就构成了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一种城市人交往行为的特征，即为了保持心态节省情感的付出，城里人相处时就比较肤浅。情感交流是人的基本心理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心理问题和疾病就会不招自来。心理问题和疾病给患者带来难言的痛苦，给社区的文化氛围投上了阴影，也会给社区乃至社会的安定造成影响。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比常人承受着更多的经济和精神压国，因此，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问题当成重点，在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抚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