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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抑或外引: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 ———以湖北武昌区的“院落自管会”为例
2018-12-17 17:26:59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7卷 第3期 作者:尹浩 马涛 【 】 浏览:0次 评论: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城市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机制问题是当前中国基层政权建设、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的核心关键问题。然而借鉴发生学理论的批判性思维,突破层层迷雾,不难发现,关于社区公益组织生长的不同观点主要是基于两大理论视角展开——自发性视角与建构性视角,前者受西方经验与知识系统影响,从自组织理论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解释了国家权力对社会自主和独立的排挤效应,这种思维定势导致了一系列后果,如得出国家与社会对抗、行政与自治无法衔接等困境。后者虽然关注到了转型期发展国家中社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以及国家元治理单元的重要功能,得出国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发育的结论,然而在微观的社区层面上,缺少更加详细的分析论证,特别是威权体制下国家如何形塑了社区公益组织,又为何要改变干预方式,以及社区公益组织培育方式对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存在何种影响,还缺乏理论分析和现实关怀。

 

二、综合性视角:社区公益组织生长路径的选择

考察社区公益组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归结起来,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中国社会组织的生长划分为政府选择模式和社会选择模式,其中社会选择模式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生长的理想途径。二是从“政府—非政府性”两个维度,将社会组织生长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政府影响型和组织自主型三个模式,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发展路径。三是依据社会组织培育主体,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培育”、“官民合体培育”和“社会组织主导培育”三种模式。四是根据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远近,将其划分为内卷、合作和草根三种模式等。

 

总体来看,关于社会组织生长模式的探究主要围绕“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建构与自发两个视角,探究社会组织的生长方式。建构是指社会组织只有在外界组织主导支持下,才能得以成立;自发是指根据需要、兴趣或其他理由,在无外界组织明显介入下自然生长而成。反思当下社区建设,自发性视角虽有助于解读国家权力过度干预基层社会运行的弊端,强调社区公益组织运行中独立性与自主性,却忽略了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集权力、资源、信息于一身的国家介入社区公益组织的积极影响。从建构性视角上来看,放眼社会组织生长发展历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并无对抗或破坏国家基层政权力量,反而国家管理者决定鼓励基层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促进群众自组织体系的完善,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的有效补充力量而存在。然而,政府干预下的公益组织也存在因过度依附行政资源而出现半社会化、半官僚化特征,“到头来不免强化现有威权体制并抑制民主转型的可能”。这不仅不会带来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公共理性的增加,社区居民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而会加剧社区结构碎片化程度。除此之外,上述两种视角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都对一些特殊领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建构性视角在理解正式社团,如工会、妇联、基金会等运行逻辑上有较大优势,自发性视角则证明了远离于政府之外的草根组织依然能够发挥重要的功能。从现实经验来看,在建构—自发与国家介入—退出之间存在广阔的空白地带,如国家建构下社会组织自发生长路径、社会主导下社会组织建构路径等。

 

出现上述两个视角的原因在于,他们都预设组织培育主体与组织生长方式决定了组织功能发挥,忽略了社区组织生长与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联,混淆了社区公益组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属性。从社会组织功能与目标定位上来看,社区公益组织的核心要义在于促进社区居民公共理性,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丰富社区服务种类,满足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突显横向整合网络对居民自治能力的积极影响。换句话说,组织培育或自发本身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居民,实现助人自助的宗旨。因此,我们必须突破“建构—自发”与“政府—社会”二分对立视野,通过对既有观点的批判与吸收,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设中的元治理定位考虑,即基层社会自治生长发育离不开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城市基层社会的有效运行渗透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笔者试图通过引入内生和外引两个核心变量,以反映国家介入下社区公益组织网络的培育路径,弥补二分法造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努力将争论焦点拉回到现实中来。

 

三、内生与外引:基于制度发展理论的逻辑推演

针对公共事务治理困境,美国政治学者埃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借鉴托克维尔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制度发展分析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确认行动场域、相互作用的模式和结果,并对该结果进行评估。其中在行动场域结构中,行动情景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受制于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自然物质条件变量影响,而结果将间接推动上述三者对行动场域的影响强度。虽然该理论分析框架具有宏大的理论抱负,但目前还主要局限于应用在与公共事务治理相关的领域。社区公益组织是社区系统良性运行重要的元素,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公共事务,其运行既受社区权力结构分布、居民参与水平等社区运行情景影响,作为行动者又受制外部资源、共同体属性、规则认同等外部环境影响。

 

通过理论演绎,我们提出中国城市社区公益组织应走内生为主,外引为辅的培育路径。其中,内生是指通过对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培训与政策引导,将社区工作者转化为专业社工,借助其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与居民对其的信任,承担社区公益组织的孵化、评估、监管事务的方式和过程。外部引入则与内生培育相对,是国家通过公共服务购买,外来引入较为成熟的专业社工机构以及专业服务社会组织,以社区外部供给的形式,为居民提供服务或承担起社区公益组织评估、监管与孵化功能的方式和过程。在选定了基本分析工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政策环境,我们开发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社区公益组织生长的理论分析模型,以便解读国家有效介入下社区公益组织的生长

路径。

 

(一)我们考察社区公益组织赖以运行和发展的外部资源环境

制度分析学者认为虽然制度规则能够深刻影响行动情景,但若考虑到个人或组织所在的外界自然和物质环境,尤其是考虑到公共物品的排他性、资源流动的衰减性等问题时,行动者通常会对外界资源条件巨大的差异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使规则适应不同属性的结合。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居委会)掌握着社区公益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资源,这决定了社区公益组织的治理潜能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能量,也很难大规模自发生长,只有在基层政府的有效介入中,在社会工作社区化逐步推动下,社区公益组织才能规模化发育。另一方面,“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之间的紧密耦合会带来组织的高效率”,行政组织为降低执行成本和效率,也需要借公益组织网络。这为社区公益组织将逐渐与行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形成一种基于资源交换的互惠关系创造了可能。据此,我们认为基层社会公益组织的生长需要国家的有效介入。

 

(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育滞后——这一共同体属性对社区公益组织生长的影响不应被忽略

共同体属性的主要内容包括社群成员对行为规范的理解与认可度,潜在利益相关者对行动结构的共同理解的标准、生活在同一共同体内人们的偏好的同质性等重要文化变量。放到城市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上来看,单位制解体背景下的社区建设,行政管控意味浓厚,社区社团发育迟缓,居民自发组织化程度低,居民缺乏公共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在此背景下,民政部提出了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而居民公共参与和居民自组织水平提升是实现该任务的关键环节。居民自我组织化发展的前提在于要赢造社区居民组织化的有力环境,自下而上推动发育社区性社会组织,尤其应积极鼓励社区居民依据其需求,组建志愿者、互益型等社区类公益性组织。该组织能够通过公益产品的外溢,及时补充社区短缺的公共精神与社区社会资本,弥补社区居民自治的短板。

 

(三)使用中的制度规则(相对于文本规则)对社区公益组织的生长路径不宜被忽略

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消减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规则规范的行动稳定性取决于赋予用来描述一系列规则的措施的共同意义”,即受制于规则约束下的行动者对其的理解及在理解基础上所达成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哪些行为是必须的、禁止的、允许的,具体由进入和退出规则、权威规则、信息规则等七要素组成。换句话说,行动者对规则的认知和理解影响着行动情景,进而影响着行动者行动策略。在中国社会结构背景下,受单位制解体、新兴社会组织共同体发育滞后等多种因素影响,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学界与政界强调要兴办社会组织,推进公共服务购买、PPP资本运作模式、公益创投等新型治理工具的使用,以承接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缓解公共服务供求压力。而上述公共服务购买运作形式的绝大多数针对的是较为成熟的专业类社会组织,如残疾人康复训练、留守儿童心理慰藉治疗等服务组织,他们在专业服务上,能够缓解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紧张局面,但因该类组织行业高门槛的限制,以及服务对象的普遍性,更多的是在社区外领域发育而成,因服务需要而被引入社区。

 

(四)我们将社区行动场域作为结构变量,重点考察社区运行情景与社区公益组织生长的关系

社区运行情景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社区内各类行动主体所形成的关系和状态。实践中,社区运行情景呈现出一种结构上碎片化,即社区内各个行动主体存在的隔阂、隔离以及冲突的关系,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社区空间的碎片化、社区碎片化等,主要表现为居民参与社区水平低下,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动力不足以及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分散化三种。社区运行情景下社区结构碎片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区组织横向整合能力不足、政府纵向调控不足,以及居民社区公共参与能力不足,社区自治水平低等困境。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必须与社区治理能力相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与自我监督能力的提升。目前社区外涌现的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虽然提高了社区专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满足了市场和社区需求导向下的专业化需求,但社区外专业社会组织的引入,多以提供实操性的专业服务为主,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社区居民自我组织化的发展。英国“第三条道路”发展理念与政策实践提醒我们,积极福利政策的改善是以居民自我服务能力提升为基础的,而非通过专业化组织的尽心服务,代替政府大包大揽。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社区公共服务,除了政府部门与社区外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介入外,更要通过内生主导下的社区公益组织培育路径,激发居民组织自我治理意识与责任,提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水平。


四、个案分析:湖北武昌区张家湾社区院落自治的诞生

为了更好验证上述理论假设,本文以湖北武昌区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中较为成功的“院落自管会”为例,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剖析,验证内生为主外引为辅下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田野:个案概况

张家湾社区隶属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地域面积0.35平方公里,居民3206户,10592人,其中常住户数2858户,常住人口8949人。该社区共有楼房90栋,其中单位房有10栋。本次研究对象为该社区的73、75栋所在的封闭院落,该院落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分别是湖北省国资委宿舍楼和湖北省乡镇企业局宿舍楼,面积共计3200平方米。其中,73栋有四个单元,六层楼共42户;75栋有三个单元,六层楼共36户。

 

(二)院落居民“代理人”的转换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吸纳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并把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多功能的细胞体。在这种旧体制下,居民的地位身份、福利待遇与单位挂钩,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政社分开步伐的加快,单位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单位人逐步失去了单位的庇护。

2012年,当该院落的门卫张师傅向居民提出:工资太低,要求涨工资,否则就离开的声明后,两栋单位居民立刻向各自单位反映情况,令他们惊愕的是单位居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被告知以后不再由单位给门卫发工资,由居民自行解决。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反应很强烈。

 

当时我家老头子跑到单位(湖北省国资委)向领导反映了这件事情,领导当时推三阻四的,我家老头子去了几趟,后来那个领导干脆讲:“现在这些事情不都是归社区管嘛,单位现在不管这事了”。我家老头子回来一给我讲,我就可生气,晚上吃完饭我就跑到门口纳凉的地方给几个老婆子说了这件事,大家也都很生气,但也没啥办法。第二天基本上在这个院子住的人都知道了,单位不管了,让我们向社区反映,自己想办法。能有啥办法呢,很多人天天也不出来,见不着面,也不表态。有人说每个人都兑点钱,也没多少人响应。那个张师傅后来干到月底看也没有给他加钱的意思,就不干了。(居民访谈,资料编码:2014070801)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控制了个人生计与发展资源,单位领导因具有阐释政策规定和分配资源权力,单位人在追求私利时不得不依附于单位及单位领导。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被迫退守到社区,依靠国家的特殊身份与相关政策和熟人延续的互助传统,试图继续争取单位代理人的支持。当意识到失去了单位保护以后,大家有最初的不知所措到发牢骚、抱怨之后,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每人出点钱”把门卫的工资给发了,但因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很多人保持了沉默,集体行动共识难以达成。无奈之下,该院落居民想到了他们的另一个代理人,纷纷请求居民委员会的介入。

 

当时的社区书记姓方,人蛮好。她一听说这事,就把社区群干组织起来到社区开会。当时有人提出来,说每家每户一个月出点钱,再请个门卫负责看门与院落卫生打扫。当时几个人算了一下,一共78户,每户每月出20块钱。每次交100块钱,管5个月。但是当时有些人是不表态,有些人不是很情愿交钱。方主任就带着社区的干部挨家挨户敲门,上门做工作。哎呀,很辛苦啊!有些人上班,白天还不在家里,我记得当时方主任大概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基本上给每家每户都做了工作,方主任这人蛮实在,工作很负责任,我们当时都看在眼里。最后,好说歹说,有70户愿意交钱,剩下有6户常年不在这住就不用交了,有两户说家里困难,不愿意交。再加上我们这大门门口有副食店、小超市,方主任跟他们说后,他们也愿意交钱。我们请到门卫之后,每天把他们门口也都给扫一下子。他们也愿意交钱,就这样算是把钱给解决掉了。方主任还给我们安排了收钱的人,我们这总共有两栋,7个单元门。方主任就每个单元安排了一个人来收钱,我就负责收我们这一单元的钱。可是好景不长,2年后负责收钱的人因身体原因,不能爬楼挨家挨户上门收钱,加上也有部分居民不愿意交钱,原来负责其他楼栋收费的人也开始嫌麻烦不愿意再管此事,门卫因工资不能兑现再次发生离岗事件。随后,大家又将此事反映到了社区。(居民访谈,资料编码:2014070801)

 

随着计划经济渐行渐远,过去由单位组织包揽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使得社区本无实质组织的居住单元向利益整合与组织层面转变,但组织化程度低的居民无法处理这种公共性的问题。在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社区居民委员会试图通过行政整合,如安排人员收费行为等措施,重塑社区院落秩序,但并未得社区居民全部认同,居民的参与热情并未被调动起来,也体会不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这种情感,以至于后来收费很快进行不下去。复杂的院落情况依靠行政整合来管理是不可能形成善治的,负担日益繁重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也难以撬动集体行动的困境,发动居民参加民主活动和社区居民自我服务也成为了空中楼阁。


(三)院落自管会:居民自治能力提升的有效探索

湖北省民政厅意识到了社区公益组织在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的重要性,联合省财政局、组织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省妇联等社会团体,于2014年4月为全省部分区、市的城市社区工作者开展了为期5天的社区工作能力培训,以期为湖北省首届社区公益创投大赛、试行公共服务公益采购和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购买,提高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能力打下基础。不同于以往常规培训,此次学习实践活动从理论技能学习、实践检验、公益创投大赛、督导检查、到最后成果验收,历时1年。湖北省民政厅与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各项事宜。其中,省民政厅出台相关政策、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提供社区公益组织培育所需的“种子基金”,研究中心作为专业团体,为社区工作者提供能力培训,传授公益创投技术及组织孵化流程,并承办首期公益创投大赛及中后期的督导和评估工作,专业社工(具有社工资格证的社区工作者)负责社区公益组织的项目孵化与服务跟踪,指导推动培育而成的社区公益组织开展项目运作(如图1所示),探索开创“社区需求让居民表达;社区问题让居民讨论;社区事务让居民治理”的新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社区工作者理念有很大改观,并逐步掌握了专业社工的方法与技能,能够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社工专业技术方式、方法解决社区实际问题。

 

居民有的给我打电话,还有的到我办公室里直接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故意推脱,说社区正在想办法。其实我是故意压着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想让他们体会一下,这么大个院子如果没有人看管、没有人打扫,会是什么样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院子脏的不行,刮风天,塑料袋都吹到天上去了。很快居民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正好当时我们已经接受过专业社区技术的培训,就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就是什么事都大包大揽,自己忙的不行,居民还不领情。现在有了事情,我们引导居民自己解决,让他们参与进来,他们也就有了热情,有了主人翁意识,他就配合你,工作也好开展。

 

5月24日黄昏时分,通知到位后,居民楼栋会议正式召开。第一次会议来了33人,经过参与式需求调查,居民自我整理出“要赶快聘请值班人员;物业费由谁收、物业费的收取标准;有车族是否应该交停车费以及收取社区外停车费的标准;院子能否种菜”四大类问题。在社区书记高桂萍的引导下,经过打分排序和居民自我协商,确定了优先解决事项的顺序。之后,居民自己分组讨论,初步商量解决措施。


6月2日晚5点,院落第二次会议召开。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社区书记把两位门卫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给大家作了介绍,并请大家自己选择。听完此言,居民一改事事抱怨社区居委会的习惯,普遍认为居委会办事效率高,服务管理认真。在讨论完院子门卫人选之后,大家又继续讨论了卫生、治安等费用收取问题。最后,平时在院子里比较有威望,人缘较好并且热心院子事务的几位居民纷纷被推选出来。至此,73、75栋院落自管会初步建立起来,居委会主任作为重要指导力量也成为了其中重要一员。2014年11月武昌区政府在省内率先引入上海恩派机构(NPI),建立了区—街公益孵化园,助力社区公益组织发展。之后,随着专业社会公益机构介入城市社区工作的推进,院落自管会组织在专业社工与社区社工的双重指导下,逐步完善了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召集居民协商制定了院落居民规约,并先后成功解决了门前绿地不足、发廊音乐噪音扰民、院内乱停车等老大难问题。

 

五、内生为主外引为辅的再讨论

湖北省武昌区探索进行的社区公益组织培育模式,建构起了“政府—专业团体—专业社工—社区社工—社区公益组织”的五层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内生于社区的社工与社区公益组织与社区居民能力提升相联系是这一模式最大的亮点。相比于主要以外部引入为主的培育模式,内生为主导的建构更加有利于现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也能发挥社区公益组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效用,形成了城市社会自我规则化机制,克服了社区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徐勇先生将我国国家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大民主时期,群众运动高涨,但主角是领袖人物;改革开放后,基层治理为小民主时期,最初的主角是居委会干部,“只见政府主治,没有群众自治,只有政府主导,没有群体主体”,导致一定程度上群众自治处于空转状态。“一项以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和行政权力强力支撑,而后者的有效性又恰恰来源于他的集中和强制,无限制的渗透在社会领域中必然带来对社会权利的损害”,正是这种行政权力的过度渗透与基层居民自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由此出现了“90年代后期的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尽管颇具创新、成绩斐然,却勃兴不足十年”的尴尬困境。第三阶段是即将迎来的社区治理民主时期。在这一时期,微自治是现代社区建设的着力点,即通过社区社团的培育提升居民公共理性,推动自治舞台的运转,凸显居民自治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院落自管会”治理经验中,政府一改以往行政权力直接建构培育基层社会公益组织方式,改为借助专业团体与社工协会,尤其更加注重社会工作社区化进程的推进,缓和了行政与自治的张力。在社区公益组织培育上,不同于杭州、上海等沿海社区外组织引入模式,湖北基层政府更加强调“以社区居民需求,提升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为导向”下的社区公益组织培育,通过项目购买形式,一方面支持了社区外组织与社区居民需求的对接,另一方面借助社区工作者能力的提升和社区外专业社工的介入,将社区内的地方性知识与社区外专业知识有效衔接起来,寓权威于公共服务当中,提升了社区组织化水平和居民治理的能力。

 

内生于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尤其以社区公益性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缓解社区公共服务供求矛盾,减少居民对政府过度依附上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要素。在此过程中,社区党委和居民委员会发挥着沟通政府与居民桥梁作用,是保持国家和社会彼此信任、合作互动的重要中介。志愿者类、互助类、治理类等社区公益组织,则在帮助他人过程中逐渐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它正是陶传进眼中的“具有培养人们的政治参与、自主运作、增长全能的作用,促使人们以公民的姿态进入到更广大的公共空间中”的民间组织。他们在改变社区结构碎片化状况、改善社会基础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组织共同体生长发育的根基,是当前培育和生长的主体。然而,众多内生于社区的各类组织在发挥着积极功能,被赋予美好想象的前景时,其自身也存在着组织共同体冲突、非规模化发展困境。前者是指内生于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会因共同体对外排斥的属性,有撕裂社区居民整体性的可能。后者是指社区公益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时,因规模过小、资质不足,无力承接,同时数量众多的组织达不到民政注册的要求,而仅能在社区或街道备案,由此导致责任主体缺失,使得监管和评估无从着手,致使政府与社区组织互动缺乏基础平台,社区治理流程难以持续进行。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为克服上述困境,在省内率先引入上海恩派专业社会组织,为社区公益组织赋权增能,以克服组织分散化,推动社区公益整合网络的形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条件的街道纷纷成立街道公益园,将社区内发育而成并具有潜在发展的公益组织引入该园,以扶持其发展壮大,并推动其向专业化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社区外部较为成熟的专业服务类公益组织,如残疾人康复协会等,社区外筹资类公益组织以及志愿者类组织,为公益组织的规模化发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该辖区内的张家湾社区自治院落的成长,正是当时所在街道积极介入下,社区内生式培育为主与社区外引入为辅相结合的产物。

 

六、结语

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机制与培育路径问题是转型期内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已有的研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探讨。现有研究主要沿着“国家退出—国家介入”、“建构—自发”两大范式延伸。但两类范式研究思路相异,结论不同,鲜有交集。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弥补理论鸿沟将是这一问题解读的关键。本文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努力尝试。通过对社区性公益组织发生逻辑分析,我们认为现有的文献争论焦点混淆了社区公益组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忽略了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方式与社区居民治理能力提升的关系。西方学术和理论背景下,外部引入与内生自发在社会组织生长中完全可以混同使用,社会组织诞生之初就是居民基于自身需求组建,它本身既是内生自发的,又是政府政策激励建构的结果。因此,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可以直接用来衡量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基层生活民主程度以及居民治理能力发展状况。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基层社会领域发育的迟缓以及当下“社区失灵”的困局,决定了不同于西方社会公益组织的生长路线,需要在国家有效介入下走内生为主外引为辅的培育线路。唯此,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提升的载体与平台才能得以完成,国家介入下的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才能得以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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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内生;外引;社区公益组织;培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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